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为郭齐勇先生2009年9月11日演讲于佛山市图书馆实录。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好！谢谢各位周末的晚上听我聊聊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外思想家的生死智慧，并将我觉得非常好的书借机介绍，请大家分享。

　　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他曾是美国天普大学的教授，后来又在台湾南华大学当教授，他也是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很好的朋友。傅先生已经故去了，他写过一本很畅销的书《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是在他患上癌症，化疗之后写的。该书从临终精神医学讲到现代的生死学，是一本关于生命的颂歌，也是濒临死亡的体验。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他评价说这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写的不平凡的书，作者不只是靠自己的学识来写，也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写这本书。我们知道很多人有所谓的知识，但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智慧的养育要用我们的心、要用我们的生命去体验。所以，今天我的演讲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向各位朋友介绍傅先生的这本书。

　　一 生命的品质与死亡的品质是一体之两面

　　佛家讲生老病死都是人必然要闯过的关口；庄子讲“气论”，以气聚和气散，来说明人生在世其实有如浮生，就像寄托、寄养一样，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高龄化社会，而且是一个现代化的、紧张的社会，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社会，它迫使我们今天的人远远比古人更加能感受到生命的孤独无依。寿命的延长使我们今天很多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侍奉九十多岁的老人，寿命的延长也使死亡的负面心理纠葛延长。退休之后的准老人、很多衰弱或健康的老人、绝症患者，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他们精神心灵的安顿，成了很大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很多人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些年我也经常去看望一些病人、老人，也料理过师长和亲人的后事，我看到这种现代化机械化的处理病重、临终、料理生前身后事的方式，的确使我感到，“生命的死亡”是一个挥之不去、缠绕我们内心最大的问题。现代社会处理死亡和疾病，特别是严重的疾病，它的许多方式是机械化、非人性化的。很多我们探望、服侍的师长、亲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关头，本已恐惧、不安；然而现代化、机械化的处理临终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令他们更加的惶恐、脆弱。现代人面对生命的最后关头，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境地。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死亡，然而除了自我担当，还有谁可以替代？那么我们在服侍亲人和朋友度过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如何营造一种氛围，帮他平心静气、从容不迫而又具有人性尊严的离开他所生活过的、依恋着的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本书里，傅伟勋先生说，现代人天天讲所谓生活的品质，却往往忽视了生活的品质应当包含死亡的尊严，或者死亡的品质。生活的品质与死亡的品质是一体之两面，是不可分开的。在高龄化社会，需要赢得生命的尊严，也同样需要赢得死亡的尊严，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训练。

　　我们当然希望现代化的医学手段越来越高明，但是当我们看到身患重病的人全身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在依靠机器延长生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人活到这个程度已经没有了尊严。我看到所谓现代化的殡葬事业（当然因为要考虑传染病的问题，现在密集型的建筑布局和人口众多，不允许我们像过去那样，亲人遗体能够在家里多停一段时间，然后再安葬），以机械化的方式处理我们的亲人、师长、朋友的遗体：冰柜里面一放，水一泼就是所谓洗了，然后冰柜里面一放，然后炉子一烧。这样的过程确实使我们感到，我们所谓生活的品质，人生的尊严，其实应当包括濒临死亡之前的尊严和料理后事的品质。在这里，古代的丧礼葬礼祭礼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其精神是孔子讲的“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二 东西方宗教对生死问题的关注

　　西方的死亡学和东方的儒释道、西方的基督教等，从这样一些生死智慧中产生了一种所谓现代的生死学，目的是探索超越个体生死的一种终极真实。我们要发现生生死死终极的意义，定义人生的终极目标，我们开出适当可行的解脱之路，从而使我们每一个人从信念、信仰上有一种终极的承担，这恰好是世界各大宗教以及我国儒释道三教为学的根本。

　　我们的儒释道三家和西方的宗教或者西方的哲学还有所不同。佛教的终极关怀，告诉我们如何转迷开悟。我们俗人有太多的无明，不只是生死，还有贪、嗔、痴、慢、疑、恶见等等我们排解不开的很多东西，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欲念，功名利禄的考量等等。佛教的缘起性空学说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空掉、要破除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执着。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基督教的终极关怀，在于如何洗刷原罪以获致永生。儒家的宗师所忧之道，是天命之道或者道义之道，也关系到生死问题和生死的态度。儒教、儒家，在中国不只是一种世间的、人文化的道德伦理，它有更深层的天命或者天道作为背景。儒家的终极关怀，它所讲的天命，在体认生命意义的时候，其实也具有一种宗教的性格。所以孔子讲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道家和禅宗更是参破生死。

