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来源:《中州学刊》作者:吴天明 2021-08-03 14:02

   摘要:孔子生活在国家治理由政教一体向世俗政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语录既有政教杂糅的特点,也有世俗政治的倾向。弟子后学选编《论语》,不仅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语录,也未收录他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长篇语录,只选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语录。其目的应是:其一,凸显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使孔学完全成为世俗政治学;其二,让通俗易懂、短小易记的《论语》成为孔学的“普及本”,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语录成为孔学的“学术本”,二者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理论总结和后世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历史地位。《论语》选编工作对提升孔子形象和孔学地位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

  关键词:《论语》编辑;战国诸子;《礼记》;《大戴礼记》;世俗政治;

  据《左传》、战国诸子、《礼记》、《大戴礼记》残卷等传世文献,孔子本有大量语录。【1】将这些语录与《论语》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即可发现,这些语录有四大特点:其一,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全都没有被编入《论语》,说明《论语》只是孔子师徒语录的一个选编本,其编选目的、选材标准和依据,战国至今尚无学者认真关注。其二,主要内容为丧葬祭祀、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无论是篇章总数还是文字总数,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都至少三倍于《论语》,说明孔子首先是一位宗教礼仪专家,然后才是世俗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也就是说,孔子原本是一位政教杂糅的古儒,这与几千年来《论语》显示的孔子形象大为不同。其三,其篇幅既有许多几字、十几字、几十字的零星言论,如不编辑成卷成篇,则不便传世;也有动辄上千字甚至几千字,完全无须编辑,即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的长篇大论。而《论语》留给世人的印象则是,孔子说话总是三言两语,以致当下很多学者甚至以《论语》为例,论证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就是长于领悟而短于思辨,与西方人大为不同。其四,言说方式有非常随机的现场答问,也有构思严谨、论证严密、理论体系完备、充满思辨色彩的语录。【3】而《论语》给人的印象则是,孔子的思想缺乏理论深度,就像中国乡村随处可见的白胡子老爷爷一样,以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不无讽刺地说,孔子只是一位“世俗哲学家”,而他的这一判断居然得到了中国近代以来许多哲学家的认可。战国诸子虽然经常引用孔子语录,但总是只引用零零星星的世俗政治语录,从不引用孔子的宗教语录和论述重大理论问题的长篇大论【4】,说明就连战国诸子心中的孔子形象、孔学印象,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由《论语》所塑造的,与真实的孔子和原汁原味的孔学相去甚远。幸好汉初学者为了抢救周代文献,大量收录了《论语》未收的孔子师徒语录,我们才有幸看到一位更加真实的孔子,体会到更加原汁原味的孔学。

  孔子师徒语录被记录的时间,前后大约八十多年。【5】这些语录的汇总编辑传世,应经历过两个节点、三个阶段。两个节点是孔子去世和曾子去世:孔子去世,弟子集中守孝三年,其间应汇总并编辑《学而篇》 等单篇语录, 如果此时不将孔子的零星语录汇总并编辑成篇,等到丧期届满,弟子云散,这些零星语录就可能亡佚;曾子去世,曾子弟子汇总选编《子张篇》【6】等单篇语录,使之传世,若干年后选取部分传世单篇语录组装《论语》。三个阶段是:孔子晚年,无须编辑的长篇大论各自独立传世阶段;孔子去世直至曾子去世,零星语录编辑成卷成篇,各自独立传世阶段;《论语》成书传世阶段。

  《论语》的编辑者只是将那些已经传世的单篇语录,选取一部分组装成书,使之更加方便地传播孔学而已,似乎并无讨论的必要。但将《论语》与上述文献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即可发现,《论语》的选材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其一,《论语》只收录了孔子师徒的部分世俗政治语录,几乎完全剔除了他们的宗教语录,即使偶有收录,也只是表达子孙后代对鬼神祖先的孝心而已,而与灵魂不死、生命循环的原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完全不同;其二,《论语》完全未收孔子理论性很强、思辨色彩很浓的长篇语录,只收录了部分零星政治语录。《论语》编辑者为什么要这样选材,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是否达到了目的,此举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和孔学学术地位的确立有何影响,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剔除宗教语录的目的和意义

  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都是零星语录,在所有题材中数量最多,随手打开《礼记》就会看到。战国至今学者最熟悉的例子,是孔子请教老子丧葬祭祀礼仪细节的几章语录【7】,但学者对其他宗教语录则缺乏关注的兴趣,这显然与战国至今中国已经世俗化的大势密切相关。《论语》将这些宗教语录几乎完全剔除,其深刻原因和特殊意义,古来学者尚未留意。

  人类文明早期的思想文化,无不人神杂糅,故所有的氏族部落国家,无不实行政教一体的治理方式,各族各国早期的酋长王侯都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宗教专家,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也无不具有政教杂糅的特点。

