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在历史上有许多称呼：当时的人们称他为“夫子”，夫子就是先生的意思；他逝世的时候，鲁哀公诔文称他为“尼父”，父是尊称；战国人称他“孔子”，就是孔先生的意思；西汉称他“素王”或“先师”，素王就是他有王者之德、王者之风，但是没有王者的位置，所以是“素王”，“先师”指开一代教育万世师表的人物；汉平帝时正式封他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称他为“文圣尼公”；北周静帝封他为“邹国公”；隋文帝时称他为“先师尼父”；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后又改成“宣父”；唐高宗尊他为“太师”；武则天时称他为“隆道公”；唐玄宗升孔子为“文宣王”，“素王”是汉代经学家对孔子的称呼，“文宣王”是统治者正式给他的封号；宋真宗时称他为“玄圣文宣王”，后来又改称“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清顺治加封号“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恢复称“至圣先师”；民国时期仍然派大员来祭祀孔子，并且沿用“大成至圣先师”这一称呼。

　　历代这些称呼都是褒称，而且这些褒称中有一个共同现象，即大多称孔子为“圣”、为“师”，以“大成至圣文宣王”为例，根据苏洵《谥法》记载，“行道化民曰圣”，意思是说推行自己的道德主张来教化民众，这就是“圣”；“穷理尽性曰圣”，从哲学的角度、心理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来穷尽这些义理、穷尽人性，这就是“圣”。关于“文”，苏洵认为“经纬天地曰文”“修德来远曰文”“道德博闻曰文”，这些都是孔子所具备的。关于什么是“宣”，苏洵认为“善闻周达曰宣”，就是把他的美名向四面八方宣扬出来，“诚意见外曰宣”，即内外表里如一。

　　“大成”是孟子赞扬孔子集三代文化、古今圣贤之大成；“至圣”是说孔子是圣人中的“高大上”，是最高大的一个圣人。“先师”一词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周礼》记载“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当时有“师”“儒”之分。“师以贤得民”，就是说“师”是以贤明来获得人们的敬重；“儒以道得民”，“儒”是以知识和道义来获得人们的崇敬。“师”和“儒”实际在孔子以前是两种官职，这两种官职都要表率万民，一个是用自己的德行，一个是用自己的知识和道理。韩愈讲得更清楚，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真正承当“先师”之任的孔子是当之无愧的，所以评价孔子最核心的、最主要的就是“师”，从事教育、从事教学、从事人才培养，是孔子终生的事业，也是他影响千秋万代甚至影响人类的一代伟业。本文将主要从下面五个方面介绍孔子的教育思想。

曲阜孔庙大成殿

　　一、六艺——全能教育

　　1.六艺与七十二弟子

　　孔子的教学重视全能教育、全方位训练，即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不仅指今天所说的有礼貌、有秩序，古代的礼包容非常广，有吉、凶、军、宾、嘉五礼，还有若干小类，有所谓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所有的制度典章、行为规范都在礼的规范当中。乐有“六乐”，包括《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是从尧舜一直到周代的音乐。射也不是简单的射箭，有“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即五种射箭的技巧、理论和技能。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襄尺，臣与君同射，臣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御的讲究也非常多，有文车、武车之分，因为古代打仗是战车，出行外交则坐文车，走到哪个地方该怎么驾、该怎么行礼都是有讲究的。书是“六书”，包括书法、“六书”的原理、文字的含义等。数指“九数”，包括各种计算，如工程计算、面积计算等。

　　这些技能都是当时士人服务于社会必备的技巧。孔子认为“君子不器”，是说不要成为一个具体的、简单的用具，君子应该是全能的、全面的。又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儒是全面的儒者。《史记》记载孔子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就是能够全面掌握这些技巧的有七十二位，这七十二位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里都有记载，只是人数有多有少，人名不完全相同。

