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卒年史料新证

 

舒大刚

 

    关于李白生卒年，自宋以来历代学人都是依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作的推论。序说宝应元年(762)李白“疾亟”，论者遂谓李白卒于当年。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白)墓志铭》说李白“年六十有二……而卒”［1］，遂从宝应元年逆推李白生年为武则天长安元年(701)［2］。根据此说，李白在其父李客“神龙之始潜归于蜀”之前就已经出生了，于是李白的出生地和籍贯都出现了问题(不是蜀中而是西域，即中亚碎叶或条支) ［3］；李白集中宝应元年以后诗文的真伪也有了疑问［4］。但是此说又与李阳冰《序》以及其他唐人(诸如魏颢、刘传白、范传正等)所作碑序的记载不相吻合，难成定论。古今学人对此也深表怀疑，又提出了各种“新说”。或相信李白生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终年64岁；或以为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广德二年(764)，享年64岁；或以为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广德元年(763)，享年63岁；或以为生于神龙二年(706)、卒于大历二年(767)，享年62岁等等［5］。可惜诸人由于占有史料不充分，为了证成新说，都或多或少地疑误或篡改唐人文献，如谓李华《墓志铭》为伪托，说李白“年六十有二而卒”的记载不可信；又如谓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为伪作，因其中说至德二载(清人误定)李白“年五十有七”不可靠。虽然花样翻新，新论日出，但却谬误丛生，此牵彼掣，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李白生卒年(包括出生地和籍贯以及许多诗文的系年和真伪问题)，自今悬而未决，仍有探讨的必要。

    笔者近从五代、宋初文献中所得资料，表明李白并不卒于宝应元年，也不卒于广德元年或二年，因为新出资料记载李白至迟在大历初年仍然活在人世。由于本则史料反映了李白生活的时间下限，对重新认识李白生卒大有裨益，这里谨将其原文先披露出来，并对其可信度略作考证，以为引玉之砖。

 

一、文献所录李白生活下限史料综述

 

    郭忠恕《汗简》引唐李士训《记异》曰：

    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6］

    如果本则史料所言不诬，就表明李白迟至“大历初”尚与李士训、李阳冰等人传诵《古文孝经》，从前说他卒于宝应元年(或广德元年或二年)当然都是错误的。

    李士训的事迹无考，《记异》一书的详情也不可详知。《太平广记》载“高嶷”、“天后”二条，一记渤海高嶷惑于“鸡魅”之事，一记“唐文明以后天下进雌鸡变雄”预兆武则天“正位”之事，其出处俱谓“出《纪异》”［7］，不知即其书否？如果为同一部书，则其书至北宋尚存，故郭忠恕、李(日方)等得以称引。根据《广记》所录，其书内容乃杂记异闻，有些流于志怪小说，故为“专记异事”(郑樵《通志》卷71)的《太平广记》采录。虽然如此，引录李士训《记异》的郭忠恕《汗简》却是一部严肃可信的学术著作，它的作者历史上也实有其人。郭忠恕(730---977)本末见苏轼《郭忠恕画赞并叙》、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3和《宋史》卷442。轼《叙》略谓：

    忠恕字恕先，……洛阳人。少善属文及史书、小学，通九经。七岁举童子。汉湘阴公辟从事，与记室董裔争事谢去。周祖召为《周易》博士。国初，与监察御史符昭文争忿朝堂，贬乾州司户。秩满遂不仕，放旷岐、雍、陕、洛间。……遇佳山水辄留旬日，或绝粒不食，……尤善画，妙于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画，即自为之。……太宗闻其名，召赴阙，馆于内侍省押班窦神兴舍。……除国子监主簿，出馆于太学。益纵酒，肆言时政，颇有谤讟。语闻，决杖配流登州。至齐州临清……而卒。［8］