  中国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圣贤、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代文献,就都具有政教杂糅的特征。如六代天王诸侯卿大夫,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也分别是天下国家家族采邑的政治领袖和大巫师。《左传》常说鲁侯“主鲁祀”、晋侯“主晋祀”之类的话,“主祀”不仅表示主持宗教活动,也表示主持政治活动。《诗经》中的祭祀乐歌,天子用什么,诸侯用什么,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否则就是僭越礼制,会有杀头风险。每年春天只有天王方可郊祭天帝,始祖配享,诸侯无此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天王灵主的供奉之所才称“庙”,诸侯则称“宫”,而鲁侯竟称周公之“宫”为“太庙”,且郊祭天帝,所以《八佾篇》经常批评鲁侯及其权臣季孙氏僭越礼制。《尚书》《论语》均记载尧舜大禹禅让,禅让者均严肃告诫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天下为公”时“禄”本指酋长天王的宗教权兼政治权,“天下为家”后则兼指政治经济利益,故有“爵禄”“禄位”之说,那么“四海困穷”就是政治经济,“天禄永终”则是宗教兼政治经济。六代文献中这类政教杂糅的例子比比皆是。

  六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从传世文献来看,大约在战国中晚期,当西方刚刚开始进入宗教化时代时,中国就已超越了宗教化阶段,基本完成了世俗化的历史进程,那时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已与今人无异。如孟子曾煞费苦心,反复论证舜帝大孝,说父母兄弟杀他时,他就赶紧逃开,不杀他就马上回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好像谋杀之事从未发生一样,所以舜帝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孝子仁兄。这类故事早期口耳相传时,必与生命循环信仰密切相关,不然舜帝不可能如此。但因孟子的时代已无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可言,他不得不从世俗伦理道德上来论证,所以即使再辛苦也无法说服战国至今的任何一位读者。【8】又如春秋时代的巫祝多少还有点鬼神信仰,战国时代的巫祝则只是利用世人残存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拿鬼神糊弄活人,也就是行骗而已,只要把《左传》与《战国策》对读一下,任何人都会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战国时代,这类几乎完全世俗化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孔子生活在六代末期即春秋时代末期,孔子一去世,六代就结束了,几乎完全世俗化的战国时代就到来了。也就是说,孔子生活在人神杂糅、政教一体的时代即将结束,人神两分、世俗政治治理天下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因此,他的身上既有旧时代读书人即古儒政教杂糅的痕迹,也有新时代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世俗化的鲜明特点。这是我们研究《论语》剔除孔子师徒宗教语录这一现象时,必须要特别关注的时代背景。

  中国六代的读书人,古史笼统称为“儒”【9】;六代古书,古史笼统称为“儒书”【10】。本文将孔子之前的儒,统统称为政教杂糅的古儒;将孔子之后的儒,统统称为世俗政治新儒。【11】古儒的成分非常复杂,但大都具有政教杂糅的特色,其主要职责是协助天王诸侯卿大夫,用政治宗教两种手段治理一方,是中国最古老的乡绅兼教士。【12】古儒很可能更多地集中在鲁卫齐宋等东夷故地【13】,应与以殷人为代表的东夷文化水平最高有关【14】;古儒开始褪却宗教色彩,可能始于西周时代,这应与商末统治者过度倚重鬼神、过分藐视苍生,以致被蕞尔小国灭亡的惨痛历史教训有关;春秋时代天下加快了世俗化进程,则可能与当时铁器得到广泛使用、经济高速发展、世人更加自信、人的意识被唤醒、没有必要继续过度倚重鬼神的客观形势密切相关。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教杂糅的古儒向世俗政治新儒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所以孔子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杂糅的古儒,又是春秋末期至今几乎完全世俗化的新时代最早的政治新儒,其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都非常频繁,两个方面的传世语录都非常多。

  但孔子不可能不明白,天下正在加速世俗化,这是历史大势和正确方向,政教合一不可能治理天下,只有正确的世俗政治,才可能解决天下混乱无序的问题,使天下重新安宁,苍生休养生息。所以孔子一边经常参与丧葬祭祀的宗教活动,一边开始做改造门下古儒的工作,并最终将自己和门徒都改造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世俗政治新儒。【15】

  孔子的徒子徒孙既忠实地记录了孔子师徒的世俗政治语录,也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宗教语录,这是秉笔直书,是中国极其古老的史家传统。但是,《论语》的编辑者们自然也明白,宗教鬼神不可能治理天下、帮助苍生,只有世俗政治才能治理天下,这就是《论语》最终剔除孔子师徒大量宗教语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传世文献在客观上显示,孔子师徒既是世俗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也是教士,与政教杂糅的六代古儒似乎并无不同。但这样的原始记录,却掩盖了孔子师徒作为最早的世俗政治新儒的本质特征,所以《论语》的编辑者最终剔除了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只收录了他们的世俗政治语录,这就突出了孔子新时代新政治家新思想家的本质特点。《论语》是战国至今所有读书人的必读书,它完全剔除了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从而重塑了孔子政治家思想家的新形象,以致后世两千多年,子孙只知道孔子是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很少有人还知道,孔子首先是大名鼎鼎的教士。这就是《论语》编辑者剔除孔子宗教语录要达到的目的,也是编辑者们为塑造孔子形象、确立孔学地位所做的独特而宝贵的历史贡献。