　　简单来看，礼、乐就是当时的文明制度，主于教世，即教化世人；射、御是当时的武艺和技能，是战备制度和技能，用于救世；书、数是文化知识，用于治理社会。这几种知识都具备，可以说是能文能武，知今知古，精文精理，通艺通技，无施不宜，无往不利。因此，当时很多国君既想用孔子又怕用孔子。想用，是因为孔子的弟子都是人才，每个人都能担当重任；怕用，是怕他的弟子团结起来造反而驾驭不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儒家是不主张造反的，是为君子统治服务的。

　　2.六艺对历史的继承——乡三物

　　儒家经典《周礼》中记载了教化万民的“乡三物”：“（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宾兴之”就是把他作为珍贵的人才举荐，“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讲的“六艺”就是从这里来的。“六德”属于内在的品质，也包括政治的；“六行”属于伦理的品行；“六艺”属于知识技能。这是孔子对历史的继承。大司徒既以这三种品德和知识教化万民，又以此为标准来推荐优秀人才。

　　3.四科造士

　　孔子在继承六艺的基础上又有所扩展。《礼记·王制》曰：“《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将诗、书、礼、乐分成四科，一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德行这一科是非常优秀的。二是“言语”，相当于今天的外交辞令，比较突出的学生有宰我、子贡等，尤其是子贡。一次吴国要攻打鲁国，鲁君派子贡去游说吴国，子贡就说你打鲁国没意思，鲁国那么弱，你不打它，它也会听你的。吴国就问哪国最强，他说齐国最强，你敢不敢惹？吴国当时正如日中天，于是就跟齐国开战，结果吴齐强国两败俱伤，鲁国反而安全了。三是“政事”，杰出学生主要有冉有和子路。四是“文学”，指古代文献，也就是当时的经学，杰出学生有子游、子夏。

北宋佚名《孔子弟子像全卷》（局部）

　　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的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六经——全智教育

　　1.四经

　　前文所说的“六艺”培养出的是操作性较强的人才，这样的人才缺乏信仰，缺乏哲学。因此孔子晚年就对此做了补充、改造，尤其是周游列国之后修订了《易》《春秋》，形成了“六经”。孔子之前是“四经”，《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赵衰赞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管子》：“泽其四经。”尹知章注：“四经，谓《诗》《书》《礼》《乐》。”《史记》称：“孔子闵（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

　　2.六经形成

　　《庄子》中记载，孔子继“旧法、世传之史”，“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用这“六经”来教授学生，尤其是对“六经”进行了新的阐释，加入了很多仁义、道德，还包括民本、秩序等方面的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儒家经典。《庄子·天道》篇说孔子“繙‘十二经’以说”。一种说法认为十二经指六经六纬，也有人认为是大“六经”、小“六经”。大“六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小“六经”是具体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的教材。《孔子家语·本姓解》也讲到：“（孔子）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这样就形成了“六经”。

《圣迹图·删述六经》

　　3.六经异说

　　有人认为，“六经”讲的都是历史，不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孔子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如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一》：“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虽然“六经”的内容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是“六经”作为经典文献，是孔子定下来的。虽然“六经”的内容在以前就有了，但是只是记载历史事件，没有从历史事件中总结规律、道理，这些规律和道理是孔子总结出来的。就像《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它们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历史书籍，但是“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里面贯穿的义理是孔子灌输进去的。

　　也有人说“六经”在孔子那个时候不存在，是汉代的人整理出来的，这也是不对的。郭店战国竹简《六德》记载：“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这说明在战国时期，这“六经”已经形成，而且成为一个体系，它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

　　4.六经益智

　　“六经”不仅是历史故事，它也是有内容的。《庄子·天下》篇记载孔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然《诗经》今天还在，但通常是把它讲成文学著作，把有些诗篇讲成纯粹的男女爱情，或者说成是劳动人民反抗，这些实际都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诗经》本意。古代写诗，不像现在这样大胆直白，并且这些诗歌的作者恰恰不一定是青年男女，而往往是士大夫的身份，借以表达自己不得志及知音难遇的心情。比如屈原的《离骚》，诗中大多是用一种如怨如慕的笔调，所写内容大都是香草美人，但我们不能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认为屈原是在埋怨、怨恨楚怀王抛弃了自己，认为屈原是一个弄臣，这就是不知道古代文学委婉表达感情的方式而致。所以《诗》是用来道志的，不完全是言情的；“《书》以道事”，《书》是讲历史事件的；“《礼》以道行”，《礼》是讲行为规范的；“《乐》以道和”，《乐》是讲怎样和谐、融洽相处的，怎么妥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的；“《易》以道阴阳”，阴阳就是哲学；“《春秋》以道名分”，名分不是讲等级，而是讲秩序，在哪一个等级，就要做符合哪个等级、哪个身份的事，也就是齐景公问孔子，孔子所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就是讲的名分，无论是国君还是士大夫、卿、士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

