尊敬的各位先进:

　　大家好！

　　衷心感谢会议主办者的盛情邀请！吴光会长推荐后学在这个盛大庄严的开幕式上代表学者做主题发言，给予后学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对此也衷心表示感谢！

　　承蒙关照，后学一直从事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调查研究，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论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华儒学复兴。

　　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起源于希腊文“anthrōpos，人”以及“-logia，学科）”，即研究人的学科，亦称民族学。人类学起源于十九世纪欧美学者对非欧美社会的研究。那些社会被称为“野蛮的”、“原始的”、“未开化的”、 “无文字的”甚至“落后的”社会，这是由于受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源始》所阐述的生物进化论影响，所以人类学初期的文化传播主义与社会进化主义学派盛行。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属于进化主义学派，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产生过重大影响 。

　　由于进化论者所示的理论根据不充分，逻辑推断也不严谨，而且具有明显的自民族中心主义色彩，所以至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进化主义相继被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新进化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一系列学术思想所取代并确立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共识，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文化相对主义由美国人类学者博厄斯（Franz Boas ）提倡并由其弟子进一步完善。其中心思想是，文化是在适应环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逻辑、家庭制度、风俗习惯、社会结构、世界观和道德观，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人们不应该站在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或用判定优劣的观点来认识异文化，而应该同时站在他者的立场去理解对方并求得与其平等共处。而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必须走出书斋，进入他民族的社区，从事长期的实地调查，体验他者的生活方式，掌握第一手资料。

　　后学于1962年出生在湖北省京山县的农家，可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1980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2年3月赴日留学，一直专攻文化人类学。主要致力于在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及美国等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立足从“农家子弟”视角展开有关家庭制度、亲属关系、宗教礼仪等方面的比较研究。

　　由于后学在中小学生时代主要只背诵了一些《毛主席语录》，也没有学过外语，所以在赴日留学后经常深感自己各种基础知识的贫乏。大约五、六年前，后学开始自学四书五经，并将其纳入人类文化学的视野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对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孔庙以及释奠礼进行实地考察，探求儒学的异文化交融历史与未来前景。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农家子弟，在异域自修儒家经典自然倍感亲切，对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与精髓心领神会，对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思想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力倍感敬崇。

　　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同时也常常感到儒家经典中既闪耀着自省自律以及谦卑宽容的相对主义光芒，如“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和“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章句上》）等，同时也存在着强调价值同一性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等价值观也是相对的，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并传承创新。

　　如果我们只强调文化与价值观的一元或单一性，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确是道德金律；但如果我们承认文化与价值观的多元或多样性，注意站在“他者”的角度看问题，尊重他人与自己的差异性，那么后学主张“己所不欲，亦施于人”以及 “己之所欲，慎施于人”的提法也可以成立，符合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道德规范。比如，我自己最近不喜欢吃猪肉，但如果知道妻儿或朋友特别喜欢，那么也可以考虑烹调猪肉佳肴，宴请他们品尝，让他们健康快乐。

　　此外，儒家经典中的具有明显的自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类似古典进化主义思想。比如，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也许当时孔子并没有蔑视夷狄的民族优越感，只是主张用礼来治理安定社会，并特别强调道德礼仪的重要性，并根据礼仪来区别先进文明的华夏与野蛮落后的蛮夷“华夷之辨”观。但实际上，道德和礼仪因民族不同而存在差异，都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况且，儒家所强调的礼本身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另外，日本曾对儒家所强调的礼进行了吸纳、取舍和创新，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中国历代儒家都认为最重要的礼是子女对父母的礼，践行合格者被誉为孝子。

　　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孝经·纪孝行章第十》）。

　　孔子认为在这五项礼中丧不能忽视。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这里的丧事包括葬礼与祭祀礼，孔子认为对子女来说父母死后的丧事与生前的赡养是一样重要的孝行。

　　而孟子则认为丧事比赡养更重要，“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章句下》。

　　儿女守丧尽孝的期限很早就确定为三年。“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礼记·中庸》）。

　　《论语·阳货》记载了弟子提出将三年之丧简化的必要性时，孔子持否定态度: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 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认为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成为历代儒家都特别强调的礼。隋唐时期居丧制度全面法律化，居丧制度全面入律，《唐律疏不仅对违反丧居制度的罪行及量刑办法有明确规定，而且还把违反居丧之礼列为“十恶不赦”的罪状之一。

　　但是，江户时代的熊泽蕃山(1619-1691年)、广濑淡窗(1782-1856年)、西川如见(1648-1724)以及贝原益轩(1630-1714)等著名儒者都否定了“三年之丧”的普世性，认为没有必要在父母去世后守丧三年。日本自古以来即使父母去世守丧也基本上为一年。奈良时代的《养老令》九<丧葬令第二十六>规定：“对君、父母、夫、主人的服丧期一年”。江户时代于贞享元年颁布的服忌令也规定：“忌五十日、服十三个月”。

　　另外，中国儒家思想是以孝为根本，移孝为忠。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通常舍忠取孝。孔子和孟子都是主张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要把维护孝道放在首位：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