　　三 东西方文化智慧中超脱世俗 追求生命意义的精神力量

　　世界上各大重要的思想、文化，各大重要的宗教，他们无不对生死问题加以关注，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着死亡的挑战。那么我们如何凭借东西方文化智慧中那些高超的、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来超越、克服俗世的很多烦恼，像佛学所说的，化烦恼为菩提？我们怎么样来破解我们念兹在兹的、放不下的很多俗世的追求，而获得安身立命，乃至获得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乃至获得佛教所说的精神解脱？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世界上很多伟人、中华民族很多的志士仁人、文化大家，他们虽然死了，但是因为他们的功业，因为他们为老百姓所做的事情，老百姓总是纪念着他们。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有限的生命却获得了无限的价值，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从最终的去向来看，基督教的最终去向是永生的天国。从古希腊的源头到后来的宗教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超世俗的天国和俗世的人间，天和人之间有着很大的鸿沟，而中国文化则不一样。再看印度。印度教讲轮回，最后归于梵我或者神我的合一。佛教它是一种涅槃的解脱，所谓涅槃，是一种最终、最后的自由境界。菩提是智慧，所谓烦恼即菩提，就是在凡俗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的生老病死和所有家庭社会俗务的过程中，达到解脱的智慧。

　　道家，尤其庄子，所强调的是与道同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大鹏神鸟，最初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鱼子，通过变化成为大鲲，然后成为大鹏，可以翱翔九万里之上的高空，最后飞向南冥天池这个理想的世界。从庄子所描述的逍遥之游，或者齐物之论中可以看到，道家是用一种齐万物之论的智慧，使我们世间的很多争执、计较、烦恼得以超脱。庄子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庄子又借骷髅托梦的故事，讲人死了没有牵累，没有劳碌，安逸得和天地一样长寿，超过了南面为王的快乐。我们知道庄子有很多的故事，庄子和惠施在濠梁之上，看见水中的鱼快乐的游着，他们两个抬杠起来。一个说：鱼很快乐呀。另一个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这个就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那个说：我从你的问话中我就知道你问的前提是，你承认我可以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和惠施是好朋友。有一次，在魏国的国都“梁”这个城市，魏王任命惠施为宰相。惠施一时糊涂，害怕庄子来抢他国相的位置，于是命令人守住城门，不让庄子进来。哪知道庄子不请自到，到他府上坐着等他下朝。惠施回来以后，很惊讶地看到庄子在他家里坐着。庄子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老鸦，找到了一只腐烂的臭老鼠，叼着臭老鼠偷偷的想自己吃掉。其实不过只是一只臭老鼠，他却害怕高贵的大鹓鸟来抢它的臭老鼠，一张嘴说话，结果臭老鼠掉了，他本来想说“你不要抢”。庄子是以此来比喻，你是一个诸侯国的相国，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根本不被看重啊，如死老鼠一样，我怎么可能来抢你的相位呢？所以《庄子·大宗师》里面讲到，南伯子葵请教神女，神女通过三天的修炼能够放下外物；通过五天的修炼能够“外天下”，把天下都放下；通过七天的修炼能够超越死生，能够见独，即见到道体。以上讲了一点道家庄子的生死观。

　　再说儒家。孔子一生73岁，孟子一生84岁。孔孟作为儒家的代表，在他们的生命中，曾经遭遇过很多坎坷和波折。孔子周游列国14年，到陈国、蔡国时，面临绝粮的境地。在宋国，他和他的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司马桓魋（也叫向魋）把这个大树砍倒了。面对这些危险，孔子非常坦然，因为他有一种最高最终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老天把这个德性放在了我心中，司马向魋能拿我怎么样呢？他在匡地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很像阳虎，匡人误把他和他的门徒都拘押起来了，他也是心地坦然的说：“天之将丧斯文（指文王所承的三代文明）也，后死者（后文王而死者，孔子自指）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老天如果要丧失掉华夏文化的话，那我作为后死者，我怎么能够了解、学习、继承华夏的文化呢？老天要是不失掉华夏文化的话，那匡地的人能拿我怎么样呢？儒家学者把华夏斯文的传续作为自己的使命，虽然他们自身的生命要面对很多冲突、死亡的危险，但是他们心地坦然。因为他们背后有一种终极的东西、有一种最高的信念在那里支撑着他们。

