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孔子文化节”乃“东方圣城”曲阜一年之中最热闹最繁华的时段，而其中的高潮部分，则为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当天在孔庙隆重举行的“祭孔大典”。2006年，曲阜“祭孔大典”被列入民俗类中国国家级非遗名录。当下，从民俗学视角来考察和定义祭孔活动，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对以“孔子”为灵魂为核心的传统物态文明、精神文明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更可为推动孔子文化融入时代、深入大众、走向世界提供难得契机和有力平台。

　　民俗堪为民生的美学呈现。民俗，顾名思义，其“民”重在强调民间性、大众化，意味着其立场和使命在于扎根民生、依托民众、折射民情、传达民愿；其“俗”则重在突出作为一种“习俗”“风俗”的稳定性、艺术性，表明其形式和主体必然是多元的、草根的、历史的、活态的。

　　由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学长期为历代政权所推崇，儒学自汉武帝以后便呈现出“德性色彩”与“威权色彩”并重且以后者为主色调的传扬态势，因而祭孔也随之彰显出极其明显的官方背景和政治意图，祭孔长期被小众化、精英化，且与“民俗”存在很大距离甚至隔阂。正如谭嗣同于19世纪末在《仁学》中所言：“孔子庙，一势利场而已矣。”但伴随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如民俗专家断言，当代中国民俗文化的发展模式正从“政府主导型”转向“社会主导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转型也将把 “祭孔大典”推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鉴于孔夫子在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决定性作用，“祭孔大典”作为一种民俗，便具有了明显的典范意义。通过走进“祭孔大典”，我们可以管中窥豹，触类旁通，更好了解我国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未来走向，更精准把握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传承模式、社会影响。

　　偶像的祭礼，有时就是自己的冠礼。

　　孔子曾告诫他的独子：“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荀子曰：“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在儒家先圣看来，“礼”乃人之为人的大学问，其所涉及的基本项目，与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建构息息相关。祭祀之礼更是强调要通过外在程式化行为来表达对先祖先师或某些被赋予神秘力量和功能的“超人”及类“超人”的感恩崇拜之情。祭礼之形式的神圣、肃穆、整严，及内涵的幽远、厚重、崇高，总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洗礼和情感的涤荡。所以说，参加一场祭礼，特别是像祭孔这样的隆重祭礼，才是一个人心智得以成熟、担当精神得以树立、文化认同得以觉醒的真正开始，这与生理意义上的冠礼给人带来的触动和影响，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一部“祭孔大典”史，可以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来解读。若从民俗学视角来看，其所承载的典范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一部“祭孔大典”史，就是民族文化认同不断增强的历史。

　　孔子以超凡入圣的智慧和胆量，承前继后，继往开来，为中华民族确立起传统核心价值体系，在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中，他以“素王”“帝王师”之尊，充任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第一位原住民，熔铸成坚不可摧的中国心，凝聚起一脉相承的中华魂。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弟子围绕其墓聚集而居，按时祭祀孔子墓，这一文教区域被称为“孔里”。“孔里”大约在今日孔林的位置，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儒家文化主题社区。司马迁还记载道：“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也就是说，在汉初，官员从政前，要先去“孔里”祭拜孔子，这已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种“规定动作”。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经过鲁国，以最高礼仪“太牢”祭祀孔子，开启官方及帝王祭孔先河。据史料载，汉高祖以后，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汉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后周太祖、宋真宗、清康熙帝和乾隆帝等帝王都曾到曲阜祭祀孔子。虽然这些帝王的祭孔，并不一定是在官方确定或民间约定俗成的时间进行，但由最高统治者参加的祭孔仪式，绝对堪称具有标杆意义的祭孔典礼。同时，历代帝王也不断加封孔子本人及其嫡裔，孔家逐渐成为天下第一家族。纵观历代尊孔帝王可见，其中不乏少数民族政权的帝王或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帝王。孔子在维护民族团结和睦、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上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见。荀子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荀子·大略》）官方高调祭祀师者鼻祖，不仅标志着国泰民安、文教昌明，也促进了政通人和、人文繁盛，更推动了以广大民众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与巩固。因此我们说，“祭孔大典”历来具备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发展的一般趋势。