郭若虚《见闻志》和《宋史》本传所言并同。郭忠恕是五代、北宋间人，曾仕后汉，并历后周，终于北宋。郭《志》传注：“忠恕尤精字学，宋元宪尝手校忠恕《佩觽》三篇，宝玩之。”［9］《宋史》本传称：忠恕“尤工篆、籀”，“所定《古今尚书》并《释文》并行于世。”《艺文志》著录：“郭忠恕《佩觹》三卷，又《汗简集》七卷。”［10］其人精通群经，崇尚古学，尤善古文字，《汗简》、《佩觹》皆其代表作。《汗简集》即《汗简》，以其集先秦以下古文篆隶字形而成，故称《汗简集》。《汗简》一书初传时并无作者姓名，五代末蜀人李建中据徐铉所云定为郭忠恕作。李又题其卷首：“郭忠恕仕周朝为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见该书卷首)视忠恕为五代后周大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反驳说：“宋太宗时召忠恕为国子监主簿，后流登州道卒，则不得为周人；又陶岳《五代史补》载周祖入京师，时忠恕为湘阴公推官，面责冯道之卖国。则先已仕汉，题周更误矣。”［11］李建中(945---1013)亦自后蜀入宋，《宋史》卷441本传：“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建中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尝手写郭忠恕《汗简集》以献，皆科斗文字。”可见《汗简》之传入北宋乃李建中之力。建中既精研其书，又亲传其学，非孤陋寡闻，不知其人者可比。此外，北宋人夏竦《古文四声韵序》亦称“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也将郭忠恕定位于后周。他们或称郭忠恕为“周朝散大夫、宗正丞、国子书学博士”，或称“周宗正丞”，盖因书成于忠恕任后周“国子书学博士”之时。馆臣所驳，未必知人之言。《宋史》忠恕本传：“弱冠，汉湘阴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辞去。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周易》博士。”据陶岳《新五代史补》湘阴公(刘赟)辟召忠恕在“乾祐中”(948---950)，忠恕年方20(弱冠)，则其生约当930年；广顺为周太祖郭威年号(951---953)，凡三年。忠恕仕周，初作国子书学博士，后乃转《周易》博士，以一任(三年)秩满转官计，其作书学博士正是广顺时期，《汗简》之作亦在此二三年间即952年左右。

   《汗简》乃现存唐宋最早的古文字形工具书，“其分部从《说文》之旧，所征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由于其书“所征七十一家存于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后来谈古文者，辗转援据，大抵从此书相贩鬻”。郭书是宋以来谈古文字形之“根柢”(《四库提要》语)。今传《汗简》有两种版本：一本三卷，卷各分上下，另有《目录》一卷［12］；一本七卷，正文六卷，第七卷即《目录叙略》，郑珍《笺证》本即此。《目录略叙》历叙其所依据的“古文”、“篆”、“籀”资料71家，李士训发现的“绢素《古文孝经》”即其一种。《汗简》将其作为“古文”著录，凡录七字，出处皆注为“古孝经”。一个以征引“古文”字形以求存真的学术著作，其所引资料自然是信而有征的；何况“广顺中”去“大历初”发现《古文孝经》仅190余年，去“贞元中”李服之传《科斗孝经》与韩愈(详下)仅150余年，故物相传是极有可能的，故郭氏所言并非拘虚之语。

    李士训这段文字，除了郭氏《汗简》首次引录外，还分见于北宋至清历代学人的有关著述。与郭忠恕同时的句中正《三字孝经序》也有称引：

    臣耽玩篆隶，习以性成。(略)乃得旧传《古文孝经》(自注：陆氏《释文》云：‘旧有《古文孝经》’；《开元实录》：刘子玄云：‘《古孝经》出孔壁，其语详正，无俟商榷。’又李士训《记异》曰：‘大历初，霸上耕，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初传李白，受李阳冰，尽通其法。’皆二十二章，今本亦如之。与今文小异，旨义无别)，以诸家所传古文，比类会同。依开元中刘子玄、司马贞考详今文十八章，小有异同，亦以不取。约秦、许(慎)、斯(李斯)、蔡(邕)篆文及汉、魏刻石隶字，相配而成(按，谓《三字孝经》—引者)。［13］