　　《荀子·儒效》也有类似言论：“《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的话也这样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艺’于治一也”，“六经”也称“六艺”；“《礼》以节人”，《礼》是用来节制每一个人的言行的；“《乐》以发和”，就是表达和谐感情的；“《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神化就是把神秘的变化展示出来，“《春秋》以义”，义就是原则、规范。这与《庄子》说“六经”是一致的。

　　5.六经载道

　　“六经”也是载道的，指孔子把他的主张、理念贯穿于“六经”之中。《汉书·翼奉传》记载：“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其中，“天地设位”，指自然界秩序的形成；“悬日月”，就是日月悬在空中，白天太阳运行，晚上月亮出来；“布星辰”，像北斗星、二十四宿布满天空；“分阴阳”，分白天黑夜；“定四时”，指四季交替；“列五行”，是把金、木、水、火、土列出来，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以视圣人”，这些现象客观上陈列在那里，但是普通人感觉不出来，只有圣人一看到就能感觉到；“名之曰‘道’”，就是圣人把这些规律性的东西阐释出来、解释清楚、传播出去，这就是“道”。“道”其实就是解释天地为什么这样形成，日月为什么这样运转，星辰为什么这样分布，其运行表达什么意思，阴阳的原理是怎样消长的，四时是如何形成的，还有推算历法，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相胜相生的关系，这就是“道”。

　　“道”在哪里？“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圣人从自然界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体会人们该怎样去做；“故画州土”，就是把行政区域划为九州或十二州；“建君臣”，指把君臣之间的关系确立下来；“立律历”，制定历法是古代帝王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陈成败”，把历史的经验总结出来；“以视贤者”，圣人把这些规律写出来给贤者看；“名之曰‘经’”，“经”里面就包含这些东西。

　　《尚书·禹贡》主要讲的是划九州，《尚书·洪范》主要写的五行，《周易》讲阴阳，《春秋》讲等级、成败，《礼记》里讲礼经也讲君臣之义。也就是说，“六经”所记载的既是天道，又是人道，也是地道，甚至还探讨阴阳，也就是所谓的鬼神原理。“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贤者见到这些经，就知道我们当下该怎样去做，因此说《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道理、主张和规范的，孔子用它们来教育学生，教出来的学生也非常优秀。

　　6.六经与五行

　　《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五经”不是随意选出来的，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一个与五常相对应的、完善的体系。《乐》是让人们精神快乐的，代表着仁的情怀。《诗》是正言的，古代外交辞令要引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主题和想法，否则没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因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诗经》表达义的原理。《礼》是讲行为规范的，告诉人们怎样身体力行。《书》记载了尧舜至西周时期的重要文诰和事件，让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这样会增加人的智慧。《春秋》下笔很有考究，它将褒贬寓于措辞之中。如“天王狩于河阳”一句，表面是说天子到黄河之北去巡狩，实际背后隐含的是晋文公称霸，要在河阳举行会盟，他想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就把周天子叫过来为他作证。按历史的本相，应该是晋文公会盟诸侯于河阳，召天子来作证，但是这样就会违反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等级，对周天子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走在哪里都不需要请，更不能召，而是自己主动地想去哪就去哪。所以孔子在修《春秋》的时候就采取主动的笔法，叫“天王狩于河阳”，表达了他尊崇周天子、贬斥称霸之人不懂规矩的主张，所以说《春秋》可以“断事”。“五经”里包含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汉书》书影

