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在学科的分科，对于医学我完全是个外行，或许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谈。但如何认识现在的学科分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科学这个概念指的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是世界近代以来兴起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最初的含义是指分科的学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研究，分科越分越细，所以隔行如隔山。表面上分科越细，似乎是研究越能精确深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眼界变得越来越窄，即分科的学问到现在，其中的弊病已经显露出来了。从20世纪80年代过后，甚至许多从50年代，即开始专业化，把大学分得非常专业，这种过分的专业化分科，使我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后来很多学院又成立了文科，一些医科大学又重新回到综合性大学里面去。所以我们对传统的文化跟现代的分科要有一种认识。

　　我提出了“生生之学”这个概念，其实它的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冲破我们对“医”这个概念的认识，现在我们对医的认识，主要停留在找病、看病、医病及预防。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医”它是包含在整个的文化之中的，它不是专门的治疗的方面的文化，而是一个整体的文化。

　　一、何 谓 “生生”

　　“生生”这个概念来自《周易》的“生生之谓易”。我原来主要研究中国哲学，所以把 “生生之谓易” 这个概念也仅仅用在认识天道、地道、人道，主要从哲学角度去思考，并没有联系到其他方面。《汉书·艺文志》，其中有一篇将《汉书》留存下来的有关于医学方面的著作总结为“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个方面，指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我受到这个启示，和“生生之谓易”的“生生”联系起来了。《周易》说的“生生之谓易”就是生生之道，生生之理。一个是肌体机能的层面“生生之具”，一个是讲天道、地道、人道的学问。既然有生生之道，又有生生之具，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生生之学。“医”不能仅仅停留在“具”的层面。《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于各个部分的叙述可以看出来，它不是停留在“具”这个层面，而是把它上升到“道”这个层面，这恰恰是中国文化共同的特征。

　　我在北大创立了京昆古琴研究所，作为所长，努力把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两个艺术做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提到了一个理念，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性的理念即“以道统艺，由艺臻道”，这个“艺”不仅是文艺，琴棋书画、歌舞，而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之六艺，除文艺，也包括武和技。所以我们从事任何具体的艺都要跟道结合，因此没有生生之道的指导，就不可能去做好生生之具的工作。而我们所从事的生生之具，又必须把它不断地提升到生生之道。医学界经常讲“医易同源”，医易同源强调的医是从易来的，这两个都是探讨天、地、人的道理。既然可以说生生之为易，是不是也可以说生生之为医？医易同源嘛，都是在探讨生生的问题。那么什么叫生生呢？第一个“生”是指对生命的认识和对生命的保护，第二个“生”是生命的生。所以生生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尊重生命、认识生命、保护生命。这个生命也不仅仅是人的生命，也包括了万物的生命，包含了天、地、人。

　　二、从整个中国文化体系认知中医学的“生生”内涵

　　生命是活的；也还有许多非生命，那就是死的其实。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非生命也是一种生命，就像我们物理学探讨物质，还有暗物质，暗物质也是一种物质。那么，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是不是在变化？石头是没有生命的，但是石头是不是也在变化？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整个宇宙都在变化，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变化，而且另一种形式的变化跟这种活体的生命变化也有相通之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理解中医这个“医”的概念时，要把它放到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去，从生生之学的角度去理解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医的概念搞清楚。

　　我是学哲学的，后来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对于中医的关心是从30年前开始，但我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只能从理论上学习它、了解它。30年前，一个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留学的瑞士留学生来找我，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主任，他在中医药大学读了两年。他说他听到的对于中医的解释都是用西医的逻辑来讲的；他觉得很困惑，他说，如果我到中国来也还是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话，我就不用来了。他认为中医理论跟中国哲学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中国哲学理论的一种实践的体现，因此想到北京大学来听一听中国哲学史课。但是，我告诉他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中国哲学也是拿西方哲学的理论来解释的。但他的这次来访，引发了我的反思。

