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一直是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紧密结合的。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思想家对于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都表示了较多的关注。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往往同时又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总是较直接地服务于社会政治的。
稷下学者身居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时代,亲自经历了世事沧桑的社会变化。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当过行政官吏,参与过治理国家的实际政治活动,因而其政治思想就更为丰富多彩。
稷下学者的政治哲学,经历了由淳于髡的礼法,到孟子的礼义(王道),到田骈、慎到的道法(霸道),到稷下齐法家的礼法(王霸并举),到荀子的礼法(王道兼采霸道)的发展过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一、礼法并重
淳于髡曾积极为齐国统治者出谋划策,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政治思想,既有儒家礼的内容,又有法家法的内容。他是既主张礼,又主张法的。郭老说他是无所谓派,似指他具有儒法两家的思想倾向,即是说他的思想是不单纯的。
据《礼记》卷四十三《杂记下》孔颖达疏引刘向《别录》所说,《王度记》一书“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可惜《王度记》已经亡佚。从汉代学者所引用的十则佚文来看,它的内容主要是礼节制度方面的规范。它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等(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中华书局《文史》第六辑)。从这些内容来看,《王度记》的内容和《礼记·王制》相似,是根据儒家的礼制制定出来的各种等级制度。这说明淳于髡具有儒家礼的思想。
淳于髡还有明显的法家倾向。他的法家思想是间接表露出来的。
齐国在齐威王时期进行了一次封建改革。使这场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主要决策人一是邹忌,二是淳于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录了淳于髡和邹忌用隐语进行的一次对话:邹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邹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豕希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邹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
这里淳于髡用五句微言隐语,引导邹忌认识到,必须认真修订法律,严格监督奸吏,实行法治。这表现了淳于髡思想的法家色彩。
可见淳于髡是兼顾礼、法的政治家。
二、王道政治
孟子一般都被算作稷下学者。孟子反对法家的变法主张。法治学说有一条重要内容,就是主张用暴力巩固新秩序,打击旧贵族及其残余势力。孟子认为统一天下主要是靠人民的拥护,他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鉴于此,孟子主张礼治,提倡用礼义来进行治理,要“以德服人”,而不要“以力服力”。孟子分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不忍人之心是实行礼治的基础。实行礼治就是王道、仁政,实行法治就是霸道。孟子反对霸道,提倡王道。
孟子的王道政治构成了他的仁政学说。仁政的措施有:(一)制民之产;(二)实行井田制;(三)发展农业生产;(四)减轻商人的负担;(五)实行礼义之教。
制民之产就是为劳动者安排好经济生活。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识到“民有恒产”的重要性,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他看到,只要用固定产业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就不会起来造反。所以制民之产是实行仁政的最好的措施。实行井田制,这是孟子的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他主张把土地划成小块,每块一百亩,九块为一组,排成井字形。中间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分给八户农民耕种,“八家皆私百亩”。这是小农经济的模式,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形态。所以孟子的井田制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发展农业生产就是为了使“黎民不饥不寒”。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减轻商人的负担,这也是仁政的一条措施。孟子说:“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孟子·梁惠王下》)。又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公孙丑上》)。这样,对内可以争取国内人民的拥护,对外可以争取国外人口的归附。
实行礼义之教,就是在农民有了生活的物质基础以后,还要进行一定的教育,使他们都能懂得礼义。孟子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的这些仁政措施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关心生产、爱护劳动力的积极的一方面,也体现了统治阶级从心理上麻醉劳动人民,让他们甘心情愿受其剥削和统治的一方面。这在评价孟子的政治思想时都是应该注意到的。
三、因道全法、势治
田骈、慎到等哲学家在稷下学宫中讲学,其思想在“百家争鸣”中和别派尤其是法家的思想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形成了自己新的道家学说,也就是带有法家倾向的道家学说。有人把他们称为道法家,即是由此。实际上,田骈、慎到的思想较为复杂:哲学基础是道家的,而政治主张则是法家的。他们的思想是“因道全法”(《韩非子·大体》)的。
田骈、慎到思想中的道家哲学部分,《庄子·天下》作过介绍:他们“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这与《慎子·因循》所说是一致的:“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慎到把“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的哲学观点运用到政治、人事上,就是“人莫不自为”的理论。慎到认为,要做到“人之自为”,必须杜绝“化而使之为我”,也就是必须做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庄子·天下》)。慎到还认为,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有法。他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慎子·威德》)立公弃私就能统一人心,法就是统一人心的。他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同上)哲学上是统一于“齐万物以为首”,政治上是统一于法。这样,慎到从道家到法家,完成了“因道全法”的改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