　　但是只有这五者还不够，还缺乏一种哲学思考、哲学原理。“而《易》为之原”，《易经》讲的是阴阳，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源头，所以“五经”里都涉及阴阳问题；而阴阳又代表仁义，“五经”里也都涉及仁义问题。因此，“六经”的选择是有科学依据的，是相互制衡、互为支撑、互为配合的。

　　7.六经的功能

　　《诗》是抒情文学，故长于真情实感；《书》是历史记录，故长于明事纪功；《礼》是行为规范，故长于制度文明；《乐》是音乐作品，故长于和乐盛美；《易》讲天地阴阳，故长于运数变化；《春秋》讲是非名分，故长于社会治理。“六经”各司其职，各行其事，共同塑造“仁义”之士，共同促进天下文明与和平。

　　古代“六经”代表了文学、美育、历史、政治、哲学、社会学、行为学甚至语言学等各个方面。被梁漱溟先生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先生就曾称“六经”可以统天下一切学术。如果掌握了“六经”，再去读之后各家的学术，就可以像犀角分水一样迎刃而解。

　　8.六经教化

　　《礼记·经解》述“六经”之教的效果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意思是说，到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教化：如果这个地方的人能说会唱、温文尔雅，待人敦厚，那一定是《诗经》的教化在起作用；如果这个地方的人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对历史事件、历史典故很熟悉，那肯定是《尚书》的教化盛行；如果一个地方的人都非常豁达、潇洒、风流，这是《乐经》的教化在起作用；一个地方的人思想非常缜密，考虑问题非常深刻，一定是《易经》的教化在起作用；如果这个地方的人恭俭庄敬，那就是《礼》的教化在起作用；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注重自己的语言，那一定是《春秋》的教化在起作用。由此可见，“六经”的教化是很明显的。

　　所以“六经”既是历史的记载，又是道理的记载；既是教化的经典，又是益智的教科书。它是兼有德育、智育、美育甚至增加情商、信仰的经典。所以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是全方位的。

　　三、君子——全德教育

　　（一）形形色色的人格

　　孔子有非常明确的教育目标，就是要培养君子。君子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全德教育，即完全德行的教育。孔子把一个人的成才分成很多类型，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必须要形成自己明确的教育目标。

　　不仅孔子，放之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教育家必须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如西方古希腊的“智者”教育，重视智慧、知识的培育；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教育，重视勇敢、道义的培育；英国的“绅士”教育，重视礼貌的培育；日本的“武士”教育，重视勇敢、战绩的培育；其他一些国家重视现代“精英”教育，培育不仅有领袖气质还要有大众情怀的人。作为教育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才能完成好教学任务。

《圣迹图·杏坛礼乐》

　　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教育目标，比如道家提倡的是“无为”的隐士；墨家提倡的是敢于牺牲的义士；名家提倡能言善辩的诡辩家；兵家提倡能够出奇制胜的智谋者；农家提倡亲自耕作，耕而食、织而衣的劳动者；法家提倡不避亲属、不分贵贱、依断于法的铁面法官；阴阳家提倡善于推算历法的、神秘的方士；儒家推崇的则是文质彬彬的君子。

　　（二）孔子论人格

　　孔子把人格分成很多类型，包括匹夫、士、成人、圣人和君子，而君子是最理想的人格形象。

　　1. 匹夫

　　匹夫就是有志气的、能够坚持操守的自由人。因此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说匹夫有自己的操守、荣辱观以及是非观。但是这种匹夫只知道小义小节，而不知大义、大节、大道，所以孔子与他的学生讨论管仲是不是君子的时候，把匹夫与君子区分出来了。管仲曾跟随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公子纠死后，齐桓公听取鲍叔牙的建议，要重用管仲。孔子的弟子子贡问，齐桓公把公子纠杀死，而管仲没有死，反而做了他的相，还帮助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样的人能算君子吗？孔子回答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山戎南下，齐桓公靠管仲的辅佐，将山戎打败，从而保证了华夏民族文化不被中断。要是没有管仲，大家都得披散头发，是管仲捍卫了华夏文化。“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如果管仲当时像匹夫匹妇一样，主子死了，自己也去殉君，君辱臣死，后来这些建功立业的事情就没了，华夏文化也将变了颜色，如果是那样有什么好呢？所以孔子说管仲的“义”要比匹夫匹妇高，管仲守的是大节大义，这是匹夫跟君子的区别。