　　我们这些年来确实是用西方的哲学理论来解释我们中国哲学的道理。比如老子的“道”，道生万物，“道”是生万物的根源。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就是精神，就是黑格尔绝对的精神，就是柏拉图的理念，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老子，那完全不是老子的思想。因为老子说的道是无形无象的，不可言说的，它不是在万物之外，更不是在万物之上的，它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万物是从道那儿得到了它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它的“德”。所以我们古人同时说老子的“道”“德”这两个概念。“道者路也，天地万物所共由也”。天地万物都要从这条路里面走出来，这就是道。“德者得也，天地万物所各具也”。天地万物所各自具有的特性。离开了所有万物的德就没有这个道，所以道不是在万物之上。医里面就包含了这个最高的道。医是具体的技艺，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具体的技艺，我们的医一定会离开这个道而走向片面。中医如何来体现我们中国“道”，我看了一些中医的书，发现中医的很多道理跟我学的哲学著作里面讲的一样。中医说养生要分四时，要调情绪，哲学里面也有“循天之道，以养其生”。再看看我们说的阴阳、五行，董仲舒第一个详细地把阴阳五行构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阴阳的消长，五行的生克。用阴阳来解释天道的变化，阴阳消长就构成了一年四季的变化，阴长到了极点，阳消到了极点，就是冬至。冬至以后，物极必反，阳开始一点点往上长，阴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消，到了平衡的时候，就到了春分。春分过后阳继续上长，阴继续下降，降到了阴最低，阳长到最高，就是夏至，又物极必反。达到阴阳平衡就是秋分，秋分以后阴还是往上长，阳还是往下消，再就回到了冬至。人也要循天之道，也要遵循这个四季的变化，身体内部也在阴长阳消……这个不就是讲的养生的道理吗？

　　再去看看别的哲学著作。《吕氏春秋》大量讲的都是保护生命，里面有专门讲“贵生”，认为养生的要点就是“去害”。“去害”就把多余的消除掉。书中还讲到什么叫全生，什么叫亏生，什么叫害生。里面特别讲到什么叫生生的道理，强调过分注重自己的生，就变成了厚生，厚生的结果反而变成了害生，即“不以厚生而害生”。中国人讲到“生”，有很多的概念，如摄生、养生、卫生、厚生等等。我们中国人把维护人的健康的部门叫做卫生部，这是《庄子》里面借老子之口讲的“卫生之经”。日本人却采用了一个让我们警惕的词，把维护人生命的部门叫做厚生省。所以我说要警惕“勿以厚生而害生”。

　　再看看《淮南子》，里面有很多内容跟道家著作《文子》有关。过去很多学者在讨论究竟是《文子》抄了《淮南子》，还是《淮南子》抄自《文子》？因为里面有很多相同的东西。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文子》原文，证实它的存在早于《淮南子》。

　　我们把《淮南子》作为一个哲学著作来读，通过研究《淮南子》，我从里面找出了50多条跟医学有关的资料。然后再看《老子》，甚至于《孟子》《论语》，其中很多内容都跟生生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的道理有关。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一股正气。不难看出我们中国的哲学，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化，从某个意义上来讲，都直接跟我们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保护生命这个理念密切相关。

　　三、理清“中医”之概念

　　如果我们超越了现代人对医这个概念的框框，那么我们对中医的认识就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间提到的几个中医的概念来思考一下。中医的概念现在也仅仅把它局限在跟西医相对的中国的“医”，或者在中国地区的“医”，这是很有问题的概念。相对来说，我比较赞同20世纪30年代称“中医”为“国医”。当时都用“国”这个概念来区别跟西方的不同，我们的话称为“国语”，我们的武术称为“国术”，我们的历史教材称为“国史”，这个其实在日本也是通用的，日本也把他们本国的历史称为国史，来跟其他国家相区别。

　　用“中医”就跟我们历史上的中医概念混淆了，我们很多人现在不清楚。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医这个概念是特定的。扁鹊讲中医是治人的，中医是治将病的。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个是中医的概念。

　　我特别提到两个概念，也是现在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类载“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就明确了中医这个概念。清代的一位学者钱大昭注《汉书》时讲，“今吴人犹云：不服药为中医”。再加上我们历史上很多的名家都说中医就是要致中和，所以中医是中和之医。

　　致中和之医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涉及中国人根本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我们的天地万物和人是怎么来的。西方的宗教讲天地、万物、人都是神创造的。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一个是上帝，一个是真主，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或真主造的，所以他们都要听命于这个神。印度的宗教是多神信仰的教，这个世界万物是由许多神创造的，而人的命运也是由神来决定的。而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认识天地万物是气化的结果，不是神创造的，它是自然的产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与其他文化有根本不同。

　　东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王充，他总结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再形象一点，“天地合气，物偶自生”，就好像“夫妇合气，子偶自生”。这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主宰。