    句中正(929—1002)字坦然，益州华阳(今四川双流)人，自孟蜀归宋。精字学，太宗时献八体书，授著作佐郎直史馆，与徐铉等“重修许慎《说文》”，《宋史》与李建中同卷。传称其“(咸平) 五年卒，年七十四。”咸平五年即1002年，其生当为929年。句作《三字孝经》即据22章“旧传《古文孝经》”与其他篆、隶“相配而成”，他是见到过《古文孝经》实物的。清人郑珍《汗简笺证》说句氏《三字孝经》乃“中正自集奇古文为之，在郭氏后，又非渭上(当为“灞上”——引者，详下)本。”这一怀疑是没有必要的。《宋史》本传：句中正“尝以大小篆、八分三体书《孝经》，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见便殿，赐坐。问所书几许时，曰：‘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即从刻成“表上之”的咸平三年(1000)逆数15年，其始书《三字孝经》也在985年。虽“在郭氏后”，但距郭氏卒只“后”了7年。况其生年(929)与忠恕生年(约930)同时(甚或稍早)，他完全有可能与郭氏一样见到李士训大历初所发现的《古文孝经》。句氏《自序》也引用李氏《记异》，惜过于简略，特别是将后半段缩略为“初传李白，受李阳冰，尽通其法”(“受”即“授”，古字通用)，容易歧解为“李白从李阳冰处接受《古文孝经》并尽通其学”，后来有人将这段引文标点为“初传李白受李阳冰”(中华书局本王琦《李太白全集》附录)即作此理解。尽管如此，他是与郭忠恕同时引用《记异》的学者，足证郭氏所引非出虚构。

    清朱彝尊《经义考》：

    李士训曰：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14］

    此处所言得《古文孝经》情形与《汗简》引录之前半段完全相同(唯“壹仟捌百桼拾贰言”改作小写“一千八百七十二言”)。但却省略了关键性的后半段：“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因《经义考》旨在对经典文献作目录学考察，而对诸经传授多所省略。

    此外，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的引录则比较全面：

    李士训《记异》曰：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阡捌伯桼十二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15］

    倪涛所录内容与《汗简》完全一致，盖即《汗简》叙略的原录照搬，唯“仟”作阡、“佰”作伯，“拾贰”作小写“十二”而已，余无所异。

    旧时研究李白的学者对此也曾予以关注，清王琦校注《李太白全集》時亦附录其文：

    李士训《纪异》曰：大历初，霸上耕，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初传李白，受李阳冰。尽通其法。皆(三)［二］十二章，今本亦如之。［16］

    王琦自注出《墨池编》，亦即上文所揭句中正《三字孝经序》。其文将《记异》作《纪异》(古文“记”、“纪”常通用)，将二十二章误为“三十二章”。特别是将“皆二十二章，今本亦如之”一语作为李士训《记异》原文引录，是极不妥当的。所谓“皆二十二章”者，乃概指陆德明、刘知几、李士训三家所说《古文孝经》而言；所谓“今本亦如之”，乃句氏将自己所获“旧传《古文孝经》”与前三人所载者比较而言。王氏不知，一概当作《记异》摘抄，有失考校。

由上可知，李士训《记异》关于“大历初”于灞上“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初传李白，白授李阳冰”的事，广为五代、宋初及后世法书、经籍著录之家所称引。其中清人所言皆转录宋人语，固无足多；而五代、宋初郭忠恕、句中正、李建中所言，则可能实见其书，凡所称言无异精金美玉，洵可宝贵。这些引录或全引，或节录；其文字或有省减、缺失，或有讹误、增衍。但是在“大历初”、“灞上得《古文孝经》”、“初传李太白”等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诸要素上，却一律相同(唯《经义考》省略后半段)。这明白告诉我们：李白“大历初”(766)尚从李士训处得新出土的“绢素《古文孝经》”，并将其传授给了李阳冰。李白不卒于四年前的宝应元年(抑或两、三年前的广德元年和二年)的事实，就不言自明了。

 

二、《记异》所载大历出土《古文孝经》之审察

 

    李士训《记异》所载《古文孝经》的发现，是经学史十分重大的事件，可惜未获得历代学人应有的重视。我们通过审察此一事件的真实与否，即可考见《记异》记事是否准确，亦可旁证其“初传李太白”的记载是否可信。

    《记异》说：“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与汉儒刘向、桓谭、班固等人所言《古文孝经》情形吻合：

    《汉书·艺文志》：“《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颜师古注：“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 ，凡二十二章。”又于《孝经类小序》注引桓谭《新语》：“《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17］只不过，班氏、桓氏等人所言乃“孔壁古文”，其书已随“孔安国《传》”的失传而亡于梁末；隋世新出本又疑为刘炫伪造(隋时“诸儒”及唐代学者司马贞俱疑之)［18］。22章的《古文孝经》之以古文字形行于世者，实有赖于大历初年的这次重要发现。