  二、长篇语录与《论语》短章的学术分工

  从篇幅上讲,孔子师徒的所有宗教语录和绝大部分政治语录,都是零零星星的短小语录,都需要先一次性或分若干次汇总原始记录【16】,将其编成若干卷若干篇,方可使之先以单卷单篇语录的形式流传于世,最后再决定将哪些单卷单篇语录收入《论语》,使之成书,以更加方便传播孔学。但《礼记》《大戴礼记》还收有孔子论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和古代历史问题的许多长篇语录,这些长篇语录,全都记录于孔子晚年思想成熟时【17】,论题重大,体系严谨,论证严密,思想深邃,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思想理论价值,《论语》为什么完全不收录呢?我的学习心得,这很可能与《论语》编辑者对孔子语录的分类和分工有关:《论语》有意识地只收录部分短小易记、通俗易懂的零星世俗政治语录,使之成为孔学的“普及本”,其设定的读者为普通读者,其主要的职责是普及孔学、推广孔学,从而影响天下的普通贵族和一般读书人;而那些理论性特别强、思想理论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极高、论证非常严密、篇幅又很长、普通读者不会读也读不懂、即使读懂了也记不住的长篇政治研究语录和历史研究语录,可能才是孔学的“学术本”,其设定的读者应是天下的顶尖高手,其主要职责是,与《论语》一起,共同体现世俗孔学的全貌,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创造性总结,后世百代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崇高历史地位。读者只有合读“普及本”和“学术本”,才能看出世俗孔学的全貌,真正了解孔子,理解孔学。可惜战国至今,学者很少理解《论语》编辑者的苦心,很少真正关注孔学的“学术本”,“学术本”本来把孔学的理论体系讲得清清楚楚,而战国至今学者却始终都不明白。【18】

  就上文对《论语》不选孔子长篇大论的这一推测,下面想从五个方面具体谈谈我的想法。

  第一,《论语》未收孔子长篇语录的证据。《论语》祖本传世之后,形成了“古论”“齐论”“鲁论”三个版本。“古论”二十一篇,汉武帝时代发现于孔子旧宅的夹壁之中,与今本《论语》基本相同。【19】“鲁论”二十篇,与“古论”基本相同。只有“齐论”,据《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比“鲁论”多出了《问王篇》《知道篇》两篇。今本《论语》以“古论”为基础,未收《问王篇》《知道篇》。这就是说,传世《论语》的三个版本,都没有孔子的长篇语录。从概率论上讲,由此应可反推,《论语》的祖本应该并未收录孔子的长篇语录。

  第二,孔子长篇语录极高的思想理论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考虑到《大戴礼记》仅存残卷,为了既节省文字,又能够说明问题,下面仅以《礼记》收录的孔子长篇语录为例,谈谈孔子长篇语录的特殊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

  《儒行篇》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儒”,所问自然是经过孔子改造的政治新儒。鲁国地处东夷故地,其国民基本上都是殷人,那些政教杂糅的古儒,其职业、衣着、走路、说话等特征,鲁哀公应该非常熟悉【20】,自然不需要询问孔子。孔子为了顺应天下世俗化的历史潮流,也为了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世俗政治人才,恢复天下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于是改造了自己门下的古儒,使之成为思想观念、精神风貌、行为方式、人生理想都迥异于政教古儒的一批世俗政治新儒,但又残存了政教古儒特别注重礼仪、经常从事丧葬祭祀活动的部分特征。当时世人对孔子新儒就多有贬词【21】,那么孔子政治新儒究竟是怎么回事,与古儒有何不同,为什么会有所不同,鲁哀公就可能有些犯迷糊了,所以需要亲自询问孔子【22】。孔子从十六个方面具体系统地论述了政治新儒的“儒行”。鲁哀公听了,真诚地说:“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说明哀公对孔子师徒这些政治新儒的仁义道德、坚持周礼的两个主要特征,开始有所了解,而且肃然起敬。《儒行篇》只记录了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次谈话,全篇一章,1200余字,无须另外编辑,即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儒行篇》内容重大,论证严密,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思想理论价值,但是《论语》最终未收。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齐人讥讽鲁人,有“儒书”一说。左氏所用史料,应是齐鲁春秋旧史,并非向壁虚构。【23】齐人所说的“儒书”,应包括六艺这些老“儒书”【24】,还应包括传世不久的《儒行篇》等独立单篇语录和《学而篇》等选编单篇语录【25】这些新“儒书”——因为这时孔子已经去世几年,而独立单篇语录孔子在世时当已流传于世,选编单篇语录成篇传世,亦当在孔子去世不久【26】。君臣父子大礼,涉及国体政体,不仅古老的“儒书”六艺强调,孔子的新“儒书”也无不强调。【27】