　　其二，一部“祭孔大典”史，就是传统主流文化在传承传播中创新发展的历史。

　　孔子在回答子张“十世可知也”这个问题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大意是说，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前后相继，所增所减孔子都是知道的，以此类推，后世继承周礼的情况，他也是可知的。此处孔子提到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损益。孔子认为，礼会因时代不同而产生增减（损益），他高度赞同文化在传承中的创新。但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潜台词，那就是其核心的东西一脉相承，“世袭罔替”。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文化的孔子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秉持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的思路，既要保证其根本属性和本质特色，又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如孔子在对待先人文化典籍时，“述而不作”，增删有度，取舍有法，展现出“圣之时者”（孟子称孔子语）的坚定意志与开放胸襟。自古及今的祭孔典礼，时间不一，形式不同，而作为民俗类非遗的“祭孔大典”，明确于每年孔子诞辰日举行。与我国古代忌日祭奠先人的传统不同，于孔诞日举行最隆重仪式，也不失为对孔子文化传承传播中的一大创新之举。诞辰日举办隆重祭礼，弱化甚至消弭了哀思色彩和追悼意味，凸显出感恩意图和崇敬姿态，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

　　其三，一部“祭孔大典”史，就是地方文化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民间俗话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俗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发端于小众，原本属于区域性资源，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孔子文化虽肇始于邹鲁之邦，却早已由“地方性知识”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今天，“孔子学院”遍及海外，“孔子学堂”遍布国内，虽说其中有借用“孔子”这一象征性符号的意图，却也因其“孔子”之名而在普及应用孔子文化上显得“名正言顺”。在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倡导的“文化中国”这一大的人文视域下，“孔子”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旗帜性价值和标志性意义。如今，每年一度的孔子诞辰日“全球同祭孔”活动如火如荼。自2016年起，中国孔子基金会依托中国孔子网融媒体平台，连续多年发起线上“全球同祭孔”，通过信号切换直播包括曲阜“祭孔大典”在内的世界各地祭孔活动，并同时邀请知名儒学专家讲解点评，受到广大孔子文化爱好者、研修者的欢迎与好评。“祭孔大典”作为孔子文化在空间上向外传播、在时间上向下传承的一种特色项目和品牌，大大增强了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也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扬搭建起新的平台和载体。通过对祭孔资料的全面梳理和创新应用，加之互联网新技术、新媒体的利用，曲阜“祭孔大典”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东方圣城”作为孔子文化滥觞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巩固了齐鲁大地在孔子文化传播应用上的领跑角色，功不可没！

　　在未来，作为一种典范意义的民俗，曲阜“祭孔大典”应积极回答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祭孔真正走向民众，走向民间？一切民俗的最得力传承人，一定不是个人，而是大众。“小众”赋予民俗原初的生命基因，而“大众”才是其生命伟力的根本承载，如何以民俗形态展现广大民众的大美、大善、大爱，真正做到“社会主导”，“祭孔大典”依旧任重道远。二是如何引领各种祭孔活动并实现各种祭祀活动的“美美与共”？一方面，海内外祭孔活动已呈现喷涌状，蔚为大观，相对权威的曲阜“祭孔大典”既要对此进行正确引领，又要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从而保证各地祭孔活动科学理性、严肃活泼、与时偕行；另一方面，山东盛产圣人，儒家诸圣外，“科圣”“工圣”“兵圣”“农圣”“算圣”“书圣”“智圣”等都诞生在山东境内，但目前山东对圣人文化资源的研究阐发、挖掘利用可能尚处在初级阶段，“祭孔”理当在此方面“走在前列”并提供某些有益借鉴，从而丰富齐鲁民俗文化品类，繁荣齐鲁民俗文化事业，并进一步为推动新时代中华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