　　现代学者梁漱溟先生也是一位有骨气的人，他在抗战期间代表民主党派在香港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以后香港沦陷，他坐着小木船从香港返回广西。当时大风大浪中一叶扁舟，船夫都非常紧张，他却说“没关系，我不会死。我还有几本书没有写出来，老天不让我死，我不写出这几本书后人怎么理解孔子呢？”梁先生他就有这种自信。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民批林批孔，梁先生在全国政协学习会议上说，你们批林彪可以，但是不能批孔子，孔子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孔子不属于他一个人，孔子属于全中国人民。当时有人呼口号说“打倒梁漱溟，梁漱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梁先生脱口而出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梁先生等人是追求生命的意义和尊严、追求死亡的意义和尊严的人，堪为世间的楷模。

　　四 终极目标是改变人生的强大力量

　　一个人一旦有了终极目标，他就可以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会产生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期望和愿望。而且在实践上，他会彻底改变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以此来实现人生的价值。每一个生命都是渺小的，面对苍茫的宇宙，面对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人总是孤立的、孤独的、无奈的。

　　即使像释迦摩尼、孔子、孟子、老子这样一些伟人，他们的一生也是短暂的，他们在世时也有很多的不顺利，很多的坎坷与困顿。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小时候爸爸就去世了，他十多岁时妈妈也去世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做很多粗活；他一生奋斗，为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对他的门徒们说，他的道是否大行于天下，或者他的道是否不行于某个诸侯国或者当时的天下，那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他要奋斗、要努力，他要为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的理想而不断奔走呼号，这就是所谓终极的承担和终极的献身。他有一种转化自己人格的强大力量。

　　谭嗣同，当时他完全可以逃掉，日本领事馆已经给他安排了后路，但是他不能走。他说“我不走”，“我以我血荐轩辕”，他要用死来唤醒当时已经麻木的社会民众，来唤醒大家支持维新变法。所以这都是有了终极信念、终极目标的人。我们知道有没有信念、有没有目标，人生是大不一样的。

　　佛教的意识，我们可以用憨山大师所说的“生死大事”四个字加以概括，所谓“非于生死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佛教要我们面对最终关头，让自己得到心灵的安顿和人性的进化。因为他们要昭示的是，佛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云门禅师说“日日是好日”。即使这一天你过得不好，遇到了交通的拥堵或者股票下滑等等，但是佛教的智慧让我们把每一天都当好日子来过。马祖道一禅师说“平常心是道”。人生之旅，虽如“古潭寒水”，然而只有领悟了“死”的意义的人，才能珍惜人生，懂得爱人、做人、求知和责任，懂得何谓人性和生命，才有智慧和勇气去担当一切的挑战和痛苦，从而使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尊严、有意义。

　　五 思考死亡，升华心灵；尊重生命，回归本真

　　我们读过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他用独特的生死体验的心灵写照来表明这种心灵的升华。西方的哲人海德格尔说“向死而在”，只有面临死亡才有生命的意义。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活下去》里，主人公渡边也是这样，生命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在他面对死亡的实践之中，焕发出光辉。我们的生命存在的一天，就是我们必须充分生活下去的一天，直到我们告别人间为止。我们只有秉持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和行为表现，才能体现我们对于生命真实自我的肯定，才能完成我们人生的责任。

　　海伦·聂尔宁在1992年她88岁高龄时，出版了自传性的著作《美好人生的挚爱与告别》，回想了与年长她20岁的先生的美好爱情生活和奋斗历程。她说，参与爱的生活和深爱他人就是最大的人生报酬，爱心的表现是无止境的，挚爱与告别都是生命的因素。他们所昭示的是死亡之中的甜蜜，或者甜蜜即是死亡。以上我转述了傅伟勋先生的话，有关于儒道家的也有我的心得。傅先生的著作告诉我们，死亡的含义其实可以延伸扩大到精神自我和情感自我的死亡。对于有些人来说，离婚、失恋其实无异于一场场小的死亡，在这个过程中，总是要经历这样的五个阶段：开始是否认和孤立，然后是愤愤不平，接着是讨价还价，再就是消沉、抑郁、忧郁，最后是接受现实。