  以上“儒”“儒行”“儒书”三说,应该一并考察,不可轻轻放过。这些史料应可说明,孔子师徒虽然还没有完全褪净宗教古儒的神秘色彩,但更加注重君臣父子大礼、国家体统政治体统,更加注重现实政治,他们与那些既重视政治,又崇拜鬼神,特别拘泥于丧葬祭祀礼仪细节的古儒已经明显有所不同,孔子的新“儒书”也与六艺这些古“儒书”明显有所不同。这些现象早在孔子去世前后,就已经引起了鲁国乃至其他各国的高度注意。

  《哀公问篇》大约1400字,哀公两问,一问周礼何以至尊,一问“君子”【28】之道何以至大,孔子皆一一解说之,详细论述之。该篇系统论述了孔学的礼学、仁学两大理论体系,其实也就是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两大理论体系【29】,是对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伟大总结,理论性极强,篇幅又很长,无须另外编辑,自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所以我推测,该篇很可能早在孔子在世时,就已流传于世,《论语》最终也未收录。

  以上两篇均为孔子答鲁哀公问。【30】《礼运篇》则记录孔子答弟子言偃问,论述“礼”何以产生、何时产生;广义的“礼”即思想文化如何,狭义的“礼”即礼制礼法又如何等,是研究六代礼学极其重要的理论文献。全篇一章,大约3500字,篇幅很长,无须另外编辑,无须与其他零星语录连缀组合,自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论语》最终也没有收录。

  《仲尼燕居篇》开篇道:“仲尼燕居,子张、子贡、子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中间记录弟子请教老师关于礼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老师则一一作答。结尾道:“三子者,既得闻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发蒙矣。”这篇语录理论性很强,内容完整,结构严谨,篇幅较长,将近1400字,无须另外编辑,自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该篇《论语》最终也未收录。

  《孔子闲居篇》记录孔子与子夏论诗,凡一章,近千字,是研究《诗经》极其重要的文献31,理论性很强,内容完整,篇幅较长,无须另外编辑,自可独立成卷,独立成篇,独立传世,《论语》也未收录。

  上文分析介绍文字,虽然非常简短,但已经可以说明,孔子的长篇语录都是孔学的理论精华所在,都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思想理论意义,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学历史学文献。但是,《论语》最终却一律未收。

  《大戴礼记》残卷所存文献,有记录于商周之际的《夏小正篇》【32】,也有战国末期的《劝学篇》,还有汉初的《礼察篇》《保傅篇》等,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孔子论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重大历史问题的长篇语录,如《主言篇》《哀公问五义篇》《哀公问于孔子篇》《五帝德篇》【33】等,《论语》都未收录。为节省篇幅,《大戴礼记》残卷中孔子长篇语录的重要思想理论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就不再一一举例分析了。

  第三,《论语》编辑者理应明白孔子长篇语录的伟大理论意义和文化价值。唐代柳宗元首先推测《论语》为曾子所编,虽然《论语》未必出自曾子一人之手,但说《论语》由曾子师徒共同编辑或曾子弟子奉命编辑,总之出自曾门之手,应无问题。

  曾子是孔子的“入室”弟子之一【34】,曾子弟子、孔子嫡孙、孟子祖师爷子思也是伟大学者,他们对孔子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对孔学崇高历史地位、伟大理论意义的理解,不仅远远超过了孔子的“升堂”弟子,也远远超过了几乎所有的战国诸子。如曾子教导弟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思总结孔子政治理论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些都是极其了不起的见解。这就是说,最终选取若干单篇语录,组装《论语》的曾子一派人,不可能不理解孔子长篇语录的伟大思想理论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他们在组装《论语》时,没有任何理由舍弃上文介绍、提及的那些长篇语录。

  第四,周人读书的习惯和学习孔子长篇语录的难度。我学习《春秋》《论语》《左传》许多年,发现周人引用诗书礼乐,都是随口就来,不假思索,虽然未必每一个字都符合原始简牍,但大致意思不至出错。我学习战国诸子时,也经常发现类似情况。《论语·尧曰篇》误收了孔门摘录的《尚书》片段,这应是他们摘录以便背诵《尚书》的简牍,因为与记录孔子语录的简牍放在一起,而被误收。【35】这些史料都说明,周人读书全靠记诵,与今人读书全靠网络检索,然后再去复核文本的习惯大为不同。