    除李士训《记异》有载外，北宋古文字学家夏竦《古文四声韵序》也记载了这次发现，并说是出自项羽妾墓：“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亦云渭上(当为灞上---引者)耕者所获。”［19］夏竦所言当与李士训所记同为一事。合两事观之，李士训所获“绢素《古文孝经》”乃出于灞上项羽妾墓之中，为秦汉之间旧物，非常可贵，所以当时就引起了李白、李阳冰等人的高度重视，转相传授和研习。

    李阳冰从李白处接受了《古文孝经》，经过研习，“尽通其法”，一方面将其书“上皇太子”(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另一方面，又成为李氏家传鸿宝，传与其子服之。贞元中，服之又传给韩愈等人。愈《科斗书后记》有载：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服之者，阳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书《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合之。(略)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末，(略)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盖十得四五，而归其书于归氏。［20］

    王应麟《玉海》对此事也有所知：“李阳冰子服之，贞元中授韩愈，以其家《科斗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后以归归登。其后以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再乞观之。张籍令贺拔恕写之。又渭上耕者亦得《古文孝经》。”［21］可见在大历、贞元之间，《古文孝经》被李士训发现后，经历了初传李白，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愈传归公(即归登)，又传张籍、贺拔恕等人这一过程。这些都载在信史，记入方策，不应有丝毫造伪。只因其详情无人发覆，故对其所传《科斗孝经》与大历出土“绢素《古文孝经》”之间的因袭关系，每每讲不清楚，最为可惜。

    如前所述，此本科斗《古文孝经》在五代、北宋都有传授，郭忠恕首次将其字形编入《汗简》(凡七例)；句中正又据“旧传《古文孝经》”造《三字孝经》；李建中亦“尝得《古文孝经》，研玩临学，遂尽其势”［22］。夏竦称赞说：“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古文四声韵序》)并据郭氏《汗简》和句氏《三字孝经》，将《古孝经》字形一一著录于《古文四声韵》达404例。这些也都章章在目，有案可考。特别是夏书所录404例《古孝经》字形，与桓谭所谓《古孝经》与《今孝经》“异者四百余字”的说法前后印证，若非出自真品不能如此巧合。

    宋仁宗时，司马光从秘府发现科斗文《古文孝经》，并据之作《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复作《古文孝经说》［23］，还手书其文刻于大足北山石刻之中［24］。其书旧时尚以为是汉代出于孔子壁中的《古文孝经》，但历考其分章起迄、文字今古、经文内容以及与今文《孝经》异同之处，都与刘向、班固、陆德明、司马贞所言“孔壁古文”并不一致，应该在孔壁以外另寻渊源。经考证，该本疑即大历出土《古文孝经》在禁中秘府的收藏，或许就是当年李阳冰所“上皇太子”之本的异代流传。看来中唐以下直至北宋时期所传科斗《古文孝经》，有可能都渊源于大历初年的这次发现［25］。

    既然李士训《记异》所载“大历初”发现《古文孝经》实有其事，而且《古文孝经》在后代的流传授受过程又那样地清晰无隐，这说明《记异》所记“异事”也有真实的历史内容，那么它同时所载“初传李太白、白传李阳冰”的传授序列也不应有问题。

 

三、《记异》与其他唐人碑序可以互证

 

    李士训《记异》为我们昭示了李白生活的时间下限，按理，研究李白的生卒年就应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进行综合考察。可惜前人或以李士训《记异》是小说志怪不足征信，忽略其中反映的历史事实，王琦《李太白集注》将其归入《附录•外纪》“书法类”，而在《李太白年谱》中只字不提，即是证明。可是当我们将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生活下限，与其他唐人记载李白生平的历史文献相对照，就会发现彼此实可互相吻合，毫无矛盾扞格之处。

    据陈振孙、赵希弁等人书录所载，李白集自北宋以来就载有唐人所作的“两序”、“四碑”：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26］。李阳冰《序》作于宝应元年李白“疾亟”之时，资料得之李白“枕上授简”。李华与李白同时，互有诗文赠答［27］，其作《墓志》当受托于李白子伯禽。范传正虽与李白“甲子相悬”，但其父范伦与李白“有《浔阳夜宴》诗”唱和，范、李二氏有“通家之旧”。刘全白年辈稍晚，自谓“幼则以诗为君(李白)所知”，李白生平亦得之亲闻。魏颢与李白同时，曾于“广陵见之(李白)”，与“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李白曾“尽出其文，命颢为集”。裴敬乃李白师从学剑之“裴将军”(裴旻)的族曾孙，敬“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四过青山，两发涂口”，得李白诗文多篇，裕闻李白故实［28］。这些作者所作的碑、序本该是考证李白生平及生卒年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裴敬撰《墓碑》未言李白生卒及籍贯，是个例外)，可惜前人却一意曲解、怀疑原文，反而从中引出了错误的结论。