　　生命是合气而成的，万物也是这样，所以称之为“天和”。中和的状态就是生命的生存，也是生命的延续。《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在上，地在下，天覆地载，万物生生不已，提到“生生”这个概念。生命是以气的变化达到一种和的状态而生的，生命的生存和延续都要达到和的状态。《老子》讲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说明生命是在阴阳之气达到和谐的状态后产生的，失去了“和”就要想办法把它调整到“和”，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个根本观念，这个观念不仅仅适于我们人生，也适用万物。

　　《中庸》提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天道是讲诚，所以人道也讲诚，人跟天在此合一。《周易》的观卦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的记载。我们去观察天的神道，什么是神道？变化之道。“变化不测之谓神”。中国文化的神这个概念跟西方文化神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神最原始的概念就是变化不测，或者说阴阳不测。北宋的张载给鬼神定下这么一个定义，“鬼神者二气之良能者”。观卦就是在说观察天的阴阳之气变化的道，一年四季年复一年，没有差错。这就是诚信。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意思就是圣人要像天道一样讲诚信，来治理国家，来教化民众，大家都会信服他。所以人是要向天道学习，天人是会有感应的。董仲舒特别讲“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思想在中国医学里面体现得最充分。因为自然界和气候的变化，对我们人体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而且非常直接。

　　天怎么来感应人比较好理解，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是人的行为怎么影响天，过去我们都把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说成了迷信，批判他，其实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影响，我们都会体会到，而人的行为怎么样会影响到天道的变化，我们不太注意，而这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可以很直接让你感受到，而人们的活动变化对天道的变化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人的活动让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适应人类居住了，这不就是感应的问题嘛。所以中国哲学讲的这些理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间是有直接影响的。现在从某种角度来讲确实比较偏重于治，而对于养，特别是“以养来治”的关注还是不够，或者养也走偏了，走上了以厚生来害生的路了。

　　《史记》的《扁鹊传》里面提到扁鹊的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人来思考。扁鹊说“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人们忧虑的问题就在于疾多，而医生忧患的问题则是病道少。这个道我觉得也不是单纯的医理，所以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开头就提出了做医生不只读点医书，而是要对整个文化有全面的把握和了解，这非常重要。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里提到：“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等诸部经方。”这是专业课内容，但今天很多医学院的学生不见得都读了这些内容，就是说中医的专业典籍也不见得都读了。然而孙思邈还提出来“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都需要精熟，这要求就更高了。这里提到象数、风水、命理、占卜、灼龟，这些做医生的也要熟悉，我们现在都认为是迷信，不值一提，可是孙思邈提出来了，有没有道理？我想很有道理，因为这些内容实际上涉及人们的信仰问题，人们的心理诉求问题，人们希望有一种力量来暗示它、来支撑它，用现在的俗语来说是心理问题。不仅如此，还要涉猎群书，“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实际上清朝姚止庵对《素问》的“素”的解释就告诉我们经史子集都要读，广泛地涉猎。下面还讲不读内经，不知慈悲喜舍之道，这个“内经”不是《黄帝内经》，而是指佛典，慈悲喜舍是佛教讲的四无量心，读佛经才能够知道做人要具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德行。所以经史子集都要读，还要读佛典。这些还不够，“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意思就是尊重自己的真性，不要违背它，顺其自然，否则吉凶拘忌。所以为医不仅要读四书五经，读史，读诸子，还要读佛典，还要读老庄。这个还不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就是天文地理我们都要通晓。只有这样，对于医道，则无所滞碍。

　　所以医道不仅仅是了解人的身体，了解各个部位结构如何，了解哪个部位得了病。中国的医道不是那么窄的，而是整体文化的，维护生命作用的“医”。

　　四、谈谈中医的生命之道

　　如果我们能够从生生之学的这个高度来看待“医”，那么就不能够只停留在人身体的某个部分，而是从整个全体来看，不体会整个中国文化的特性，要把医学推向世界，是不可能的。今年年初在北京“中医影响世界”的论坛上，我特别提到了一个想法、一个理念，即要大力弘扬中医的“不药之药，无方之药”这个传统。其实中国的传统医学强调的不仅仅是用药方来治病，也不仅仅是用针灸砭石的、推拿按摩来治病，更多强调的是无药之药，无方之药。

　　近代的曾国藩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治心病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病以不药二字为药。人所谓的病，无非就是身心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你心胸广大，一个是要你不要用药。曾国藩说药能治病，但也可能加重你的病，所以要慎用。清·姚止庵对《素问》的“素”的解释：“养之不素则病生，治之不素则病成。”《素问》的“素”有很多的解释，我觉得有一个解释恐怕是最好的，“素者本也”。“本”有几个含义：一个就是原本，或者我们说平素；第二个“本”是根本的意思。中医讲治本，《素问》就是问的根本，原本，养要根据它的原本去养，治也要根据原本去治。如果养之不素，加了很多不是原本的东西，病就要产生了；治若不根据原本的体质去治，病就成了。所以说养生也好，治病也好，没有别的，只要“去其所本无，复其所固有”。人本天地阴阳之气而生，养生、治病，其实就是回归到其原本的状态。