  周人读书既然全靠记诵,所读之书则应大都为易懂易记的短章,长篇大论难以理解,更难以记诵。如周人的必读书六艺,篇幅最长的要算《尚书》了,其篇章也都是短章,比较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理解记诵。《诗经》保存的远古史诗没有一首是长诗,也方便读者阅读记诵。而孔子论述重大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长篇语录,少则上千字,多则几千字,很不方便读者阅读理解记诵。所以我推测,孔子的长篇大论,周代君子可能很少阅读记诵。这自然是《论语》的编辑者应该考虑到的。编书给读者看,编辑者当然要考虑读者的需求。

  六艺说理往往点到为止,没有严谨的构思、清晰的结构布局,也不需要严密的论证,读者要理解其中的道理,需要自己去慢慢领会。但到了春秋末期,君子们论述复杂问题时,已经出现了论证严密、层次清晰、结构复杂、动辄千言的新趋势,《左传》收有不少这类案例。但是这样的长篇大论,不太符合当时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也难以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而且一般读者即使读了,往往也理解不了,记不住。孔子的长篇大论,自然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孔门弟子虽然都是当时天下的俊杰之士【36】,但真正能够理解孔学的“入室”弟子很少,绝大多数弟子都只是普通的“升堂”弟子。孔子一生只与七位“入室”弟子讨论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樊迟、子路之类普通的“升堂”弟子,孔子从不与他们讨论如此深奥复杂的理论问题。这一现象说明,即使是孔子的授业弟子,有幸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耳提面命,但要真正理解孔学的理论体系,也绝非易事。孔子的长篇语录,连他的亲授弟子尚且大多难以理解透彻,一般读者要理解就几乎不可能了。了解孔子长篇语录的这一特点,对我们分析研究曾门最后组装《论语》时为什么完全不收录孔子的长篇语录、《论语》选编者设计的目标读者群是一些什么人等问题,都非常有意义。

  战国诸子无论是否赞成孔学,大都经常引用孔子语录,不过引用的都是零星短章,尚未发现引用长篇语录的例子。【37】孔子师徒的短章语录便于理解,便于记诵,也便于传播,所以战国诸子读得多,用得多;孔子那些论题重大、理论性强、论证严密的长篇大论,战国诸子很可能读得少用得也少。战国诸子都是伟大学者,从他们所引孔子语录的情况,可以反向推测,他们应该很少阅读孔子的长篇大论。【38】孔子的亲授弟子和战国诸子尚且如此,一般读者很少阅读、很难理解、很难记诵孔子的长篇语录,也就不难想象了。

  第五,编辑者对孔子世俗政治语录短章的选编本《论语》,与孔子长篇语录的不同分工。孔子的长篇语录,既然内容无比重要,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极高,《论语》的编辑者自然没有舍弃的道理。所以我推测,编辑者对选编孔子世俗政治语录短章的《论语》,和孔子的长篇政治语录、历史语录,很可能有一个分工:零零星星的短章语录,选取一部分收进《论语》,供普通读者阅读学习,以便普及孔学、推广孔学;孔子那些动辄千言的长篇大论,继续让其单独传世,以供天下的顶尖高手学习研究,从而形成孔学的“普及本”和“学术本”高低搭配、并行于世,满足不同读者不同需求的传播格局。

  孔子世俗政治思想的核心,有两大理论体系,都是对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创造性总结和发展:一是仁学,二是礼学。上文举例初步分析的五个“独立单篇”,或总论仁学和礼学,或分论仁学、礼学,即使是《诗经》专论,理论性也很强,都具有很高的思想理论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大戴礼记》残卷保存的孔子的许多长篇语录,也都如此。

  我推测孔子论述重大现实政治问题、重大历史问题的那些长篇语录,都应早在孔子在世时就已各自独立传世。这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者,孔子创造的世俗政治儒学毕竟与古老的政教杂糅的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的确残存了政教杂糅儒学厚葬久丧、礼仪复杂而又常常于事无补的部分特点,很容易受到当时世俗政治家的批评;孔子世俗政治儒学主张按照周礼恢复天下秩序,要求所有君子都学习三代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对天下利益都要取之有度,这必然引起正在不断瓜分天下利益的诸侯公卿们的严重不满,从而招致他们的不断打压。所以孔子去世前后,孔子师徒及其世俗政治儒学就已受到天下各国诸侯卿大夫的不断攻击。【39】在这种情况下,孔门亟须自我澄清,亟须天下诸侯公卿们了解孔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像孔子要告诉鲁哀公孔学是怎么回事一样,孔门有非常迫切的自我宣传自我澄清的客观需要。二者,因为无须等待采集编辑零零星星的语录,就可独立成卷成篇,传世很方便,有立即传播的可能。既有急切传播的需要,也有立即传播的可能,所以我推测,孔子论述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长篇语录,早在孔子在世时,就以单卷单篇语录的形式流传于世。但是这些语录理论性太强,篇幅又太长,一般读者不会读,也读不懂,即使勉强读了也记不住,对提升孔子世俗政治地位、孔学思想文化价值,意义非常有限。

