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乐:从《论语》看孔子与《易》之关系

来源:《孔子文化》作者:王昌乐 2021-08-03 13:32

  孔子与《易》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种:一、孔子是否是《易》本经的作者;二、孔子是否学习过《易》;三、孔子是否为《易传》的作者;四、孔子是否传《易》。以上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关联。本文重在探讨孔子是否学习过《易》,这是其他三个问题的前提。当然能够论证孔子是《易》本经、《易传》的作者的话,孔子是否学过《易》的问题也便迎刃而解。学界关于孔子是否是《易传》的作者众说纷纭,难以断定,但以《易》本经产生的年代晚于孔子否定孔子学过《易》、以孔子与《易传》无关否定孔子学过《易》、以《论语》文本否定孔子学过《易》等论断存在问题,这些将是笔者重点辨析的。孔子学习过《易》本来并不存在疑问。班固最早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指出下古孔子著《易传》,之后“人更三世,世历三古”便被汉代学者接受。但是宋以降,开始有学者怀疑孔子与“十翼”的关系。从北宋欧阳修《易童子问》开始,考辨《易传》,认为部分内容并非出自孔子之手。之后疑古之风渐起,赵汝楳、崔述、康有为等人推翻孔子作“十翼”的论断。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影响下,疑古学派兴起,其代表人物有钱玄同、顾颉刚、李镜池、郭沫若等人,有学者直接否定孔子学习过《易》,进而造成孔子与《易》的关系变成了学界疑案。近来一些学者,根据新出土文献进一步论证了孔子学过《易》。新出土的文献虽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仍不能完全破解孔子是否学习过《易》的疑惑。《论语》是研究孔子的最可靠资料,其记载内容是孔子思想最直接的体现,本文即以《论语》文本的诠释为中心,进一步论证孔子学习过《易》是确证无疑的。

   一、从《论语·子路》篇中辨析孔子与《易》的关系

  《论语·子路》篇中记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章原文明确指出“子曰”,可见“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出自孔子引言无疑,但是否出自《易》的原文存在争议,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论语·子路》篇(以下《论语》只出篇名)之文出自《易》。

  (一)比对《易·恒卦》九三爻的爻辞

  《易·恒卦》爻辞曰:“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两者之间相似度很大,存在关联。“或承之羞”中的“或”字具备了《易》经文体例。在《易》之中,出现“或”字有多处,与“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中的“或”含义相同,如《易·坤卦》六三爻辞“或从王事”,《易·讼卦》六三爻辞“或从王事”,《易·无妄》六三爻辞“或系之牛”等等,诸如此类较多。屈万里云:“三四爻义每相通,以反对,则三为四,四即为三也。经文多疑而不定之辞。或假善疑之物为喻,或以疑事之状为说,胥以明其无所定主而已。故引申其义为或,或亦疑也。”(转引自黄沛荣:《易学乾坤》,大安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易·文言传》中记曰:“或之者,疑之也。”也佐证了屈万里的论断。从屈万里的分析中可见,“或”是作为《易》的爻辞的体例。因此,“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绝不是谚语所能具备的偶然,应当是出自《易》。由此可以佐证孔子是学习过《易》的。

  (二)《论语》文本中的体例佐证此句出自《易》

  部分学者认为此句在《论语》中并未标明出处,不能确定出自《易》。实际上,在《论语》的体例中,孔子之言未标明出处的有多处,如《子罕》篇记载:“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邢昺疏曰:“此《诗·邶风·雄雉》之篇。”(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八佾》篇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论语注疏》引马融注曰:“倩,笑貌。盼,动目貌。绚,文貌。此上二句在《卫风·硕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罕》篇记载:“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曰:“此逸诗也。”《论语》中诸如此类较多,所以,即使不言《易》,也不能说孔子没有学习过《易》,就如同《论语》中没有提到《春秋》,难道可以说孔子与《春秋》就没有关系了吗?此外,邢昺在《论语注疏》中提到:“巫,主接神除邪;医主疗病。南国之人尝有言曰:‘人而性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言巫医不能治无恒之人。”分析邢昺的疏,可知南国之人有“人而性无恒,不可以为巫医”的谚语,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并不是与此相关的谚语。据此,部分学者的质疑可不攻自破。

