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号召；2014年9月24日，他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指示。自此，“两创”成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正在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新辉煌。近十年来，不论是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还是政府、社会各界都在对“两创”进行学理性思考、探讨，同时积极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探索，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绩。笔者始终认为，除了继续针对现实层面的规划与实践加以调研与评析之外，对于历史上的类似于“两创”的思想观念与实践，应该加以认真梳理总结，提炼出一些具有超越时空的，具有普遍价值、时代意义的观点、方法，为今天的“两创”提供借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亘古亘今，取得了辉耀千古的文明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文化精神中本身就蕴含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智慧。其中，孔子是一位最不可忽视的典型案例。结合孔子一生的思想与事迹，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在文化上具有文化自觉和自信，而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两创”观念，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可以称之为文化“两创”古典型之典范。因此，总结孔子的“古典型两创”的理论与实践，会为今天的新时代文化“两创”提供某些有益启示。

　　“斯文在兹”：在自觉与自信之中确立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文化自信”的说法上，又提出“文化自强”。显然，“文化自强”是目标，“文化自信”是基础。当然，文化自信也不会凭空产生，它的前提是“文化自知”。而“文化自知”同样有其前提，即“文化自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积极倡导“文化自觉”，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至今仍富有指导意义。我个人对于“文化自觉”的理解大体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就人的个体而言，应该自觉到文化对于个体存在的价值。人既不能忽视物质生命，也不能漠视精神生命。古人所说“安身立命”，就是一方面要在物质上保障生存发展，此即“安身”；一方面要在精神上获得终极关怀，此即“立命”。二是就人的共同体而言，应该自觉到民族文化对于族群发展的价值。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范畴。不同民族文化对于该民族具有基础性价值。尽管每个民族的文化总会是在于异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发生融合、变化，但是这种融合变化过程一般情况下是自然的、缓慢的，而不是人为的、剧烈的。一旦民族文化发生突变，往往会造成民族的衰亡。职是之故，文化自觉对于个人与族群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化自信，则是针对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而言的。它要求对本民族文化不能妄自菲薄、弃之如敝履，也不能画地为牢、唯我独尊。真正的文化自信是既能明白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与价值，也能发现其中的缺陷与不足；可以正确对待赞美与批评。这种心态才是健康的文化心态，是真正走向文化自强的基础。

　　孔子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首先就体现在他对“人禽之辨”的自觉。在周游列国途中，他遇到了不少“道不同”的隐士，孔子曾经感慨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这一点为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礼记·曲礼》说：“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冠义》更明确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孟子强调：“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荀子则肯定“人最为天下贵”。其次，孔子提出“富而后教”的观念。“富”就是要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教”即以文化人，促进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孔子、儒家强调“教化”，但也非常重视“民生”，强调“厚生、利用”，做到富民，做好养民。二是二者有个先后次第。“富之”是基础，“教之”是提升。必须先保证“安身”，然后再谈“立命”，不能颠倒顺序。

　　孔子又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孔子自幼浸润于鲁国礼乐文化的氛围之中，“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以至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确立了求道的志向，此后不断勤学、访师、求道，学集三代大成，宪章文武周公，最后得以成就自己的学问，创办私学，设帐收徒，杏坛传道。他以“道”自任，故能够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屡遭困厄，而不改初心。他为了推行大道，一生为之颠沛流离，席不暇暖。面对生死的挑战和威胁，他心志坚如磐石，信念支撑着他勇毅前行。被困于匡地，孔子自信地说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欲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个“斯文不在兹乎”之问，实际上透显出来的是一种坚定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孔子面对各种讥讽，而能“人不知而不愠”，遭遇各种困厄，而能“君子固穷”的重要保障。当然，孔子的“文化自信”是基于他对他所理解的上古文明的学习、吸收与融会贯通的“文化自知”的。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充满了“自省”。

　　正是有了这种明晰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孔子才真正找到了他一生努力的方向。面对周文疲敝的现状和礼坏乐崩的乱局，他怀抱理想，求道、明道、弘道，以道自任。他面对博厚、高明又悠久的三代文明传统这样的文化遗产，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以回答“时代之问”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冀图通过在古代遗产中总结、发展出一种“道”来解决现实困境。

　　“寓作于述”：在继承与创新之间做好平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就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就我的粗浅的理解，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对既有的传统文化，通过一种新的时代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加以形式上的转化，使之能够为现代人所理解、认可。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在既有的传统基础上，根据时代需要，创造出既与传统有内在连续性、一致性，又焕然一新的时代文化。前者重在将已有的传统进行形式的转化，后者重在发展出传统所没有的内容。二者既有对传统、对遗产的继承和认可，又有对传统、对遗产的突破与创新。从而使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得以融合时代精神而重新生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而发挥共筑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作用。

　　孔子在这方面的立场也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借鉴。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的梁漱溟先生也曾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这种继往开来的贡献，源于孔子对于道的理解有多重维度，他才因之能够平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孔子坚信“道”是存在的，而且古代圣王已经发现了道，并不需要另起炉灶；另一方面，他又明白“道”还需要“时代转化”，不能照搬照抄。因此，他在“述”与“作”的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平衡。