  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孔学的精华都在《论语》中了,而我认为这很可能并不符合《论语》编辑者的初衷和传世文献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准确理解孔学的理论体系,应将孔学“普及本”与“学术本”一并学习,一并研究。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一点学习心得。我学习《论语》很多年,一直都想彻底弄清楚孔学的理论体系,可是非常艰难,工作很不顺利。《论语》的字里行间,特别是孔子、曾子、颜回、子贡的语录【40】,的确论述了孔学的理论体系,但是还需要猜测和想象,需要对这些推测做出非常复杂的论证,才能把孔学的理论体系补充完整。学习了孔子的长篇语录,发现孔子对自己的理论体系早就有非常严谨而清晰的论述。这个案例似乎也可以佐证本文关于读者分类、文献分类的推测。

  就《论语》文本而论,长篇大论的现实政治问题研究和历史问题研究的孔子语录,孔子师徒零零星星的宗教活动语录,两者都被排除在外,何以见得前者才是孔学的“学术本”,而后者就不是孔学的必要补充,因此必须被剔除呢?主要有两个考虑:其一,六代虽然实行政教一体,但现实政治和历史政治始终是主题,宗教鬼神充其量只是副主题而已;六艺虽然政教杂糅,其主题也是现实政治和古代历史,而不是宗教鬼神。何况历史发展到春秋时代,随着铁器的推广,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很快,天下正在加速世俗化,战国时代中晚期天下的世俗化即已基本完成。孔子的徒子徒孙不可能不懂,不可能也毫无必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去提高宗教鬼神的地位。其二,《论语》只是孔子师徒零零星星语录的选编本,而丧葬祭祀活动语录全部都是零零星星的语录,《论语》没有选它,明显是有意剔除丧葬祭祀语录,有意突出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地位。因此,《论语》的编辑者不可能将孔子师徒的丧葬祭祀活动语录作为《论语》的必要补充。

  三、初步的结论

  孔子是世俗政治新儒,但脱胎于六代政教杂糅的古儒,残存了古儒的许多特点,故孔子的本来面目,首先是教士,然后才是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论语》编辑者剔除了孔子的宗教语录,孔子才得以以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形象示人。

  孔学原本非常复杂,既关乎宗教鬼神,又关乎世俗政治;既有通俗易懂的一面,又有幽微高深的一面。孔子对六代之学、六艺之学做了创造性总结,创造了以仁学和礼学为理论体系的孔学,成为战国至今政教文史哲等许多学科的理论渊薮。孔学本有“普及本”和“学术本”,可惜战国至今学者很少关注“学术本”,以致对孔学理论的理解失之于肤浅,这是《论语》编辑者始料未及的。

  总之,最近两千多年,孔子是《论语》编辑者进一步塑造了的孔子,孔学是《论语》编辑者进一步提升了的孔学。这就是本文初步的结论。

  注释

  1 《左传》引孔子语录37章;《礼记》所存孔子师徒语录至少两倍于《论语》,且多为丧葬祭祀语录;《大戴礼记》残卷所存孔子师徒语录,即使剔除与《礼记》重复者,篇幅也至少与《论语》相当。这些语录只有极个别的见诸《论语》。战国诸子经常引用孔子语录,如《孟子》所引26章见诸《论语》,38章为佚文(详见商务印书馆待刊稿《孟子本意》附录之一),可见孔子语录亡佚不少。《论语·阳货篇》17·19,子贡对孔子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说明孔子终身学习、总结、传授六代之学、六艺之学,弟子后学记录、传述、编辑孔子语录,都有相当高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都怀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感,并非偶然为之。

  2 从传世六艺来看,六代思想文化的主要特点,正是宗教鬼神、现实政治、古代历史杂糅在一起。除了商朝比较特殊外,六代的鬼神宗教文化始终不是主流,这是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孔子师徒语录的复杂原貌,符合六代思想文化的历史特点。孔子的政治研究语录,特指研究现实政治的语录;历史研究语录,以《五帝德篇》为代表,主要是研究炎黄以来,尤其是尧舜以来的古代政治情况,实际也是政治语录。远古君子只对治理国家天下感兴趣,对抽象的智慧之学即所谓哲学没有兴趣。中国大约从战国时代中期开始进入哲学时代,不过,哲学等学科的渊薮仍然是六代之学和孔学。例如中国近代以来哲学家一直认为人性哲学源自孟子荀子,其实从孟荀到如今,中国人性哲学的所有理论,全都或直接或间接来自孔子。参阅吴天明:《人:孔子的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江汉论坛》2020年第11期。

