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随着今天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讲师团的成立，系列宣讲也就拉开了帷幕。以孔子为开始，这是没有异议的，所以我拟定的题目是“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当然无法面面俱到，主要是从道德文化这个角度来讲。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曲阜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导全体人民向善向上，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践行中华美德的主体。今天我讲有关孔子的思想，就是要立足于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来谈谈自己的认识。

　　虽然近代以来我们对孔子和儒学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就历史事实来讲，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孔子思想和后来沿着孔子思想不断发展的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主体。在2500多年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里面，孔子思想和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不仅是主干主体，而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可以说孔子和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对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相对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其他思想流派，儒家对整个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影响是最深刻的。比如说在山东，也诞生了墨子，墨子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当时儒墨并称。但是汉代以后，墨学停滞了，在后续的2000多年的文化发展中，很少能再看到墨家的身影，墨子的影响就不能跟孔子的影响相提并论了。是孔子和儒学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换而言之，对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和儒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孔子思想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地位上，近代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孔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中华文化如果要找一个标志，要用一个人物来代表，那这个标志性的人物就非孔夫子莫属。

　　孔子和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本来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学里面和社会思想里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价值理性就是要关注行为的价值目标，以价值理性来看待行为的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家思想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性，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赋予了中华文化最基本的道德精神和道德立场，它使得儒家文明成为一个道德的文明。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讲师团正式成立

　　中国在历史上往往被称为礼义之邦，不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突出的是礼节仪式、好客精神等等。但是礼义之邦中的礼义，要突出的是道德的本质。它强调了中国这个国家，具有成熟的道德文明。把中国叫礼义之邦，就是要指出中国所在的这个文明，是一个高质量、高层次、高级别的道德文明。我们可以说，道德力量就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软实力。那么孔子思想有哪些内容呢？以下就围绕刚才讲的价值理性、道德文明，简单地谈五点。

　　第一点是崇德。“崇德”是孔子的原话，在《论语》里面就有，这两个字在《尚书》里面也出现过。西周以来，中国文化相对于夏、商时期，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倾向，这个发展和倾向就是不断重视德的力量。孔子在周公思想和西周文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德。西周有很多这方面的概念，比如“敬德”“明德”，孔子特别强调“崇德”，孔子思想里面，突出体现了崇德的精神。　　

　　崇德就是始终要把道德放在首要的地位，不管是政治、外交、治国理政、个人修养，都要以道德价值作为根本力量，把道德价值作为处理、评价一切事物的根本依据。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领导国家，用刑法管理国家，人民可以服从。可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呢，人没有道德心。如果用道德、礼俗来领导国家，人民不仅乐于服从而且变得有道德心。孔子，他不相信强力、暴力的政治能够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孔子的理想就是要用道德文化的力量，用非暴力、非法律的形式来对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和领导。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以德治国”。孔子谈到国家、谈到社会、谈到个人时，处处体现了崇德的精神。

　　第二点是贵仁。在《论语》里面，孔子有一百多次谈到“仁”。仁不仅是孔子谈论最多的道德概念，而且是孔子最重视的道德概念。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末期，《吕氏春秋》这本书里就明确说“孔子贵仁”。孔子在诸多的道德概念里面最推崇的是仁，“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伦理范畴，也是孔子思想里最高的美德。同时，“仁”也代表了孔子的社会理想。仁这个字在字义上，可以说代表仁慈、博爱，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仁在孔子思想里面，它也是一个全德之称，代表了所有的德行。所以“仁”确实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果从儒家思想来看，“仁”还代表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就是说它既是人的原则，也是最高的美德，又是社会理想，还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正是因为这样，“仁”也就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里面的首要的道德概念。我们今天要总结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第一个就是仁。传统上我们不管讲“仁义礼智”，还是讲“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首。

　　“仁”在《论语》里面已经有明确的解释，最著名的就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本来是很重视家庭伦理的，特别是“孝”。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更具有普遍性的人际伦理，就是 “仁”。孟子把它表述为“仁者，爱人”。仁在实践的起点上来讲，最直接的就是对双亲的亲爱。在这个基础上孔子提出了普遍的人际伦理，“仁者爱人”，孔子把仁的观念设定为社会文化的普遍价值。当然，仁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比方说在伦理上是友好、博爱、慈惠；在情感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在行为上是和平、共生、互助。其中包含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更广泛地来看，仁还有珍爱生命、善待万物的含义。“仁”是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中华文明道德精神的一个集中表达。像近代所讲的“大同”，今天我们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的基础都是仁。

