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读者，现在你能知道你的内心灵魂刻着《论语》的烙印吗？作为一个外国读者，当你见到中国人，能知道《论语》对他内心的影响吗？其实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只要读《论语》，好好琢磨、思索，就不难发现：今天中国人的内心、行为都没有离开孔子的思想基因，都有来自《论语》教诲的造就。

　　读《论语》理解中国人

　　今天为什么要再读《论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能够找回传统的民族精神。中国人，如果不是抽象的“个体”，那么在文化意义上，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对于世界其他文化环境中的人，则要了解：中国人今天正走向世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中国人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文化影响？通过读《论语》和其他中国典籍，人们要增加一种意识：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还是那个自己的传统里的中国人？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充满困惑？对于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通过读《论语》等文化经典，要在中西文化互鉴中增长一种意识：近代以来，西方在多大程度上误读、误解了中国人和中国思想文化？是什么原因造成迄今数百年的误读？面对一个将近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人群，通过读《论语》等典籍，理解自己的想法、说法、做法、活法，到底渗透着什么意义？他们参与世界，对人类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中国儒学及中华文化，对世界的文化秩序建设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

　　《论语》与当今时代

　　孔子逝世250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我们以“中国”为定语去指称任何事物，都可以说与孔子及《论语》有撇不清的关系。而且，孔子与《论语》的影响已远远在中国范围之外，形成一个汉文化圈。尤其是韩国、日本与越南，在孔子思想与《论语》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适于自己的想法、说法、做法、活法。至少有上百句来自《论语》的话，今天仍然朗朗上口，仍然流行，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至理名言。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温故而知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更不用说，不少人会用孔子描述人生阶段的言语，指称自己所处的年龄段，如“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天命之年”“耳顺之年”“不逾矩之年”。这源于孔子对自己一生的概括：“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论语》被“误读”的原因

　　《论语》受到现代西方思想之冲击，不免落入“不懂”“误读”“讲不清”之列。人们虽然熟悉《论语》中的一些话，但它们又外在于主流的个人主义话语。真正拿它们当回事的西方人，已越来越少。即使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将《论语》作为人生参照的人越来越多，但它们如何应对个人主义话语，应对普遍价值的挑战，改变“讲不清”自己的“失语”被动局面呢？《论语》中的经典语句早已被西方人翻译为他们所使用的文字，今天的西方人又怎能克服对《论语》的“不懂”和“误读”呢？我们把“吾日三省吾身”作为一个例子，看一看西方读者是怎样“读不懂”“误读”“讲不清”《论语》的。“吾日三省吾身”是孔子的学生曾子说的，全句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可以用现代汉语翻译为：“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这一解释“强调从本身出发修养品德”（张以文译注：《四书全译》）。这样理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讲得通的；人们不会意识到这其中有什么“误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面对个人主义话语时，这句话难以讲清楚。有人不免会说，它哪里蕴含“个人主义”？更多人则会不假思索地说，个人主义也讲反省自己，也讲尽心竭力帮助别人，与朋友交往讲信用。

　　西方文化把“人”假设为互不联系的“个体”。如果这个“人”对自己“再三反省”、“帮助别人办事尽心竭力”和“朋友交往讲信用”，则是有前提的。这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临时发生、为实现“于己有利”单向目的的；驱动力是“一己私利”。而在《论语》里，人以关系为本。“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忠”“与朋友交信”“传而习”，无一不内含着与他人的关系一体意识，无一不是“仁由己出”，关系本身就是目的，不是类似个人主义的手段。如果将《论语》移植进个人主义语义中去，就容易产生对《论语》的误读。中华文化传统语义发生环境中的“人”，不是那个“超绝至上”“不变本质”的“个体”，而是由经验性真实、生活的关系构成的。“人”是关系的呈现形态或样式，是关系自然赋予的身份或角色。由于“人”时时刻刻与他人、他物关系不可分，“人”最本质的自然性就不可能是孤立的“一己”或严格的“个体”，而是与他人、他物的互含互有。西方读者由于“不懂”中华文化语境中的“人”，才对《论语》产生了“误读”，才使《论语》陷入“讲不清”的境地。弄懂差别，澄清误读，就可以在个人主义话语面前，讲清楚《论语》里的圣贤道理。“吾身”希望成为圣贤，圣贤深谙“天地人”不分、人之为人（仁）的当然之理。圣贤通晓“做人”“成仁”的道理，时时反省自己是否于“仁”有过犹不及之谬。“仁”不是什么抽象、绝对、外在永恒的真理，而是体现在简单的生活中：你尽心尽力帮人做事了吗？你诚心诚意对待朋友了吗？你对老师传授的道理认真铭记、尽心应用了吗？这些不稀奇的小事，每天都坚持做，就会升华为伟大。这些行为都不是出自什么“一己之利”，而是出自天下人无不存在的关联，出自“以关系为本”的宇宙观。使平凡升华为伟大，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恰在于此。《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这句话，应该在现在的话语环境中立身崛起，应该讲清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关于西方人对“吾日三省吾身”这句话的误读，我们再去看传教士的翻译，就能明白西方人为什么“不懂”，做出了怎样的“误读”，怎样完全脱离中国文化土壤而表述为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话语。这段话在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Au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中是这样的：