    李华《李君墓志铭》序说：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路)［终］歌》而卒。悲夫!”根据李华提供的李白享年，再结合李士训《记异》所载李白生活下限，从大历初年(766)上推62年，则得李白的生年即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这与李阳冰、范传正所言完全吻合：

    (李白先世)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指李白----引者)。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号。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即李树---引者)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范传正《李公新墓碑》)

    李阳冰、范传正俱说李白之父(即李客)“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公元705)从远窜之地“条支”(或“碎叶”)潜逃回来，客居蜀中(或称“广汉”，唐时彰明县属广汉郡)，恢复李姓，才生李白。假令李白生于神龙初其父归蜀之时，下数62年，也正好是大历元年(766)。李阳冰《集序》、李华《墓志》、范传正《新墓碑》与李士训《记异》四条材料如此契合，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李阳冰《草堂集序》得于李白的枕上口授，自然真实可信；李华《墓志铭》又系当时人记当时事，当然不会有误；李士训《记异》所录更是当事人记亲历事，也是道地的实录；范传正撰《新墓碑》系李白孙女“搜于箧中得公(李白)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改撰而成，亦非耳食传闻者可比!四者都是原始材料，没有造伪嫌疑，因此才能如此互相印证，彼此契合。因此我们说，李白的正确生卒年应该据此定为705---766年，而不是其他。

 

    李白既然生于李客“神龙初”归蜀之后，其出生地和籍贯自然就非蜀中莫属了。正因为如此，魏颢作《李翰林集序》明确地说：“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又说：“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刘全白作《李君碣记》亦直称：“君名白，广汉人。”都视李白为“蜀人”(或“广汉人”)，将其出生地点毫不含糊地定在蜀中。易言之，既然李白一家定居于蜀是在其父“神龙初”从流放地逃归以后，则李白之生不得早于神龙元年亦可知矣。

    由于李阳冰以一代书法大家为世人所重，他那篇一唱三叹、情辞并茂的为李白所作的《草堂集序》也隨《李白集》而广为天下所传诵。李士训则名不见经传，他关于大历初从项羽妾墓得《古文孝经》以传李白的记载，又有些神神怪怪富有传奇色彩，除了搞古文字学的人对此略有所闻外，搞文学甚至搞历史的都对其比较忽略。故世人徒知李白有宝应元年“疾亟”之事，却不知有“大历初”与李士训、李阳冰传诵《古文孝经》的事。李阳冰所记“宝应元年十一月”成了人们习见的李白生活之下限。人们错误理解李阳冰《序》所说宝应元年李白“疾亟”为死卒，将李阳冰作序之年当成李白的逝世之年。以此误解为基础，再根据李华“年六十有二”之说，将李白生年定在神龙前五年即长安元年(701)。这就是传统所谓“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卒于宝应元年”一说的由来。

    可是，此说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新墓碑》所载李客“神龙之始，潜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李白)”的事实明显矛盾，于是王琦将两处的“神龙”都改为“神功”(697)［29］，不惜擅改古文以从己说，当然自不可取的。有人又依据李白生于长安元年立论，认为李客归蜀时李白已经五岁，于是又弄出李白不生于蜀而生于“西域”(或“中亚碎叶”、“条支”)等说。又有人因相信李白宝应元年已卒，遂谓李白宝应以后诗文为伪托(如《草书歌行》等)。由于传统所定李白生卒年有误，李白许多自叙其年的诗文(如《为宋中丞自荐表》等)，也统统被系错了年代。至于因此而将李白诗文的创作背景、作品本事、主题思想弄错了的，更是不在少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皆因李白生卒年之误定，遂使有关李白行止事迹之研究通通都出了问题!