　　孔子不仅突出强调了仁的重要性，而且把仁展开为两个方面的实践原理，或者实践智慧。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称为 “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称为“忠”。孔子很重视这两方面的实践原理和智慧。所以《论语》里面说“忠恕”体现了孔子的一贯之道。恕就是你自己不想要的，也绝不要施加给别人。忠就是你自己要发展，自己要幸福，也要让他人发展，让他人得到幸福。孔子不主张己之所欲，必施于人，不会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强加于人的心态和行为，会产生无穷的不良后果。我们今天在国际交往中看到的霸权主义，就是建立在强加于人的原则之上的。

陈来先生《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书影

　　20世纪有一个大儒学家，就是梁漱溟先生。20年代到3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通过这个乡村建设运动，他认识到儒家伦理，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以对方为重，换句话就是互以对方为重，这是儒家伦理的出发点。应该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需要，而不是把别人作为自我实现的工具，把他人当作自我的实践对象。这种理解是对孔子的“忠恕之道”，对《论语》里的实践智慧的一种现代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伦理的特点不是突出自我，而是突出他人，以对方为主，坚持他者优先，他者先于自我。孔子仁学的教诲和他的忠恕之道已经深入人心，已化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已经被确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

　　第三点是尊义。利和义的关系怎么处理，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道德主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基本的价值问题就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孔子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的分别，不是地位上的分别，而是道德觉悟、道德认识、道德品质上的差别。同时也讲“君子义以为上”，“义以为上”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把义放在头一位。如果说中国的道德思想史里面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话题——义利之辨的话，那这个话题是从孔子开始的。后来《礼记》还引用过孔子的一些说法，比如“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就是说你总去争利，最后的结果是家破人亡。到了孟子，更加重视义和利的关系，把尊义的这一面也大大地发扬了。到了汉代，董仲舒明确强调儒家的义的立场和利的追求的对立，明确把利解释为功利，提倡“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就是说，道义和功利一定得区别开。

　　孔子认为君子就是道德高尚的人，那道德高尚的人的特征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尊义。孔子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以义为上，以义为先，而不能够以利为上，以利为先。从孔子开始，到先秦后期，到汉代儒学都坚持这个立场，坚持道义高于功利，都把追逐功利的人看作小人。义利之辨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每个文明里面都有它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一种价值上的偏好。偏好就是谁比谁更重要，义利之辨就强调义比利更重要。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孔子、他的学生、后学在不同方面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比如《大学》里面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这个以义为利的思想，就是对前面讲的义利之辨、义利关系的一个表达。儒学不是不讲利，而是把对义的追求看作是最根本的利。国家不能只追求财富、强大这样的利益，国家要把对道德的追求看作最根本的利。

　　这样深刻的思想，应该说跟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里。近代以来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要承认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传统的义利的平衡。传统社会中，人也是要求利的，但是在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下，大体上能够达到一种义利的平衡。而现代社会和文化，是向着工具和功利片面发展的。刚才我们讲功利，就是和道义相对的。“工具”特别是“工具理性”的概念，跟我们前面讲的“价值理性”的概念一样，在西方社会学中也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和“价值理性”相对待的一个概念。价值理性是要确定价值目标，而工具理性是强调手段的合理性和理性化。我们可以说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能够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片面性或者偏向，形成一种制约，这是儒家思想，包括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义的概念，在孔子思想里面，一般是指道德原则。孔子以后，儒学里面义的概念更加丰富了，更加向道德义务的承诺、坚守和执着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义被赋予了正义的含义。《礼记》里面讲“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也讲“仁近于乐，义近于礼”，这都突出了义的规范的意义，仁是用来爱，义是用来正的，正就是一种规范的义，义代表一种规范的力量。在孔子的思想里面，还没有把仁和义并列，同等看待。到了孟子，就把仁和义并提，把义提高到了和仁并立的地位。在孟子以后，儒学里面虽然也单独提到“仁”的重要性，但更多地把“仁义”并称，“仁义”成为儒学里面最突出的道德价值。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非常复杂，“仁”和“义”还有什么样的含义，为我们指明方向呢？可以这么说：“仁”是要导向社会和谐，“义”是要导向社会正义；“仁”是要导向世界和平，“义”是要导向国际正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四点是“守中”。孔子是很重视中庸的，“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时中”。“时中”就是道德原则要随着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经过调整能够使这个“中”达到“无时不中”，从而避免道德原则跟时代脱节。使道德原则的实践能够跟时代的环境变化相协调，这就避免了道德准则的固化、僵化。“庸”是注重变中有常。尽管时代环境在不断变化，人要不断适应，但是，在道德生活里终归也有一些不随时代而改变的普遍原则。“中庸”在孔子看来也体现了这样的普遍原则，或者说普世原则。中庸思想，在历史上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反对过和不及、反对有所偏倚。《论语》里面讲“过犹不及”，孔子始终强调以中庸排斥极端。刚才我们讲“尊义”的思想，是强调道义高于功利，那现在我们讲“守中”，就是主张以中庸排斥极端。“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这些话都是讲有智慧的人，有道德的人也会犯错误，他们的错误往往是“过”，而愚人小人，他们的过失是“不及”。孔子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主张“中立而不倚”，这既是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

