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但把君子确立为中国人应当追求的理想人格，而且围绕君子自身的道德社会理想做了阐述。孔子认为，地位高贵的君子如果对宗亲厚道、恭敬，那么民众就会致力于仁德；如果不遗弃故旧老友，民众也不会冷漠无情。“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在回答季康子关于“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的为政之道时，孔子对他讲：“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一个有德有位的君子治国理政要达到使社会有道的目的，根本不用采取杀伐的手段，只要坚持善政就可以使民众向善、为善，这乃是因为君子的道德对小人的道德可以起到表率、纠正的作用。显而易见，孔子极为推崇君子通过自己的道德示范作用对“有道社会”和“善治社会”进行建构。孟子凸显了君子的道德社会治理使命。“霸者之民，骧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嗥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百姓欢乐愉快，人人心旷神怡，遭受杀戮而不怨恨，得到恩惠也不用报答谁，百姓日益向善却不知道谁的作为，这样的“理想王国”正是借助于君子的善治形成的，而这又取决于君子具有巨大的神秘力量，即君子所到之处人民就会受到感化、所保存的都是神圣的力量，他具有上与天齐、下与地同的造化之功，因此产生了较大的补益。孟子还非常自信地说，只要坚持君子之治，国君信用君子，那么国家就会安定、富贵；假设少年子弟跟从君子，他们就会讲究孝悌与忠信。

　　《中庸》对德位兼备的君子的道德社会建构功能也不无所见。第一，它认为君子由于具有崇高的道德品格，因而具有强大的榜样力量——不用奖赏百姓也愿意听从，不用发怒也能使百姓自觉地遵法守纪。所谓“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缺钺”。第二，它强调君子治理天下时先修养自身的德行，然后从老百姓和百世以后的社会那里得到确认；君子的行为举止能够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先导、法度，他的言语也能长久成为天下人遵循的准则。“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第三，它指出君子体现了至德渊微、纯厚恭敬的良好品德，为此即可保证天下太平，“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荀子同样认识到君子在社会道德建设上的示范作用。他指出：“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即言制定了法律并加以讨论，规定了官吏的职权并相互沟通，没有隐藏的图谋，没有遗漏的善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过失，这些只有君子才能做得到；虽然历史上有过具备良法而产生动乱的事情，但从没有听说过有君子而国家产生动乱的。“君子”之所以能够推动有道社会的建构，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极为丰富的伦理内涵，还在于它虽具有理想性但与更高境界的“圣贤”人格相比，经过努力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是一种为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人格范型。荀子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指出，君子固然具有多种多样的优秀品质，因而具有超越性、理想性，但绝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君子的贤能、知识、辨识、明察并不是周全的，其特殊技能不如农人、贾人、工人等，但是，“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荀子·儒效》)。为此，荀子多方面地阐明了君子的成长之道，一个人唯有通过礼义道德的长期学习和实践，使之积淀、内化为个体内在道德精神世界，才能改善人的性情，进而成就君子人格。

　　由上所述，先秦儒家不仅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阐述了君子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还阐明了君子人格的价值、意义、影响和如何成为君子的工夫(路径方法等)。而君子之所以能够在道德社会理想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儒家来说还在于他具有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责任品格。

　　其一是从君子的本质来说，作为一种体现地位、身份、角色的特定人格，作为反映做人的个性、尊严、价值、性格、气质、品德、信仰、良心、魅力和品格等各种特质的人生理想，君子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如同仁者、成人、圣贤一样要承担这样那样的责任、义务、使命，历代儒家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国家、人与天下等不同的关系范式中充分揭示了君子的责任担当。

　　其二是儒家关于君子的内涵、功能和工夫的论说也显示出君子之学蕴含着责任伦理的思想。例如，孔子称赞的子产四种君子之道就彰显了律己、敬事、惠民、爱民等政治道德责任，以及孟子所说的“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孟子·梁惠王下》)等思想。

　　其三是围绕君子与物、己、人(他人)、社会(狭义的)和天下之间的关系，历代儒家阐发了实质性的忧民责任感。且不说儒家阐释了关于君子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和对天下的责任担当，即使是君子对于物的责任，儒家也做了相当的关注。例如，孟子提出了爱物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二程强调君子成物、济物、役物的义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败物，故凶”“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之道，贵乎有成。有济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犹无有也”。

　　其四是儒家明确肯定了君子的社会责任意涵。孔子提出了君子的“三戒”“三畏”和“九思”等行为格准。

　　其五是对儒家言传的君子的社会责任意涵，当代许多学者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牟钟鉴认为君子道德人格具有六个方面，即有仁义、有涵养、有操守、有容量、有坦诚和有担当；钱念孙指出历代君子身上都颇为明显地体现出三大特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以仁义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互助理念和社会关爱思想，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何善蒙指出，《中庸》中的成己成物观念体现了君子形象的社会担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