　　孔子提出“述而不作”的说法，非常富有深意。在孔子那里，述是指“继承”；作是指“创新”。孔子自谓“述而不作”，我们却不能就字面意思理解，而务须将之放在孔子整个思想及其实践中去把握。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不仅重视“述”，也强调“作”，实际上属于“寓作于述”。

　　孔子本人对于上古及三代传统表现出明确的尊重与认可。《中庸》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被视为孔子一生的立场。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专家看法，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了这样的概括：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其中，4300年前中原崛起，指的就是尧舜时代。4000年前王朝建立则指夏代开启的三代。3000年前王权巩固即西周建立。孔子的“祖述尧舜”，是对理想中的圣王人格精神的追慕。“宪章文武”则是有具体的“布在方策”的“文武之政”及“周公之典”可以效法。因为尧舜时期，尚没有正式进入国家时代，孔子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追述精神而确立道统。对于周文王、武王及周公，已经可以从政道的角度加以继承了。

　　我们在文献中，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并称“虞夏商周”四代或者“夏商周”三代。他称赞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称誉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舜其大知也”（《中庸》），对禹则谓“吾无间然也”（《论语·泰伯》）。赞美舜和大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更是极度礼赞周代文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礼坏乐崩，周文疲敝，周代礼乐文明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但是他与墨家、道家、法家的哲人不同，没有走上否定周文的道路，而是坚定地承接这一传统。这一立场使得孔子、儒家能够接续三代文明的文脉而疏浚、疏导，使儒家融入中华文明主流而成为主流。对此，历史学家阎步克有过精彩的分析：“在诸子百家学说之中，道家贬低礼义、法家无视道德，就是墨家具有平民精神的‘兼爱’，也不如儒家学说那样，更集中地体现和更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主流道义观念。那些道义观念为社会提供了基本文化秩序，只要是生活于那个时代之中就无法摆脱它们；而儒术则把它们升华成了系统化的理论学说。……道、法、墨基于不同角度都有否定文化的倾向，可是在这个文明古国中，文化、特别是高级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已经成了民族生活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古代的主要典籍，大抵为儒家之所传，这在决定儒者历史命运上实有重大意义。……在代表古典文化上，儒者显然具有更充分的资格，这便使儒家学派在文化领域处于得天独厚的有利地位。”

　　但是，孔子又绝非是墨守传统、泥古不化的。他通过对时代“病症”及文化系统的问题都加以研判，找到了“病灶”，并开出了“药方”。孔子认为，礼坏乐崩的现实问题，并不能就此判断礼乐文明本身应该否弃，只需要加以转化而焕发活力。此即孔子思想的“以仁释礼”。礼是三代以来的大传统，尤其在周代，成为整个文明秩序的基石。孔子早年最大的志向就是“为东周”，实现“郁郁乎文哉”的礼乐复兴。所以他高举“礼乐”的大旗，与“僭礼”的时代潮流相颉颃。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不再遵守礼乐，是缺乏“仁”德的结果。于是，他用仁来为礼确立内在根据，将外在的伦理、政治秩序的基点转向内在的德性。“仁”学的提出，使得古老的礼乐文明找到了新的动力源。孔子不仅改造了礼乐文明，而且对古老的孝、信、忠、恕等德目都有新的诠释，从而建构了建基于传统，又别具儒家特色的伦理体系。而整个孔子学说、儒学体系，便建构起内仁外礼、仁礼并举的架构，使之能够全面地关照人间秩序，向上打通天人关系，向内开启心性传统，对个体拓展出修身工夫，对共同体发展出伦理政治。

　　“与时偕行”：在传统与时代之间找到支点

　　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时代也就是守成与变革的关系，是文化“两创”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两创”以传统为支点还是以当下生活为支点。长期以来，各种文化思潮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产生很大分歧。以传统为本者，往往抗拒变革；以当下生活为本者，往往忽略传统价值。在这方面，孔子也为我们确立了“两创”的古典原则，那就是“与时偕行”。

　　很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往往视孔子为保守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更有甚者给他扣上了“保守”“复古”“倒退”的帽子。其实，如果平心静气地分析文献，我们还是可以明白地看出孔子对待传统与时代的态度。他虽然“信而好古”但却并不“泥古”。他自己是“殷人”，但他更欣赏“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吾从周”的立场表明，他更倾向于他的“当代”。当然，任何一种文明之中，都有超越时空的合理因子，孔子便认为应该加以保存、传续。这样的一种原则，既来自于他的历史观，也离不开其哲学观。

