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类文献权舆之《坟》《典》类文献，其存亡情况，章学诚云：“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文史通义·书教上》）章学诚认为早期之《书》篇“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也即“《书》无定体”，因用而设体。其书写目的止于“达微隐、通形名”而已。孔子“叙而述之”，取其能疏通今古者，用以宣布教化。章学诚简单勾勒出了早期《书》篇书写同孔门《书》篇书写目的上的差异，而详细情况则更为复杂。

　　西周末年之《书》学形态

　　《国语·郑语》记载了周太史伯为郑国始封之君桓公友论周末兴衰继替之事。史伯，《史记·周本纪》作“太史伯阳”，他在论及周室已近衰败时，言“《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纵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桓公为司徒当周幽王八年（前774年），史伯引《泰誓》以言周之必败，为传世文献所记最早用《书》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桓公同史伯的对话发生在西周末年礼乐逐渐崩坏之时，但是《书》篇仍被作为议政谈理之重要凭依。宗周史官伯阳掌管着《书》篇，且深谙《书》学。据同篇所载，史伯的论说中不仅引用《泰誓》，还引用《训语》，又有以“臣闻之”的形式呈现出的近乎《书》类文献之内容。《训语》讨论夏衰褒人之化，韦昭注言其为《周书》。至于“臣闻之”同《书》类文献之关系，《周语下》载单襄公云：“吾闻之《大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袭也。”《晋语六》载范文子之言：“君幼弱，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闻之：‘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晋且以劝楚乎，君与二三臣其戒之！”所言之“天道无亲，唯德是授”，近于《大雅·文王》之“天命靡常”及梅本《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如此则“臣闻之”所言或亦属《书》类文献，其思想同于早期官学之《书》教者。《泰誓》《训语》、“臣闻之”三类知识并驾齐驱，一方面提醒我们早期《书》篇更多是一种功用性书写，其权威性尚未如后世那样树立起来；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书》篇群体已经类化，或已经独立成编。

　　春秋《书》学

　　全面考察《国语》和《左传》中引《书》、用《书》的将近百条记载，能够发现《书》篇之被引用贯穿整个春秋时期。从最早之史伯用《泰誓》，到最晚之智伯国谏智襄子。《晋语》载智襄子于宴上戏辱韩康子和段规，智伯国谏之，引《夏书》和《周书》为说。就引《书》、用《书》所涉及之国别来看，以周王室、晋国、鲁国为多，而就其使用者而言，以大夫、国君和周王为最多。如此，春秋时期引《书》、用《书》者以晋国、鲁国、周王室之国君、大夫为最多。晋国为唐叔虞之后，本就同周王室亲近，外加晋文侯又是护卫平王东迁之主力，其在春秋时的地位不言而喻。鲁国为周公之后，其同周王室之关系自不待言。所以，春秋时期《书》学之分布还是集中在周王室的核心范围内。在此意义上，春秋《书》学依然同宗周时候之《书》学保持着密切关系，可以看作西周王室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宗周《书》学的目的自然是服务于周王室，但随着礼乐征伐不复自天子出，周王室的影响逐渐减弱，《书》学之形态必然发生变化。

　　战国《书》学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王公贵族用《书》，多信从无疑，到了战国，出现了弃《书》和疑《书》的言论。《商君书·农战》言：“《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又《去强》《算地》《君臣》等篇，皆有弃《书》论述。《孟子·尽心下》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商鞅崇尚法家之术，故其攻讦《诗》《书》。孟子尊仁求义，所以难以认同《武成》篇之记述。这些言论反映出法家与儒家对《书》学篇的信任度较早期贵族有所下降，法家摒弃《书》学，而儒家自有新学。弃《书》、疑《书》所反映出的是战国学术之变革，《书》学已经不同于春秋及先前。孔子而后，战国诸子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开启了《书》学的新局面。

　　《论语·为政》载孔子引《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宪问》载：“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由孔子教授弟子及弟子提问皆引《书》可知孔子之时，孔门当已有《书》，此书同宗周旧《书》学或有关联，但却经过孔子编整。以《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典籍之用《书》情况，相较于《墨子》之用《书》，能够发现所引内容差别很大。这些不同显示出诸子对待宗周《书》学态度上的分歧，而正是这些分歧导致各个学派编整出用以授受之《书》彼此互异。《墨子》引书多言《夏书》《商书》，少引《周书》，不引《虞书》，篇前多缀“先王之书”；其称《书》时，多指儒家之《书》，且持摒弃态度，如《公孟》篇批评儒家《诗》《书》之言。陈梦家谓：“《尚书》的名称，代有变异，其初泛称《书》，其次有篇名，其次分夏、商、周书，其次称《夏书》为‘尚书’，其次总称夏、商、周书为《尚书》。”（《尚书通论》）结合前述，就引《书》而言，最早所见为直接引篇名。就儒墨两家用《书》情况来看，战国之时，《书》或更多指儒家之本，《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基本上统称《书》；而墨家则多言《夏书》《商书》或称引篇名，所引篇名亦大不同于孔门之《书》篇。另有一点，墨家引《书》虽不同于孔门，但对《书》篇基本上持信从态度。这点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墨家《书》篇之来源或本就具有一定权威性，其整体面貌较儒家之《书》或更近宗周《书》学旧貌。但是，就引《书》之功用而言，儒家用《书》则更多保留了春秋贵族用《书》议政之传统，而墨家引《书》则多在谈理。要之，对于宗周之《书》而言，墨家之《书》在“体”的层面有更多留存，而儒家之《书》在“用”的层面有更多继承。

　　早期《书》篇之书写编整背后是学术生态之转迁，蒙文通言：“《左（传）》《国（语）》所述，名理实繁，此哲学之初寄乎史；家语作，哲学又离史学而独尊。此周代学术转变之阶段也。《左》《国》所采者广，上接乎《书》，下接乎子。”以蒙先生所论审视《书》学变迁的轨迹，若合符节。

　　无论是西周、春秋的贵族引《书》论政，还是战国诸子之用《书》明理，都显示出《书》类文献及其背后之《书》在中国文化中的砥柱地位。正是华夏先民的智慧与思想，赋予了《诗》《书》类典籍永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