管仲塑像

　　2.士

　　士最早是一种等级。士上面是公、大夫，士下面是庶人、工商、皂隶。《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士在后来逐渐成了追求文化或理想的一群人，包括文士和武士。管仲治理齐国的时候，把士农工商分开，士处于“闲燕”之地，即让他们在较好的氛围中传习文化。

　　士是有知识的，孔子就说“推十合一为士”。“十”是十种知识，古代“十”表示多，把多方面的知识合为一个然后提炼出来就叫“推十合一为士”，学了很多知识，又会分析归纳，这就是士。

　　士是有担当的。《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这个“事”就是能够任事的意思，具有担当，敢于做事。士还要弘毅，要能够坚持，有恒心。《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意思是说，士要追求道，又要能吃苦耐劳。《论语·宪问》：“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不能只想着居住安稳，要善于去追求。

　　士又是善于学习、努力学习的人。士还能够办事情，“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

《孔子家语·五仪解》书影

　　但是士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功利，没有达到超然的人格，所以士是“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就是士会想着去求利牟利，但是会先义后利。《论语·颜渊》篇记子张以“在邦必闻，在家必闻”之士为士之“达者”，孔子却反对他说：“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意思是说，士还处于谋求成功、谋求回报、谋求利益的阶段。又如《荀子·子道》：“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荀子·劝学》：“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士还是追求中的人。

　　3.成人

　　士之后，如果几个方面都获得了一定成就，当时叫“成人”，意思是成为一个比较有担当的人。子路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成人时，孔子说“若臧武仲（臧孙纥）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假如这个人有一定的知识、才能，或者很勇敢，但是外在表现方面还受礼乐的约束，这就叫“成人”。为什么这种人不叫君子呢？因为他缺乏信仰。

　　4.圣人

　　孔子理解的“圣人”很简单，“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圣人。内在修成君子，外在能够让百姓受益，这就是圣人。有德、有才、有能、有识，还要有位，能够建功立业，这就是圣人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君子成功了就是圣人，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圣人退回一步就是君子，君子进一步就成圣人。

　　5.君子

　　君子兼有士、成人所拥有的优点，同时又有更多的修为。最早的君子是“封君之子”的意思，凡是接受了封赠就叫“君”，君的长子就是“君子”。古代的君子很有修养，他们从小接受诗书礼乐的教化，同时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的培养，此外还要承担维护家族、国家及天下安稳的责任。当时的“封君之子”是有教化的，所以“君子”一词逐渐就成了有修养的人的代称，甚至还成了很多女孩追求的理想对象，所以《诗经》里有好多篇章写女子对君子的追求，如《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未见君子，忧心惙惙”等。

　　在我看来，孔子眼中的君子具备一些基本的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

　　《论语·宪问》里记载了孔子的话：“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孔子认为君子首先有仁德，仁者爱人，没有忧惧；其次是君子很有智慧，没有看不懂的事情；最后，君子还应该具有勇敢的精神，无所畏惧。美国思想家威尔·杜兰特也认为：“孔子心目中的完人是一个哲圣兼备的圣人。孔子心目中的这个‘超人’，是兼备苏格拉底的‘智’、尼采的‘勇’，以及耶稣的‘仁’，这个三达德的完人。”可见，仁、智、勇三者的结合是中西方最美的人格，但是儒家的君子还有更多的修养和追求。

　　孔子在《论语·尧曰》中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认为君子应具备高尚的信仰，他所说的“命”是天命、使命、命运。《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里的“畏天命”就是敬畏天命、敬畏命运的意思。天是莫之为而为者，命是莫之致而致者，也就是客观性和必然性。