　　如何本能的去承担生命的苦难和人生的使命？傅先生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不断的积累、培养丰富的生活经验，同时品味、领悟死亡的内涵。直面死亡、体验死亡，当然我们要更加尊重生命，更加不要轻视自己，特别是自己的生命。比如，我们现在每到五月，有个别大学生或者研究生轻生，这是国家、民族、社会的损失，对于他们的家长来说，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想到，对于一个青年人，其实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教育。

　　比如《孝经》里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都是人之子女，大孝的开始其实是尊重你自己的“身体发肤”，你的身体健康和安危是父母最重要的关注，你活得好不好是亲人最挂念的事情。我们要为他们，也要为自己去尊重生命，遇到坎坷、遇到压力与竞争，要想得更开一些。那么对于死亡，我们如何去锻炼、去体验？其实死亡并不是等到老年才去考虑的事情，我们把自己整个的生命投入到生生死死问题的主体性的探索中，才可以发现一条不依傍于任何外在力量、外在客观条件，可以大彻大悟、精神解脱的道路。这些就是庄子和庄子学派在《庄子》三十三篇中，通过大量寓言故事所描绘的生死学的贡献。世俗的生活绝对不平坦、不公平，绝对有很多差距、矛盾、斗争、计较，他要我们把这些东西看作是齐一的，就像我们在飞机上俯视地面的时候，我们在地面上感觉到的很大差别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庄子教我们有一种超越生死、破除生死对立的智慧。这种智慧在陆王心学、在禅宗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过世的西子湖畔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书法家马一浮先生，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新儒家三圣之一，深通佛学和理学。他经历了抄家等很多的痛苦，最后临终之前写了一首诗：“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希和夷是老子道德经中形容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沤灭全归海（沤和海之喻是佛教华严宗的一种比喻），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太阳总是要落到崦嵫山下的，人生总是要离开这个世间的。他在乱世之中，从容、洒脱的把儒佛道的生死智慧融入了人生。尽管我们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恐惧，人总是要回家的，我们如何恬淡愉悦地回归生活的本身，展现人性的美好，这就是生死哲学的意义。

　　六 死亡哲学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第二部分，向各位介绍另一本书，我的同事和朋友段德智教授的《死亡哲学》，90年代初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再版，是极有价值的书。死亡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自从有了人类关于死的恐惧、悲哀、困惑、反思和各种方式的处理，生死问题成为人类心灵、民俗和文化的经久不衰的课题。段先生讲，死亡哲学其实是人生哲学或者生命哲学的深化和拓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具有死亡意识的人，才有可能获得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因而克服世人难免的怠惰、消沉，萌生出生活的紧迫感。

　　死亡的意义或价值问题，说透了，它是一个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因而归根到底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柏拉图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叔本华说“死亡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雅思贝尔斯说“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我们的《易传》讲“原始反终，固知死生之说”，这也是一种高明的见解。中国文化尊重生命、尊重天地之间、宇宙之间有一个伟大的精神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华夏族群的文明也是生生不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正视死亡，因而强调只有超越、消解死亡，才能最后达到人与天地万物同体的境界。

　　王阳明的《传习录》讲的是，如果我们对生死念头看的透、看得破、透得过，我们这个心之全体才是流行无碍的，这才是儒家所谓尽性致命之学。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在启蒙时代有很多的哲人，他们的反思是，人生不再意味着忍耐、受苦、消极无为，而是可以依靠自己设计，过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这是面对死亡，反省了生命的个体性和有限性，才给生命以内在的价值，这就是所谓“借死来反观生，以生来界定死”。人类的生死观在启蒙时代以后发生了质变，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说：“假如精神害怕死亡，他就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应当被否定的方面”，他说“所谓承担死亡，就是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躲避死亡，而要敢于去否定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不管自己经受怎样的风险和精神痛苦也在所不辞”。黑格尔所说在“死亡中得以自存”，他所强调是，通过自我否定，求得自己更大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人最难战胜的是自我。