　　两位圣人这样的教导，也使中国人通常将孝放在首位，忠次之。但日本历史上对此并没有直接应用而是采取了另一种读解，认为忠应重于孝，江户时代水户学的代表人物会泽正志斋(1782-1863) 与藤田东湖(1806-1855)则分别在《新论》与《弘道馆记述义》中提出了“忠孝一本”、“忠孝不二”的忠孝一体论。明治维新后，这一思想则通过在明治23年 (1890年)10月30日颁布的《教育敕语》得到充分发挥，作为国民道德的根本深入社会生活中。

　　当然，日本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日本人的生死观与中国大相径庭，是决定历史上日本精英分子读解应用外来儒家经典并通过至上而下地普及教育而形成日本儒教异质性的主要因素或客观原因。

　　诚如土田健次郎(『江戸の朱子学』2014:73-74東京：筑摩書房)所言，中国儒家并不是为武官而是为官僚提供的思想，具有卑‘武’尊‘文’的传统。因为日本尚武，而且吸纳儒家思想的主体基本上是武士阶层，所以历史上日本儒者解读应用都特别留意儒家经典中的尚武言论。比如，针对如下章句: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论语·颜渊》）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

　　很多日本儒者并不像很多中国人那样只根据上文解读孔子轻武，而是参考《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语录“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以及“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等推断孔子也重武，努力让儒学适应武家社会并建构了文武两道的思想体系及其教育方针。比如，狄生徂徕在《铃录》(序)中指出，中国古代本来重视文武两道，但孔子以后只重视文了 。而加地伸行(《『論語』再說》2009: 61-65、中央公論社)则分析孔子曾有担任国政志向，但由于对提问者所提问题仅是军事技术而不满，所以故意说了谎话。实际上孔子也重视武装。

　　总体而言，与尚文的中国文人士大夫重视“知”与抽象思维的传统相比，尚武的日本武士则更注重“行”与具体实践，这一传统一直传承至今。比如，现在日本很多大学及中学都有让学生练习射箭的体育设施“弓道部”(源自中国儒家传统教育六艺中的射)，而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教育机构则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传统体育设施。

　　日本在学习中华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按其自身的传统文化与文明体系有选择地吸收，并根据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当地进行加工取舍，继而不断创新的特征还体现在孔子庙建筑及其释奠·释菜礼上。

　　诚如铃木三八男(《日本の孔子庙と孔子像》1989:1斯文会)所言：“日本的孔子庙也模仿中国的孔庙规范，是在参考了《朱子家礼》、《仪礼旁通图》、《礼书》、《三才图会》等文献与寝庙以及祠堂后建成的。但是它们几乎都没有完全承袭中国孔庙”。

　　比如，江户时代幕府所建汤岛圣堂仿照了中国明朝的建制，其标志性建筑仰高门、入德门、杏坛门、大成殿等设施的名称来源、孔子庙的多次改建、扩建并不断完善建制，最后成为中国传统的三进院落结构布局。但后来增设了神社特有的“水屋”、大成殿颜色被涂改成黑漆，屋顶盖上铜圆瓦日久变成绿色。而晚于汤岛圣堂建造的水户藩弘道馆大成殿，其建筑式样与细微部分则仿照了神社寺庙建筑，仅在屋顶装饰上采用了明清时代的中国工艺技法。换言之，汤岛圣堂与弘道馆的大成殿虽然都是根据朱舜水制作的模型建造的，但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做了不同程度的改进。而到了江户时代后期，源自中国孔庙建筑式样的和式神道色彩日益浓厚，导致了弘道馆里社庙并立。

　　释奠·释菜礼在历史演变中也有类似的倾向性。如汤岛圣堂释奠礼衣冠样式的改变以及于1800年开始的以「延喜式」代替明代儒式、献茶式与《孔子颂德之歌》等仪式的导入以及奠币的内容简化与饮福受胙的形式变化等一系列举措，是释奠礼不断“化汉”并吸纳基督教要素，逐渐和式化的具体形式。在弘道馆大成殿举办的释奠礼以及在闲谷学校举办的释菜礼也基本上是仿照了汤岛圣堂的样式，只是还吸纳了佛教成分，神道色彩更加浓厚了。

　　日本各地孔子庙的释奠·释菜中普遍存在讲经环节的传承现象，值得我们留意并反思。正如彭林与张德付(《光明日报》2011年10月13日)所指出的那样，讲经本来是中国传统释奠礼中的重要仪式与内容，但是我们却没有传承下来，应该增加讲经的环节，并把名称由祭孔大典恢复为释奠(释菜)。

　　“礼失而求诸野”、“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国各族人民要在伟大领袖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体现中华文化(文明)核心价值的儒学复兴。而要复兴中国儒学不仅要从纵向(历史)的维度吸收前人创造的遗产，而且要从横向(国际)的视角借鉴他人或他国传承创新的经验与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的视野与成果以及日本儒教的经验与智慧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以上见解，并不一定正确，如能在共同促进中华儒学的创新发展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不胜荣幸。欢迎各位先进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 秦兆雄　

　                          　2015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