　　孔子熟悉古代文献，博览群书而能够融会贯通。他认为三代的关系是“损益”关系。“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文明之间，既有连续性，也有变革性。既不是一成不变、毫无差异，也不是另起炉灶、截然不同。当这样去看待历史的时候，就能够很理性地处理好“变与常”的关系。而“变与常”的背后，恰恰是某种哲学观在发挥作用。孔子晚而喜《易》，通过对《周易》精神的把握，深刻洞察到“时”的智慧。《易传·乾文言》记载孔子解答了可能是弟子对于爻辞的疑问，其中几次提及“时”。如“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见龙在田，时舍（舒）也”；“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亢龙有悔，与时偕极”。核心观念就是“与时偕行”，这是今语“与时俱进”的古典源头。“时”不会停滞，“变”就是必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因此，孔子在对待礼乐传统的时候，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礼，时为大。”（《孔子家语·论礼》）因此，孔子以后的儒家也一再推崇“革故鼎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维新精神、变革意识。革故鼎新、返本开新、守正创新，无不以“新”为取向，而注意对“故”“本”即传统的继承与守成。这一切均以“时”为判断标准，可见其立足点是当下生活。这样一个原则，用汉代桓宽的话来说就是“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盐铁论·忧边》）。

　　今天的文化“两创”其实也应持守这一原则。一起改革、发展、创新的动力，来自当下生活的需要。我们处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更多体现为“生命底色”的作用。那些与现代价值、精神相抵触的传统文化，便不能也不应该去继承；那些与现代价值、精神有差异但可互补的传统文化，则应该通过“两创”加以转化；那些与现代价值、精神相通的传统文化，则务必加以继承和发扬。正如贺麟先生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基于学者对于每一时代问题，无论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问题，皆能本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站在儒家的立场，予以合理、合情、合时的新解答，而得其中道。”由儒家思想扩展到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贺先生的这段话依然适用。

　　“学而时习”：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做好互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历史之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转化与发展，也离不开对时代的关切、对当下生活的关切。没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任何理论创新都是苍白无力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可能是盲目的。

　　《论语·学而》开篇就提到了“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我们理解为“学说”，即理论，而“习”则理解为实践运用。作为一种入世性取向的学问家，“学”如何“习”的问题，是最大关切。孔子临终遗言所谓“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记·孔子世家》），最能凸显孔子的这一取向。孔子绝非书斋型学者。他不是关起门来建构一套哲学话语体系，而是一生行走在大地上求道、弘道，目光紧紧关注现实问题，力图通过行道的实践来解决现实困境。正是在对寻求解决现实问题时，孔子回头去传统之中寻找资源。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孔子一生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是开办私学，开启了中国的教育传统；第二是编订六经，建构了中国的经典体系；第三是创立儒学，确立了中国的文明主脉。

　　开办私学，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提出“有教无类”的原则，更是震古烁今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绝非保守主义者，毋宁说是一个极具魄力的革新者。他适应了时代对文化的需求，突破既有传统，举办私学，不分贵贱贫富，只要有向学之心，便能够接受教育。孔子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一系列教育原则、理念、方法，并反过来用于教育实践，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可以说这样的教育规模，在古代罕有其匹；这样的教育理念，在今天也依然熠熠生辉。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中国学和教的观念当然不始于孔子，可是使‘学’与‘教’成为普遍的人类的东西则确系奠基于孔子。……这是改变人类运命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编订六经，是对古代文明、文献的第一次大规模整理。孔子凭一己之力，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完成了如此巨大浩瀚文化工程，这完全得益于他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系统整理古代文献，孔子做到了对上古三代文明的“集大成”；但同时这样的工作又绝非是简单的堆砌，而是有标准的选择性辑录编纂。这样的选择，就反映出孔子的价值取向及目的性。正如司马迁所总结的那样：“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这样的一种整合性的文献编订，凸显出上古三代文明的道统连续性，也建构起儒家经典体系的基本架构。正所谓“整理古文献，赋予新意义”（林安梧先生语）。这些经典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的所谓“十三经”、“四书”等经典体系，是中华文明的大经大法，是华夏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生命的精粹、文化传统的结晶，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制度建构、行为习惯、社会生活皆有既深且远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伦理、道德、法律、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谓“文明渊薮”。

　　创立儒学，在古老的话语体系中，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使得礼乐文明焕发生机；通过创新性发展，提出仁学的伟大思想。孔子在承继三代文明尤其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集上古文化之大成，开百世文明之新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儒学成为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正统，其影响不仅波及东亚，形成了儒教文化圈，而且远播欧洲，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几个大的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孔子的思想还具有初创期的那种模糊性，但也带着孔子所独具的系统性、圆融性。此后的子思、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程朱、陆王，无不在“宗师仲尼”的前提下，结合时代命题创造自己的新儒学体系，但唯有孔子具有这种“宗师”的地位，至今仍有学者主张“回到孔子”以返本开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孔子在创立儒学的过程中，更好地处理了传统与时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成为了最具典范性的案例。

　　余论

　　当我们努力为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努力之际，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与东西方各家思想，吸纳其优秀成分；只有保持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精神，积极思考应对当前人类及民族发展所面临之困境与问题的方案和策略，才能真正为时代和社会所欢迎和接纳，获得新生，才是正途。这便是我们从孔子这位文化“两创”古典型的典范身上获得的启示。

　　作者：宋立林，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原文标题《孔子：文化“两创”古典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