　　君子“内省不疚”“乐天知命故不忧”，他知道天命、自然及规律，所以不忧，在做事的时候就会掌握好分寸，所以“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就是在恰当的时机来掌握中庸。

　　君子具有仁义情怀。《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次”就是紧迫，“颠沛”就是不如意，无论是仓促、急迫时刻，还是落魄潦倒的时候，君子都不会忘记仁义。又“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适”就是绝对服从，“莫”就是绝对否定。君子做事时不是绝对服从也不是绝对否定，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义，合不合乎原则。《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意思是说，君子心中坚持的是正义，表达出来就是要遵守礼教。

　　君子具有高尚的志趣。君子重义轻利，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如“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穷但是穷得有骨气，穷得有底线，小人则没底线、没规矩，无所不为，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还有优良的处事态度。“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求诸己”“君子成人之美”“君子泰而不骄”“人不知而不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是君子远远看上去非常庄严，走近了实际很温和，听他说话又非常有原则。

　　综之，从中西方融合、贯通的角度来理解君子，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应该更为丰富，具有前述古希腊“智者”的智慧和技能，欧洲“骑士”、日本“武士”的勇敢和正义，其他国家“精英”分子的担当和亲和力，以及释迦的悲悯等，再加上英国“绅士”的礼貌与温和。如此，才当是孔子心目中真正的理想人格。

　　四、经济——安邦教育

　　孔子的教育不是把人塑造成君子后就供起来，或者是躲到深山里修道，而是要进入社会，要安邦。所以孔子进行的是安邦教育，要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国家稳定。这在他的下列语句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意思是君子学了道就可以有仁者情怀，能够爱人。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学习好了要进入仕途，要治理社会、治理天下。

　　《大学》里有更全面的概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可以说，儒家教育是积极入世、内修外现的教育，同时还要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如《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大学》书影

　　五、三统——安魂教育

　　君子的目标确定下来后，就要确定信仰。孔子深通古代文化，他从古代文化中总结出了“三统”理论。“三统”是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中华传统信仰体系。《礼记·表记》载孔子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是“尚忠”，重视天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价值观上是“尚质”，重视祖先；“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是“尚文”，注重仁义礼乐。“天命”和“天道”，“鬼神”和“孝悌”，“礼乐”和“仁义”，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从而形成中国“天人相与”“鬼神无欺”“敬天法祖”的信仰系统，“仁民爱物”“诗书礼乐”“文明秩序”的文化系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博施济众”“民本”“法治”的政治系统，加以提炼，即“道”“孝”“仁”，分别代表尊重自然、尊重祖宗、尊重民意的价值取向。后来荀子提出“天地君亲师”信仰，成为中国人的主流供奉。这一信仰非常重要，因此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没有信仰是不行的。根据社会学家的调查，人均GDP一千美元时，人们处于温饱状态，要树立的是信心问题；到了人均三千美元的时候，需要信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造成了贫富分化，要确立民众信任政府会调解好两极分化的问题；等人均六千美元时，需要的是信仰，没有信仰，人们的精神就会缺失，就会无所适从。

　　从人的追求来说，人有四种境界：一是动物境界，要追求生存；二是功利境界，要追求成功；三是道德境界，要追求好的名声；四是天人境界，知道自己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生命从何而来，生命又将往哪里去，也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临终关怀。我们现在需要找回信仰。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

　　201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用西方的宗教信仰来衡量一切。孔子“三统”理论，为中华民族构建了“终极关怀”、“临终关怀”和“现实关怀”，是自足的、完整的，也是现实的、可行的。

　　结语

　　孔子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专职教师，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注重“全能”“全智”“全德”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身通六艺”，在“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弟子，还删修“六经”，传承文明，启迪智慧，成为诸子百家的先驱，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东方的轴心时代。他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系统的教育理论，包括教育目的（造士、安邦）、教育方针（有教无类）、教育规律（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教学方法（启发式、激励式）等，使教育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文化传承和文明再造的重要途径。特别是他确立的“君子”人格和“三统”信仰，更是培养完美人格和合格公民的重要指标，如果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当今教育事业和文化建设都不无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