  3孔子设帐,弟子在堂,老师在室。弟子自主学习,互相讨论,如有不懂,则由高足入室请教,孔子简短回答之,弟子退出,随侍弟子或入室弟子记录之。孔子带弟子外出,亦如在孔子帐下,故“子曰”云云的语录最多。孔子答问虽只三言两语,但其仁学、礼学两大理论体系却隐然可见,只是不太清晰而已。孔子的长篇语录,则往往是孔子就重大理论问题的主动论述,或虽答问,因为干系重大,孔子亦主动系统论述之,故其理论体系清晰可见。

  4孔子的宗教语录和长篇大论,战国诸子应都可以见到。他们不引用宗教语录,应与战国时代即已完全世俗化,君子对丧葬祭祀礼仪没有兴趣有关;不引用长篇大论,应与他们受到阅读习惯的影响,很少阅读长篇大论,而且《论语》的影响力又太大,已经经典化,成为六艺之后的新“儒书”有关。

  5孔子鲁昭公二十四年五月开始设帐(限于主旨和篇幅,恕不论证。《史记·孔子世家》误作昭公七年),哀公十六年去世,孔子设帐接近四十年。孔子去世四十四年,曾子去世,曾门弟子编辑《子张篇》等,然后选取部分早已传世的单篇语录组装《论语》。二者相加,共八十多年。《论语》只收录孔子师徒两代人的语录,故孔子徒孙辈语录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6孔子在世时,设帐弟子教育各自门徒的语录,选编在《论语》1—18篇中;孔子去世后,设帐弟子继续教育各自门徒的语录,则选编在《子张篇》《曾子立事篇》等许多篇目中,《子张篇》被选入《论语》。

  7后世学者因此断定老子是孔子的老师,《老子》早于《论语》。其实《老子》成书于战国末期,比孔子徒子徒孙的著作都晚,假托老子为名而已,详见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史记·太史公自序》引)。从哲学史上讲,《老子》是典型的哲学著作,而中国从战国中期才开始进入哲学时代,故《老子》成书必晚。

  8详见《孟子·万章篇上》9·1—9·5。

  9“儒”,许慎等学者有各种解释,但大多仅分析其“柔”等特点,尚未确认其起源。我以为“儒”本指中国最早的读书人,是中国最早的乡绅(政治)兼教士(宗教)。人类早期的读书人,都有政教杂糅的特点,最近的例子是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前奴隶制时代的喇嘛,一般农奴完全没有文化知识。上古天王诸侯虽然也是政治家兼宗教神职人员,但不可能为芸芸众生提供宗教服务,“儒”才可能提供这类服务。从文字史来看,“儒”应该最早出现在文字成熟的商代。商代以前的文献原本应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文字成熟、书写条件允许时,才可能被后人记录下来,成为成文史。例如《尚书》中的尧舜古史,其记录为成文史的时间很可能在西周晚期出现铁器和简牍之后,甲骨和青铜器记录传播文献都十分不便。

  10“儒书”说详见《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齐人所谓“儒书”包括六艺等古老的“儒书”,和孔子师徒的新“儒书”:孔子在世时即已传世的《五帝德篇》等许多长篇语录,孔子去世后编辑成篇的《学而篇》等许多单篇语录。只是《子张篇》等尚未编辑成篇,《论语》尚未组装成书而已。

  11孔子一直到去世之前,都还在兼做教士的工作,他奉鲁哀公之命教鲁国大夫孺悲士丧礼,孺悲得以写作《士丧礼》,就是很可靠的证据。详见《阳货篇》17·20,《礼记·杂记下》。

  12古儒没有做官时则主要是教士,做了官则主要是官员。西周除了镐京之外,其余地方均可称“乡”,例如“乡学”(诸侯所办)、“乡邑大夫”(县长),均保留了这一古意。

  13例如孔子弟子大多来自东部诸国,很少有来自西部者。

  14《尚书》记载,周公尝言“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如今中国人使用的汉字,都是殷人发明创造的文字。

  15孔子之孙、曾子之徒子思总结,见《礼记·中庸篇》。孟子概述新儒特点时,加了一句“宗师仲尼”。

  16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编辑用时八十多年,这将徒子徒孙记录语录的时间与编辑语录的时间混为一谈,故不可从。详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前言》,中华书局,1982年。

  17人文学科学者,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一般到晚年学问才老到,这是规律。例如孔子在齐国七八年,均有弟子随侍,其间的语录,弟子们记录就很少,可以考证的不到五章;孔子晚年的语录,弟子们记录就很多。《论语》编辑者不可能没有这一点见识,而遗弃孔子晚年思想成熟时的长篇大论。

  18详见吴天明:《孔子的道德学问不只一条主线》,《求索》2017年第4期。

  19只是将《尧曰篇》20·2“子曰:‘尊五美’”以下另作一章而已。

  20东夷多礼,自古而然,史不绝书。商朝政教杂糅的古儒,很可能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东夷地区,即今山东、河南中东部。鲁国地处东夷,国民大都是殷商遗民,所以我推测鲁侯自应非常熟悉古儒。