　　我们常说养生必先养心，治病必先治心。都是说精神的因素更重要，更起决定的作用。如果我们自己有“素”的话，我们要抓住这个“本”，从精神和心理去着手。

　　现在国外研究证实疾病78%是由情绪引起的。我认为这个统计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事实上80%，甚至于 90% 的疾病都跟情绪（中医叫情志）有关系，甚至可以说百分之百的病都跟人的情绪有关系，也不为过。

　　中医经常讲，疾病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意外伤害，这可能不能称之为疾病；除此之外无非就是两大类：外感、内伤。外感之所以在你身上能发病、能致病，跟自身的免疫能力有关，跟自身的抵御能力有关。自身的抵御能力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情志、你的情绪。

　　香港做过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感染了沙氏病毒，感染以后发病的有多少，发病以后严重到无法治疗而死亡的又有多少，这个比例数字一看就明白了，感染的有那么多人，可是感染之后发病的，大概也就是1%或者2%，其中不治而死的更是极少数。所以可能我们把外在的力量看得太强大了，而把我们自身抵御的能力看得太弱了。

　　如果中医也是这么去看问题，那就完全丢失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一个向内的，看重人体自身能力的一种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向外的，看重外在的力量。所以中医的着眼点，应该是自身的抵抗、修复、痊愈能力，而不是靠外物，外物辅助一下就可以了。《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讲的很清楚，用药石的阴阳之性来调和平衡体内的阴阳，根本是要靠你自己，尤其是“神仙”这一条，它完全是在强调人的自身问题。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提到了神仙：“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这句话提出了三个方面：第一，要“荡意平心”，因为我们的心太乱了，想这个想那个，贪这个贪那个，心境要平静一点，不要胡思乱想；第二，“同生死之域”。生死不要看得太重了，要把生死看作是一样，看破生死；第三，是“无怵惕于胸中”，怵惕就是提心吊胆，就像《论语》里面说的，君子坦荡荡，不做亏心事，还有什么可怕的。

　　当然，如果过了也不行，这称之为保真、保性命之真。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不断地在丢失自己天生的真性、天然的真性。我们都知道儒家也说到“人之初，性本善”。此说源于孟子。孟子说根据人的本性是可以为善的，指出人天生就有“四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人的仁、义、礼、智等品德，“四心”就是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善之心、是非之心。我们把它充分发挥出来就形成人的仁、义、礼、智这样的品德。

　　人生下来以后就不断地在把这些东西丢失，一点一点丢失，甚至可以说丢失到最后没有礼义廉耻了，统统丢掉了。《孟子》里面打一个比喻：山上面原来草木繁盛，可是经不住人今天上去砍一棵树，后天割一片草，结果变得光秃秃了，人心也是如此。怎么办？要把这些“心””找回来，所以要“养浩然之气”。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丢失了天和、丢失了阴阳之气的和谐状态，所以要把它恢复。

　　我经常跟大家说，读《老子》第一要认识到他讲的“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要强调事物的本然状态，本然就是自然。要尊重每个事物的本然状态，这个在中国医学里面运用得最好。看病一定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差异，就是要考虑时间的差异、体质的差异等，这就是自然，我们要懂得尊重。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应该说很多从事中医的人员也都很清楚这个道理，而我们在实践上有没有做到呢？那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反复地强调。道家的原则就是要尊重每个事物的本性。

　　第二个学老子《道德经》里面有一句核心的话，就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的变化运行总是反的，道的运用要守柔，这两点非常重要。所谓道的变化运动是反的，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相反相成”，任何事物都是有两个方面的，没有一个事物是只有一个方面的，独阳不成，独阴也不成。董仲舒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相合的，有左就有右，有内就有外，有前就有后等。所以一定要看到相反相成，这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不是绝对化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彼此不可分的。再一层是“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向其反面转化。

　　中医是辨证施治，因为我们的思维就是辩证的思维。我们不是崇尚非此即彼，不是对此和彼作决定性的定量规定，更不是把这个定量定性的结论推广到一切。我们现在很习惯用西方的非此即彼的方式，而在中国的文化中间，中国的哲学里强调的是一种辩证的思维，互依互根，不是纯而又纯，而是相互包含，还会相互转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辩证思维，不是静态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把握中国文化中间的辩证思维，我们的中医就失去了它的灵魂。