 

结论

 

    我们认为，李士训《记异》关于“大历初”得《古文孝经》史有其事；所载“初传李太白，白传李阳冰”的也真实可信。这则史料非同于一般志怪小说，它真实反映了大历年间《古文孝经》出土和传授的历史，既是我们研究经学史的枕中鸿宝，也是我们考证李白生平特别是生卒年的重要资料。它关于李白“大历初”(766)仍在人世的真切记录，为我们印证和坐实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新墓碑》关于李客“神龙之始”归蜀后而生李白、李华《墓志铭》说李白享年“六十有二”、魏颢《翰林集序》称李白“身既生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可靠而重要的证据。据此，我们可以纠正前人以篡改、误解古书来推定李白生卒年的错误做法，通过它与传世文献的互相印证，考证出李白准确的生卒年代(即705---766)。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对李白出生地即籍贯、诗文系年、诗文背景及本事、交游及履历，甚至李白宝应以后诗文的真伪问题，等等，重新通盘进行思考，以开创李白研究之新局面。

 

［1］ 李华《唐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李太白集分类补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

［2］ 清王琦《李太白年谱》：“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然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李太白全集注》(中华书局，1977)卷35《附录》。后之学者多从此说，时下各类文学史和李白研究专著、辞书亦多从之。

［3］ 李宜申《李白的籍贯和生地》(《晨报副刊》1926年5月10日)首畅李白“生于西域说”，陈寅恪《李太白氏族疑问》(《清华学报》第10卷第一期，1935年)从之；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又提出“中亚碎叶说”，殷孟伦《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文史哲》1974年第四期)、周春生《李白与碎叶》(《历史研究》1978年第七期)俱从之。

［4］ 參吴企明《试论李白诗的考辨工作》(《江苏师院学报》1978年第二期)、《<草书歌行>是李白写的吗？》(《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一期)；郁贤浩、尹楚彬《李白诗的辑佚和辨伪》(《唐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

［5］ 以上诸说依次为：曾巩《李翰林别集序》(《元丰类稿》卷12。薛仲邕《翰林李太白年谱》从之)、李从军《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五期)、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平年代新考》(《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四期)。

［6］ 宋郭忠恕《汗简》(郑珍《笺正》本，《丛书集成续编》影印广雅书局本，上海书店，1999年)卷7《目录叙略》。

［7］ 王钦若等《太平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461“禽鸟•鸡”。

［8］《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卷21。

［9］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四库全书本)卷3。

［10］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卷202、卷442。

［11］ 清纪旳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2)卷41。

［12］ 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汗简》，《总目提要》称有《目录叙略》一卷，实则有《目录》而无《叙略》。

［13］ 宋朱长文《墨池编》(四库本)卷1引。又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四库本)卷269亦引，文字有残缺。

［14］ 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卷222。

［15］ 倪涛《六艺之一录》(四库本)卷179。

［16］ 清王琦《李太白集注》(中华书局本)卷36《附录•外纪•记书法》引。

［17］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又《太平御览》卷608引桓谭语作“《古孝经》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今异者四百余字。”(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同)，“十”下盖脱“二”字。

［18］ 见《唐会要》卷77及《隋书•经籍志》“孝经类小序”。

［19］ 夏竦《古文四声韵》(四库本)卷首《自序》。

［20］ 《别本韩文考异》(四库全书本)卷13。

［21］ 王应麟《玉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41“唐科斗书孝经”。

［22］ 清万经《分隶偶存》(四库本)卷下引《王氏法書苑》。

［23］ 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古文孝经说》，今已与唐玄宗注《孝经》合编，收入《通志堂经解》及《四库全书》等丛书中。参舒大刚《今传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合编本”之时代与编者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二卷第三期，2002年)。

［24］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道光刊本)卷161、雍正《四川通志》(清刊本)卷26等书著录。参舒大刚《试论范祖禹书大足石刻<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

［25］ 参舒大刚《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的渊源与流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

［2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李翰林集》三十卷，(略)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著，首载阳冰、(乐)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略)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数亦同，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歌诗，而杂著止六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郡斋读书志》卷5下）亦云：“《李翰林文集》三十卷(略)，希弁所藏三十卷，(略)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第二卷以后乃白诗文云。”

［27］李白《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即“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复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足繁忧”一诗，见《文苑英华》卷343)，本集题作《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兹从郁贤浩说(见《李白大辞典》页197“李华”条)。

［28］以上引文俱出诸家碑、序自述，详王琦《李太白全集注》(中华书局本)卷31《附录》各文。

［29］清王琦《李太白年谱》：“长安元年为太白始生之岁，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志》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