　　Every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Have I failed to repeat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Arthur Waley，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Vintage Books）

　　把这段英语再重新译回汉语，大意是：每天我在这三点上检查自己：在代为他人做事之中，我是否总是忠实他们的利益？在与朋友交往中，我是否总是信守自己的诺言？对传授给我的（宗教）戒规，我是不是没做到多次复述？

　　“传不习乎”在汉语中本是无需多言的，在英语中却把“（宗教）戒律”（precepts）加进来。事实上，这句话由汉语转化为英语，本身已进入西方文化语境中，由“以关系为本”的中华文化语境，转到“人”作为独立、互不联系的个体的语言体系中。具体说来，其差异有：第一，英语语境下，作为独立个人，“每天我在这三点上检查自己”；其实汉字“吾”不是英语寓意的独立个体，而是与他人、他物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不仅只是“三点”，而是“经常”反省自己。第二，英语语境下，作为独立个人，“在代为他人做事之中，我是否总是忠实他们的利益？”看起来没多大变化，事实上完全改变了“为人谋而不忠乎”这句话的整体结构。汉语的“为人谋”内含着我与他人不可分的关系，“为人谋忠”实是暗含“为我谋”能不忠吗？对他人忠就是对自己忠。这不是西方个体独立二元分离思维框架下对作为“个人的他”利益的忠实。第三，英语语境下，作为独立个人，“在与朋友交往中，我是否总是信守自己的诺言？”在《论语》的文化语义环境下，“朋”比一般所说的“人”具有更深的亲密不分的相互关系，不信是不正常的。所以“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不当行为，《论语》是从反面加以强调的。第四，英语的“对传授给我的（宗教）戒规，我是不是没做到多次复述？”这里关键的变化，即对“传不习乎”的英语翻译，加了“precepts（戒律）”内容。这明显背离了汉语“传不习乎”的所指，将《论语》本有的非神论“传习”内容“附会”为西方有神论的宗教内容——“戒规”。只此一举，即足以使英语译文的这句话完全纳入超绝主义、二元主义宇宙论和一神论的话语体系。如此，在西方读者头脑中，《论语》已进入亚布拉罕体系。如果我们真的要“弄懂”、澄清“误读”，要“讲清楚”孔子思想与《论语》内涵，理解中国人的想法、说法、做法、活法，就不可以对这种中西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附会与混淆视而不见。

　　《论语》并不过时

　　《论语》的读者需懂得，儒学与儒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历史上其他各派的挑战。儒学曾在佛教压制下举步维艰，后又遇到基督教的威胁：先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耶稣会士、圣方济会修士和多米尼会修士，后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新教与天主教传教士。早期传教士以对西方古典知识的绝对自信为支持，晚期传教士则依靠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政策而发起挑战。面对所有挑战，儒学不仅奋起反抗，而且从威胁侵害它的各种势力中获取力量和精神，进而反击对手，巩固自己。所以，那种儒学已经不再适合当代生活的说法，有可能根本就是错误之见。其实，儒学的文化力量因为亚洲国家的经济腾飞已得到充分的体现。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日渐繁荣富强的中国都受到儒家传统的深远影响。曾有人用“儒家权威主义”解释这种经济成功。然而，权威主义者的孔子形象同我们从《论语》中读到的那个圣贤教育家形象大相径庭。我们的孔夫子一点也不刻板教条，而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他不关心个人私利，而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且提醒“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不喜欢竞争，说“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更不看重物质财富，主张“贫而乐”（《论语·学而》），重视财富的公平分配远胜于财富本身，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显而易见，《论语》中教诲我们的孔子既不是权威主义者，也不是资本家。我们不能仅因为对古代历史有兴趣或是关注当今经济发展的走向而读《论语》。读者还要思考这种可能性：第一，《论语》对东亚人来说很重要，对全世界来说也很重要；第二，《论语》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长久流传，对现代人也会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