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并不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用得频率较高，宋代以后的思想家偶也用之。当然，与“实学”内涵相关的内容，我们可以追溯得更早。为此，历史上的“实学”能顾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狭义上的即明清之际的实学，我们称作是一种学术思潮，是儒家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代称。一般将中国的学术思潮大致划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近代新学。关于明清中后期到近代的学术思想的划分，过去是有不同意见的。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谓之地主阶级的反思思潮、资本主义的人文思潮，也有按照清代学术的转向，谓之清代朴学，不一而足。现在我们从当时思想家使用较高的语汇中抽取出来，把它定位为“明清实学”，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同，这也是与东亚韩国、日本相关学者交流后取得较为一致的共识。大家倾向于认为，实学是古代儒家学术最后一种形态、最后一种学术思潮，并与近代吸收了西方文化学术的新学相接壤。齐鲁书社1989年出版的《明清实学思潮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明清实学简史》，代表了对这一历史阶段实学思想的研究。

　　二是中义上的、自宋初以来学术思潮的其中一个支脉。“宋明理学”其实是这一阶段的总称，如果细分，其中可以划分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有学者认为还应加上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为代表张王气学，而气学的理论和实践恰恰又是实学的基础——故此，我们可以梳理从宋初以来所谓“明体达用”的实学思潮。1994年首都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实学思想史》，就是这样一种中义实学理念的反映。

　　三是广义的“实学”，就是儒学思想中偏重于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都可纳入进来。如此而言，我们能够探讨比如先秦某个儒学思想家的“实学”。也可以把广义上的“实学”看作是宋以后实学产生的萌芽。当然，亦有学者探讨其他诸如道、佛、法等家的相关治国应世观点，将其作为“实学”，这更是宽泛化的理解。

　　从以上梳理能够看出，以葛荣晋先生为代表的、八十年代以来主流的实学学术研究共同体基本上对实学是作狭义和中义上的框定。葛先生在和韩、日学者的交流中，还提出“新实学”的概念，主张对历史上的实学思想研究要结合现实，挖掘其中可以应用于当代的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等理念资源。

　　2002年、2003年葛先生分别在首都师大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从书名中发现他提出“实学文化”学术主张。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实学研究专家和学者的重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价值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历史上的“实学”，还是现代倡导的“新实学”，基本上停留在对理、气、心性、致用等哲学思想的形上阐发上。“实学文化”则不然，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理念已经延伸到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说，在历史上，实学对社会、科技、学术、文学、教育乃至于政治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故此，近年来出版的《清代社会与实学》、《实学大家·宋应星》、《朝鲜李朝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朱之瑜实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会通中西：晚明实学家王徵的设计与思想》等等。“实心实政”的理念深深渗透在清代康雍乾的治国思想中。我极为赞赏葛先生把“经世实学”作为实学的主流和核心;但我更倾向于“实测实学、考据实学、启蒙实学”似乎放在实学文化中更为合适，它们是实学向科技、历史、政治的文化延伸——当然，其中的哲学理念可以看作是实学的组成部分。我注意到，葛先生提出的“实学文化”，比“实学”更为宽泛一些，同时也包含到对历史上实学思想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弘扬，与他主张的“新实学”部分内涵和外延重合。

　　2018年，王杰会长和我共同主编的《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丛书在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书名中的“新实学文化”或许我们自身当时也没有完全领悟其意义，就贸然提出来了。有“实学”和“新实学”，又有“实学文化”和“新实学文化”这么多术语，究竟如何去理解，才能把握实学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方向?

　　无疑，后来的研究者们逻辑上包含了前辈者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这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辩证法。我们提出的“新时代新实学”，同样主张对历史上的实学，应当继续深入挖掘，原来可能很多停留在宏大叙事的“章、节”表述上;2000年以来尽管开拓了人物实学思想的研究，但分量不够，产量太少，形不成氛围;故此对人物和专题的“大部头”精深探索，有助于厚实实学理论基础，扎牢实学文化根基。我们提出的“新实学文化”，并非刻意和老一辈实学研究者区分开，它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新的转向、新的理路。一方面，我们更加倾向于对实学作广义的解读——就是把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运用于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让传统文化原来的图书馆、讲堂上、博物馆等形式在生产生活中“活态化”，从“生命力源泉”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动力——我想，这是对老一辈实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另一方面，它暗合当今主流意识形态把优秀传统文化提到“治国理政思想文化资源”高度的时代潮流，因而发展的前景将更为广阔、丰溢。

　　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中，关于“实”的论述主要有：一是对传统文化评述中，认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蕴藏着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重要启示——既与我们对实学的上述广义解读紧密关联，又可作为“崇实黜虚”的实学宗旨;二是在当代治国理政各领域提出诸如“实干兴邦、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九分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等思想，对“实”的重要性、方法论及其运用领域作了很好阐释，实质上是新时代“新实学”的最好表述，亦可看作是新实学文化的当代指导思想来源。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强调的是对规律的认知、发现到不教条化地对待规律;从“与时俱进”到“求真务实”，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同步性;那么，被多次引用并赋予新时代含义的“知行合一”，则强调的是，有了很好的理想目标和规律，就要认真地在行动中落实，避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的分裂做法。

　　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论最基本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历史上，“实学”成为儒学最后一种阶段性学术思潮，颇具反讽意味。是否可这样说，主要不是理论出了问题，而是理论的应用出了问题，才最终导致失败?把儒学当成“敲门砖”，当成“口头圣贤”，自然不会有好下场。同样，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探索的失败，难道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出了问题?非也，或许更多的是在“结合点”上的实践运用中出现重大挫折。一个政党长期积累起来的“思想体系”不能不说严密、“理论”不能不说十分完善，但朝夕瞬变的事实说明，思想也好、理论也好，和实际、实践、实效的长期“两张皮”现象，引起垮塌不是不可能的。“实”的反面是“虚”，而“虚”往往又和“假”联系在一起：没有真理性作为基石的实践、行动，迟早会走向自我覆灭。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新实学文化”的最终意义所在。

　　(本文为中央党校报刊社、中国实学研究会主办的“汲取历史文化资源，服务当代治国理政”研讨会暨“实学思想家故里行”活动启动仪式上的主题发言。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朱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