  21孔子去世前后,鲁国国内和国际上对孔子师徒、孔子政治儒学乃至所有仁者,多有贬词。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我已另有专论《儒学的特质和命运》,恕不重复。

  22据《左传》记载,季桓子鲁哀公三年去世时,后悔当初故意接受齐人美女,设计气走孔子,致使鲁国被齐国不断削弱,要季康子重用孔子。但孔子如果参与国政,必然设法强化鲁国公室,削弱私家,故季康子违反父命,不用孔子。想必季康子经常故意贬损孔子新儒,防止哀公起用孔子,故哀公亲自问之。

  23《左传》虽成书于战国初期,但所用史料均为春秋列国旧史。例如鲁《春秋》一直称楚君为“楚子”,《左传》因为大量采用楚国春秋史料,故时而称“楚子”,时而称“楚王”。这类证据很多。

  24远古治国政教一体,古儒本是政教之儒,古儒所读六艺,当时被世人视作“儒书”。

  25选编语录,需将许多零星语录选编成卷成篇,方可传世。长篇语录则不需编辑即可传世。

  26除了曾子去世之后,曾子门徒选编的《子张篇》《曾子立事篇》等这些“选编单篇”。

  27例如《诗经》中,哪些乐歌天子使用,哪些乐歌诸侯使用,规定都很严格;孔子要求卿大夫在朝觐诸侯时,遵守周礼,要先在堂下叩头,上堂后再叩头,不能把在堂下叩头的礼仪省掉。这些就是新老“儒书”均强调君臣大统政治规矩的例子。

  28这个“君子”特指孔子,当时鲁国朝廷、孔子帐下经常尊称孔子为“君子”,例如《乡党篇》10·6“君子”特指孔子,《礼运篇》“君子何叹”,“君子”也特指孔子。

  29据《左传》记载,春秋君子晏子、子西、子产等都在总结六代之学,他们总结的理论内涵都只有礼学,没有仁学;外延都只有诗书礼乐,没有易春秋。参阅吴天明:《孔子的道德学问不只一条主线》,《求索》2017年第4期。

  30《大戴礼记》所收孔子答“公”问的语录更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此“公”想必也是哀公。《春秋》记载诸侯去世,去世之月称爵,安葬之月称谥与爵。哀公与孔子对话,当时理应称“公”,但哀公去世,谥号为“哀”,弟子后学则应改称“哀公”,不然不合周礼,后人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公”。可能戴氏编书时,孔子弟子后学还来不及整理,即被戴氏直接收录。

  31孔子去世后,子夏于西河魏国传授“四艺”,包括《诗经》,就应与孔子这番话有些关系。据传世文献,孔子与子夏讨论《诗经》最多。参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2农业史家一般认为,《夏小正篇》应记录于商朝末期,最晚记录于西周初期。

  33《五帝德篇》,不仅《史记·五帝本纪》全部采用,而且为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所反复证实。考古学家最近正在河南继续考古发掘5300多年前的黄帝古城(古人酋长名、部落氏族名、祖先子孙名,往往都不分。故七千年前仰韶文明时期即有黄帝,五千多年前中原还有黄帝古城,《山海经》里几乎每一座神山上都有黄帝),说明孔子追索华夏文明史的源头,从黄帝时代研究起,这是多么了不起。

  34孔子的“升堂”弟子很多,“入室”弟子只有七位:颜回、子贡、曾子、子夏、子张、子游、宰我。孔子几乎所有的重大理论问题,都只与这七位“入室”弟子谈论,因为一般“升堂”弟子听不懂。

  35详见吴天明:《论语本意·尧曰篇》,商务印书馆,2019年。

  36据《左传·哀公八年》,有若跟着孔子读书时,还是鲁国乡学的学生,这很特殊。孔子弟子大多是乡学毕业生。传世文献没有孔子教弟子文字音韵训诂的任何证据,说明他只讲义理,而义理之学本是国学高年级的课程。可见弟子进入孔子帐下之前,就都是一代才俊,故鲁人称乡学学生为“国士”。

  37太史公大量引用孔子的长篇大论《五帝德篇》写作《五帝本纪》,这是汉初之事,也极其少见。

  38汉初学者汇编古书时,颇有抢救古代文献、传承古代文化之意,所以无论文章长短,是否浅近,连极其难读的《夏小正》,也都一律收录。

  39打压孔学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把孔子的世俗政治儒学与古老的宗教政治儒学混为一谈。例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晏子反对齐景公重用孔子,主要理由就是,孔子主张厚葬久丧,礼仪复杂,于事无补。

  40详见《论语·里仁篇》4·15、《雍也篇》6·30、《卫灵公篇》15·3等。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辑:高华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