　　生命是运动的，时时刻刻在变动。有中医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早晨有早晨的状态，中午有中午的状态，晚上有晚上的状态，一天中的状态都不一样，何况一年四季，何况它的少年、中年、老年。所以生命是一个活体，怎么样来维护生命，就要在动态中来维护，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千古不变的，一生不变的个体去对待。身体状态有变化，精神状态也有变化，所以辩证思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思维方式，强调动态平衡，即这种平衡只是在一个相对条件下的平衡，时空变化这个平衡也就变化了。如果失去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想中医就将不“中”了，就达不到“中和”的状态。中国人非常强调的还有一个“时”字，它包含了时和空两个概念。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些灵魂的东西，那么中医就将不是真正的中医了。

　　在这个变化的相互转变过程中，有一个标志是最好的，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太极图。太极图就最形象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状态。首先阴阳鱼是在一个整圆里面阴里面有阳，阳里面有阴，不断地转动和变化，它最形象地表达了中国特有的辩证思维，又能够表达整体关联。

　　五、中国文化与世界问题

　　中国的文化归纳起来无非就是这样几点：一个是强调整体关联，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且在部分里面包含了它的全体。这个思想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里面都有。儒家强调万物一体，道家强调道通为一，佛家强调一多相即，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整体上面的每一部分都包含了它整体的全部信息，这就是后来我们科学上说的全息论。这里讲的是抽象的道理，《西游记》把这个道理形象化了，孙悟空跟好多人打架，分身不过来怎么办？身上拔一撮毛，吹一口气就变成一群孙悟空。中医有手诊、有耳针、有足疗，都用了这个原理，部分里面有整体的信息。我认为中医中药的振兴，跟中国文化的振兴密不可分。我曾在很多中医学术讨论会上恳请，我说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就要靠我们中医界。把中医文化、把中医的具体运用的层面给呈现出来。可是很多中医界的朋友跟我说，中医界的振兴有赖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于是就成了一个互相依赖，说的不好听就是推卸责任，所以还是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我们努力弘扬中国文化，希望对你们中医有推动作用，你们努力弘扬中医文化，也让人们更深领会中国文化的精彩之处。因为中医是有效用的，身体不舒服了，一经治疗好了，中医让我们恢复了平衡，达到平衡就达到健康了。中国文化里面处处都讲中庸。什么叫中庸？中庸不是投机，不是取巧，中庸就是用“中”，把握分寸，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达到平衡一切就都健康。身体健康，社会也健康，天地人都健康。失去了这个平衡，失去了这个“中”，失去了这个“和”，身体不健康，社会也不健康，天地人也不能够和谐相处。

　　人们不能够掌握中庸的精神，不能把中庸的精神贯彻到现实的生活中间、社会中间，处理天人关系中间，因此造成了很多的灾难。身体的灾难，家庭的灾难，社会的灾难，天地的灾难。其实我们对于自然灾害不需要大惊小怪，自然灾害在某一种程度上就是在调整自然界的自我平衡问题。这一点在《左传》里面就有相关论述。自然灾害就是因为自然界的平衡失去了，所以它要调整，自我调整。社会问题也是这样，两极分化，贫富差异等问题严重了，这个社会就要变动了，就要调整，人体自身也是如此。

　　如果通过中医养生治病的理念，通过生生之学，我们大家身心都能够保持健康的话，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魅力就有了切身的体会。可是我们现在对于中医理论的理解，恐怕还不如某些西方人士。我们还拘泥于以药治病，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例如刚才讲到的针灸、砭石、推拿、按摩等非药物治疗。我们根本的指导理念是什么？是向内的原则，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原则，鼓励人们或者得了病的人树立起一种信念。我们不要小看它，现在包括西方很多心理学家，都越来越看到信仰的力量，信念的力量，这些方面在中国文化中早就有了。

　　对环境，我们大力去治理环境，治理什么环境，外在的环境还是我们的心灵环境？我们说某地环境治理好了，但我们心灵没有治理好，他还去破坏。我们外在治理永远赶不上他心理破坏的即速度。