　　其实老子哲学也讲到如何战胜自己，不断超越自身、回归自身，不断否定自己、实现自己和认识自己。在西方死亡哲学中，自由的原则和个体性的原则，是死亡意识向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转换的枢纽。我们界定的自由，有政治上的、社会学上、美学上的，有哲学上的各种关于自由的定义，但是所谓的自由其实也是一种被限制。孔夫子尚且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无论我们如何界定个体，它都离不开社会群体。

　　康德强调的自由是道德的自由，那是自己跟自己下命令。康德提出“自由人自己选择去死”这样一个死亡哲学的重大命题，他强调的是意志自律。康德给自己写的墓志铭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他说道德的自由总是自己决定自己，而不是别人，不是他在的力量决定自己。这种所谓意志自律，并不是一种张狂的自由，而是在道德层面上，自己如何去选择是道德的行为还是非道德的行为，这样一种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而在社会层面上的自由，又是不逾社会规矩的。所以康德哲学讲，我们如何要求人们，把死亡方式的选择，自觉建立在超乎于个体的普遍利益和普遍道德准则的基础之上，这是两方面的统一。

　　黑格尔对人格提出了一种颇具特色的解说，他说：“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不仅承认生命的自我否定，尤其要承认在启蒙哲学中所非常肯定的我们，如何去拼搏、如何去实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所强调的是近代启蒙以后的人的一种主体性的张扬。以上是段教授的书的要点。

　　七 儒学的生死关怀及其当代意义

　　前面我们介绍了傅伟勋教授的著作和段德智教授的著作，现在我们谈谈儒家文化中有关生死的关怀以及它的当代意义。这是我的学习体会。儒家的生命意识、死亡哲学的第一个方面是“尊重生命”。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当时他的门徒中，子路非常好勇，他经常告诫子路要尊重生命，不要暴虎冯河，不要去无畏地牺牲。子路最后是死于卫国的内乱，孔子听说他去了，就知道他可能回不来了。子路被人乱箭射了以后血流满面，死之前他还端正了自己的帽子。孔子讲的“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更加重视的是“生”，面对生，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不要轻易的去消耗掉自己的生命。

　　战国的时候，刺客轻生成为一种时尚，孟子为当时人戒，指出“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勇”不是去拼死，可以死可以无死，我们不要轻易地牺牲生命。他甚至告诉我们，知命者不站在危墙、危岩之下，因为会坍塌。《孝经》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周易·系辞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之“易”，一名而含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天地万物一体的易道、变化之道，变化之中又有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又很简约，所谓《周易》是有变易、简易、变易之中有不变易的原则的意思，这就是古代哲人所体会的天地、宇宙、乾坤、山河大地，草木鸟兽生生不息的这种过程。天，乾元之德，是大生之德；地，坤元之德，是广生之德。而人，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学习天德天道和地德地道的品格，我们的创造性才可以和天地的创造性相配合、相媲美。我们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来全面发挥人的秉性和潜能，就自然有一种周易所昭示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儒家珍重生命、主张积极人生的传统。同时，要有承顺性，被接受性，又要宽容大度，包容各种人，这叫“厚德载物”。

　　《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是说，圣人能够把天下的这种真实无妄的“诚”的精神发挥出来，充分实践天赋给人的各种各样的秉性，不仅尽我自己的本性而且尽他人之性、尽他物之性，帮助他人、他物来畅顺地发挥自己的本性，这样，人就可以和天地这种生生不息的化育万物的这种精神相配合，人就可以参与、帮助天地的生生不息的演化和养育万物，那么人的地位就可以和天地鼎足而三了。这是《中庸》所阐发的一种哲理。所以在儒家看来，宇宙和人生的本质属性是生生不已，变动不居，不守故常，日新又新。儒家所主张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参与现实的生活，特别是我们如何用参与现实、用我们的道德生命来回应天地、父母的生生之德。