　　“中庸”思想提醒我们，每个时代，社会上总有不同的极端主张，领导者一定要避免极端，不断地调整来接近中道。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里面，主张极端的人是少数。所以，不走极端，选择中道，必然是符合大多数人要求的选择。“中庸”一方面是实践的方法，同时在儒家传统里面，从孔子开始就强调“中庸”自身也是根本的德性，“中庸”本身也具有道德价值。从“中庸”的角度来看，道德上的所谓错误差失，无非就是对道德原则的过或者不及的一种偏离。中庸思维、中道思想，赋予中华文明一种不走极端的稳健的性格。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主导的时代，没有发生过政策上的极端重大失误。凡是政策上出现了极端失误的时代，都是丧失了儒家思想主导的时代。中庸在历史上起到了一种引导的作用，约束的作用。

　　第五点是“尚和”。前面我们讲了 “仁”“义”“中”，现在来讲“和”，我们选择用这四个字来描述孔子“崇德”精神的具体表现。讲“尚和”先要讲“和同之辩”， “和”是不同事物调和在一起，“同”是单一事物不断重复。也可以说，“和”是不同要素的和谐相和，“同”是事物的简单同一。在孔子以前的西周时代，以及春秋后期，智者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认识了，就是“和”优于“同”，和合优于单一。孔子吸收了西周以来的思想的精华，吸收了同时代的思想的精华。所以，在孔子思想里面，就有“尚和”的思想倾向，他继承发展了中国早期的“和同之辩”的智慧。从西周到春秋末期的“和同之辩”认为差别性、多样性，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不同事物的配合调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只有不同的事物相配合，生命才能不断发展，宇宙才能生生不息。如果否定多样性和差别性，只追求单一性，结果往往就是强迫同一。“和合”不仅不强迫同一，还有着对差异的、多样的东西的包容和宽容。而这种宽容，这种包容，正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民主价值的基础。到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提出“和为贵”，都是在表达价值偏好和选择。“和而不同”相对于早期的“和同之辩”来讲，既肯定差别又注重了和谐，在差别的基础上寻求和谐，这比早期的“和同之辩”更进了一步。孔子还认为，“和”是君子的胸怀、气度、境界。孔子追求的“和”是建立在多样性共存基础上的一种和谐。当然，单独的“和”的观念早就出现了。在儒家的经典《尚书》里面就提出“协和万邦”“以和邦国”，这是关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规范，“和”是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孔子以后，在“和合”观念的基础上， “和”的“和谐”意义更加突出了，强调要以和谐取代冲突。刚才我们讲“守中”就是以中庸排斥极端，那“尚和”就是以和谐取代冲突。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我们不断追求和平共处的世界。60 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万隆会议上，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识。中国是这个共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我们也积极参与了这个共识的达成。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在当代有深刻作用，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人类的普遍理想。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对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主张，基本就是尚文不尚武，尚柔不尚勇。主张对远方世界应该“修文德以来之”，就是发展文化软实力，发展我们的价值吸引外部世界来建立友好关系。当然，“和”不仅仅是对外交往的基本价值，也是对内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价值。

　　以上是我给大家做的关于孔子思想价值的一个简要报告。我们可以这样说，孔子思想的主要精神可以用“崇德”来概括，“崇德”的具体表现就是坚持道德重于一切，以“仁爱”思想为核心，主张他者先于自我，强调道义高于功利，以中庸排斥极端，以和谐取代冲突。这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精髓，也必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继续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

　　（陈来：山东省儒学大家，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讲师团首次宣讲内容，刊载于《走进孔子》202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