　　我曾经说过，我是北京水资源匮乏的见证人。为什么这样说？我1955年考上北大，当时我们的校址已经搬到现在的西郊，当时海淀水资源丰富得不得了，那里有万泉庄，到处都是泉水。整个西北地区都是水作物的产地，水稻、藕、茭白、荸荠都是水生的，我在那里也去过很多地方采藕。现在呢？一无所有了。保持了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可以说上亿年的自然环境，我们三十多年就把它给破坏了，我们治理三十年能治理回来吗？治理不回来。所以治环境首先要治人，治人首先要治心。儒家讲的所有道理就是反求自己，反躬自问。人跟生存环境发生了不和谐，问谁？问人。你跟别人发生了冲突了，问谁？问自己。你自己的身心发生了矛盾，问谁？问心。不要说我的身体就要吃，就有这个欲望要吃，可是吃出病来了你怪谁？嘴巴太贪了，其实不是嘴巴贪，是心贪。

　　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不同，怎么来理解？他们发生了什么问题一张嘴就说“我的上帝”，中国人发生什么事情一开口就是“天地良心”，尤其是良心。我看过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医生写的，叫做《治心免病法》。治什么心？就是治你那颗没有按照上帝意志去做的那颗心，你要免病，就要让你的心跟上帝合二为一，你一切都听从上帝旨意去做，你各种各样的病都会没有了。这个道理也对。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心里面有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病都来了，包括道德的问题，衣食住行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我做的节目很多人也看过了，叫《三理养生》，生理无非就是饮食、男女、作息，这个表面上看好像是肉体上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过分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心的问题。过去认为释迦牟尼是大医王，释迦牟尼治心，治贪、嗔、痴三心。因为我们有了贪、嗔、痴三颗心，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痛苦、烦恼。把你的心治好了，把你的痛苦烦恼解除了，这不是治病吗？所以近代有一位大医他就反复地说佛典、四书五经、老庄都是治心病的良药，以情治情，心情的病不是用草木、药石所能够治愈的。从这个方面说，我们医的理念，或者治病的理念也就大大扩展了，这真正落实到了治人的根本，因为人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的人。生病不仅仅是一个物质（身）的问题，更是一个精神（心）的问题，精神的力量起着支配、统帅、指导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我也是一位大医。因为现在人们的心理病，更需要有人去开导。很多病不是药物所能治。药石不能治所有的病，其他的医疗技术手段也是如此，只有解开他的心结才能够治好。所以我想现在的学科分类其实是禁锢了我们的思想，要把中医的精神恢复起来，首先要把它放到整个中国文化里面去，把它看成中国文化里面一个最光辉的一门学科。

　　中国的整个文化是围绕着人来做的。人在天地万物之中，我们研究天地的问题，其实最终都是为了落实到人，所以人是天地万物中最为贵的。因此人的生命也是最贵重的，叫贵生。要贵生就要懂得摄生、养生、卫生的道理。这不仅仅是物质身体方面的平衡调整，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充实调整。所以要把一个人作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人来看，不是只着眼于生理上的病来看。

　　现在西方兴起的自然疗法里面，曾经提出了七条自然医学的哲学原则。这七条跟中医是完全相通的。这七条原则，第一就是“无害原则”。第二是“自然愈合的效率”。第三是“寻找病因，并予以治疗”；第四是“整体化的治疗原则”，特别强调要着眼于把每个患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他是由躯体、精神、情志、社会和其他种种元素构成的综合体。第五我认为非常重要，“医生是教师”。他说将来的医生不是开药的，而是指导人们健康生活的教师，采取健康的态度，自己的饮食，为自己的健康承担责任；第六就是“预防是最好的治疗”。第七“要建立起健康的良好状态”。什么叫做健康的良好状态？就是一种理想的躯体，理想的精神，理想的情绪和理想的心智。

　　心智的成熟和一个人的健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很多人活到老心智也没有成熟，因为他老是害怕面对这个、面对那个。只有一个人既能够面对快乐，也能够面对痛苦；既能够面对顺利，也能够面对坎坷，就是不管什么状态下他都能够面对它，而不是回避和逃避它，这才是心智成熟。只有这样能够全面面对各种不同状态，其身体才是健康的。你怕这个又怕那个，怵惕存其心中，就一定要有病了。所以西方自然疗法的几个原则，我觉得跟中医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不要怕中医的这些理念，中国文化的这些理念人家听不懂，我们不需要去迎合人家，用人家的道理去解释，那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所以一方面要接受外来的东西，一方面还要守住我们的本分，守住文化本来应该具有的精神和意义。所以我说，中医是一种生生之学，是一种整体文化的实践，而不是一种某个专业的技能的东西，立足于这一点，中医才有复兴和发扬光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