　　从每一个个体来说，儒家的主张是，我们如何把守成和创业、动和静、本性和欲望、生和死，统一起来。所以《周易》的易道、孔子学说的仁德仁体，它有创造精神的一面，有进取的一面，在变动中、在实现生命价值、在“开物成务”的各种社会活动中保持自己的本性，保持刚健精神，不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物欲，不要心里有种种挂碍、其他的追求。所以儒家主张，通过正视生来正视死，“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用强烈的生命意识来通透死亡意识。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一旦有了一种生命的志向，哪怕是早上听到了我们无穷追索之中的这个道，晚上去死，都是值得的，他讲了一种无穷的追求。孔子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孔子在水边咏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要向水的品格学习，与时偕行，与时俱进。儒家的主张，是用生命的意识来界定死亡的意识，用积极热烈的人生实践来省视生命的有限性，来赋予有限的人生以无限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尊重生命，所谓生命可以区分为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没有物质生命就没有精神生命，两者不可分割，所以我们尊重物质的我、肉身的我。然而没有精神生命，人无异于行尸走肉，生活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更尊重精神的我、人格的我。

　　儒家的生命意识、死亡哲学的第二个方面是“死而不朽”。过去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立德是最根本的，是否成就功业，要靠外在客观环境，但立德更重要的是个体性，靠主体自身，至于著书立说、立言，是最后的，但这三种都叫不朽。所以儒家坚持独立的人格，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苟且偷生，也不和恶势力同流合污。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要求取自己苟且的生命而伤害了仁德，甚至可以用生命来成仁取义。他讲：“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作为君子，有道之人，没有在吃完一顿饭之间这样短的时间内违背仁德。“造次”是仓促匆忙，“颠沛”是流离失所。无论是仓促匆忙的时候，还是流离失所的时候，作为君子，也不会违背仁德。曾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都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所实践的道理，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

　　孟子讲，作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他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很宝贵，我们当然希望活着，道义也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是在民族、国家的大义、大是大非需要承担的时候，舍生而取义。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活着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所想要的还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不要苟且偷生。死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是所厌恶的有更甚于死者，所以就害怕在最后的关头不能闯过，不能够舍生取义。荀子讲“人之所欲，生甚矣”，人的欲望中“活着”是很大、很重要的欲望；“人之所恶，死甚矣”，但是“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我们在面临最后大义的选择时，需要生命的承担。

　　所以在传统文化中，保持气节和操守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苏武牧羊则文天祥、史可法，历史上志士仁人都是这样做的。曾子讲：“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讲：“从道不从君。”文天祥讲：“时穷节乃见”，“生死安足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古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呢？不是为了苟且偷生，他一定是要有尊严地活着，死得其所，活得其所。所以孟子讲：“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尽道而死，是正命；至于为非作歹，犯罪了判刑而死，那是非正命，不是一个人正当的、正常的命运。所以，儒家生命的价值转化为死亡的价值，生命的承担转化为死亡的担当。不应害怕死亡而偷生，不因威胁利诱而苟活，生命通过死亡得以延续，人生由有限变为无限，个体自由和人格独立得到最大的发挥。

　　《左传》里多次提到死而不朽，死且不朽，死又何求？《论语》中也讲到，死而无悔，死而后已，士可杀而不可辱。《孝经》里面讲到：死生之义。所以儒家绝不逃避死亡，以自己的价值观追求死而不亡。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三方面是“存顺没宁”。宋代有个伟大的思想家张载，他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一句话是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我顺从（天地乾坤父母的）事理，死了我很平静安详，因为我无愧于天、无愧于人，心安理得，所以我活着很顺，死了很安宁。《易传》里面讲：“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它讲的是原始而知生，最后求其终时，就知道死的意义。这是孔夫子跟子路讨论的时候，直接说的意思，尊重生命，也尊重死亡。

　　王阳明说，做学问的功夫，对于一切声色名利和嗜好，都能摆脱殆尽，再通过一个最后的关头从生命的本根上去领会，才能达到见得破，透得过，这才是流行无碍的生命之归宿。所以儒家的人生设计，既是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又毫无粘滞、毫无牵挂的做到达观的态度，这就是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生死态度既有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一面，又有恬淡无欲、安静平宁的一面。这与那种惧怕死亡、不敢直面死亡的恐惧心态不同，又与那种耽于声色、及时行乐的游士心态不同；既与那种消极无为、怠惰保生的逃世心态不同，又和那种斤斤计较于功名利禄的执着心态不同。儒家的人生设计具有一种张力。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四方面是“慎终追远”。《左传》讲“慎始而敬终”，慎重地对待生命的开始，严肃认真地对待先人的死亡。《尚书》讲“慎终于始”，“慎厥终，惟其始”。曾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谨慎地对待我们先人的死亡、父母的死亡，追怀远祖，老百姓的风俗就归于厚朴了。所以中国文化，儒家，有祭祀的传统，有认真对待先人父母前辈的死亡，这样一个很大的传统礼仪。儒家重视孝道，也就是肯定了生死转化代谢中的死而不亡问题，儒家通过血亲种族的延续，来“继志述事”，延续其精神，光大其事业，是文化生命的传承。儒家的孝道不是狭隘的，不只是族群的延续，不是只重视传宗接代，更重要是一种人文事业、文化生命的延续。

　　儒家非常重视教育、重视师生的关系，师生这一伦是非常重要的，它强调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化生命的传承。所以儒家的死亡意识向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转化，有限的个体人生向无限的群体人生转化，它是有一个生生不息的自己的文化系统。后人帮助先人自然安宁地接受死亡，并获得临终的尊严，而且祭奠追念死者的德懿，体悟生死的终极意义。孔子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死了，要按礼安葬他们，而且经常去祭祀、纪念他们。这反映的是一种人文式宗教的信念，也昭示了人的归宿感，强调了以人性化的方式来料理后事。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五方面是“天道性命一体”。儒家的终极关怀具有天命的根据和冥悟体认的宗教性格，他的天命之道是生命和死亡意义的价值源头。儒家彻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的根据，是天道、天命的信念以及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天赋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心性的尊重。天道和人道、天道和心性的贯通，表明儒者对于人世间、对于俗世生活的肯定，在俗世关怀的背后，它其实是有深刻的、超越的、形而上的关怀，也就是终极的最后的关怀。所以儒者以天下为己任，儒者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信念和救世献身的热忱，尤其他们至诚不息、虔敬无欺地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来事奉天地精神。孟子讲“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们都修身养性以待天命。这种安身立命之道，其实在儒家的俗世的学说里面体现出了终极性的宗教品格。所以儒家的使命感、责任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死且不朽”、“死而后已”、“朝闻夕死”的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精神，都具有宗教性的、超越的、天道天命的源头在背后支撑。

　　最后，我们讲讲儒家生死观的当代价值。现代人的精神安顿成了问题：生活的无意义感笼罩着新生的一代；人们的心灵缺乏滋养，生命缺乏寄托；临终的精神关怀缺乏；现代工业化的料理后事方式缺乏人性化，更使临终者惶恐不安，不能够从容不迫、具有人性尊严地承担死亡。那么我们即使检讨现代科技文明本身，就能够代替现代人思考生死的意义和价值吗？我们在重症监护室看到亲人、朋友、长辈、老人、病人那样的状况，其实我们心里非常不安；每次去殡仪馆送走亲朋好友或师长，也是觉得一方面受到心灵的洗礼，另一方面有很多惶惑不安的感觉。

　　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如果在现代社会中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就能够丰富我们今天的生活，使我们活的更好，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儒学可以提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解脱烦恼，缓冲现代人内心的紧张，超越生死的执著，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过着人的生活。儒家的精神对于今天社会人生的一些负面问题，比如环境破坏、道德失落，能够起到治疗和拯救的作用，尤其是对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实儒学根本上是教我们如何做人，明了生活的意义。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使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都有了一种慈悲心、仁爱心焕发起来的感觉。看到那些被地震吞噬的生命，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所以大家奉献爱心。

　　另一方面，去年的毒奶粉事件令我们反省，假如我们都只是经济动物、只会唯利是图，我们何以面对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儒学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中，它应该如何帮助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以实现理想的美好社会？儒学其实可以克服一些我们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素质的弱化和教养的消减。人是需要教育的，是需要教化的。这种教化不是说教，不是教条主义地灌输，而是从小养成的，是家长与师长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浸润而成的，从我们的蒙学读物、四书五经、老庄、佛经里逐渐修习，慢慢养成的。通过我们对儒释道基本经典的解读，能够使得我们获得安身立命，获得一种恬淡、平宁，同时又积极有为参与现代生活的精神境界。

（作者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现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