  (三)《论语·子路》篇原文与其他文献之间进行比对

  除了《子路》篇此章记载外,《礼记·缁衣》与郭店楚简《缁衣》中都存有与之相似的论述。《礼记·缁衣》记曰: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44页)

  郭店楚简《缁衣》记载:

  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恒,不可为卜筮也。’其古之遗言欤?龟筮犹弗知,而遑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猷。’”(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将三篇文献对比,可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推测《子路》篇的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流转,其内容在流转中出现不同的差异,但整体意思是相同的。郭店楚简《缁衣》篇中明确引用了《诗》,而《礼记·缁衣》篇明确引用了《诗》《书》《易》,可见《子路》篇之文出自《易》是可信的,孔子学习《易》也是有根据的。

  二、从《论语·述而》篇辨析孔子与《易》的关系

  《述而》篇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关于此章,后世至少有七种读法,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孔子学的是“易”,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以郑玄作为开端,一直绵延至今,在论证中,冯友兰、张心澄、朱谦之等都认为是读音存在区别,并非文字之别,当然也有学者反对这样的观点。另一派认为“易”为“亦”,由此否认孔子与《易》的关系。此种观点从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作为开端,以后层出不穷。陆德明曰:“鲁读易为亦,今从古。”(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中华书局,2011年,第78页)是以“学”字断句,“易”又作“亦”为训,当云“亦可以无大过矣”为句。此一条是明证,此外还有旁证。惠栋在《经典释文校语》中引到:“《外黄令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此从《鲁论》‘亦’字连下读也。”(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0年,第547页)从此,一些学者便认为“易”为“亦”了。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论证“易”变为“亦”是不合理的。

  (一)仅以《鲁论》判定是“亦”而非“易”是不合理的

  《论语》当时之版本,有《鲁论》《齐论》《古论》,仅凭陆德明《经典释文》中观点就断定“易”为“亦”的观点是不合理的。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实则是根据郑玄的《论语注》而来,郑玄根据《古论》修改了张禹本《论语》。李学勤在《周易溯源》中说:“古韵‘易’属锡部,‘亦’属铎部,相去较远,至西汉时音相近,因此《鲁论》作‘亦’,当为晚出。”(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53-62页)足见《古论》相对《鲁论》更为久远,并且陆德明并未亲眼看到《鲁论》,因为当时《古论》与《鲁论》都已经亡佚了,《鲁论》原文中是否是“易”为“亦”尚不能确定。郭沂在《孔子学<易>考论》中持同样观点,他认为:“鉴于《鲁论》只是《古论》的改编本,当然《古论》更原始、更可靠。‘加我数年’章的‘《鲁》读“易”为“亦”’,只是《鲁论》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讹误,所以郑玄将其改正:‘今从《古》’。至于后人对这个讹误大加发挥,甚至因此而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本可避免的误会。”(郭沂:《孔子学<易>考论》,《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根据郭沂的观点,《鲁论》中的“亦”是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讹误。

  (二)“易”变为“亦”其意义不贯通

  惠栋在《九经古义》中认为:“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以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程树德:《论语集释》,第547页)学者推测孔子谦辞之意是常规的,因为在历代的《论语》注释中出现较多这种论断,但是五十以学,斯为晚矣,是不合理的。有以下论证:其一,在《论语》中,虽然孔子尚学,但是在《论语》其他章节中提到了四十、五十重要性不是在学,而是无所闻。《子罕》篇中云:“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其二,程树德《论语集释》中提到:“古者五十以后不服亲学,故养老之礼以五十始,如五十养乡,六十养国;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乡;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是四十五十本亲学与养老一大界限……盖五十以前尚可为学,五十以后无复为学理,‘所谓六十不亲学’,明明指定也。”其三,孔子去世是73岁,如果是学,但无学的内容,何必要加我数年呢?因为孔子是可以一直学的,50岁到73岁,时间上尚有很多。即使是孔子年龄很大之时说此话,学也必须突出学的内容,而不是单单以学而言。加我数年,其潜在的含义是突出《易》之不易学,朱熹《朱子语录》卷一一七说:“此书(指《易》)自是难看,须经历世故多,识尽人情物理,方得看入。”(转引自户川芳郎、蜂屋邦夫、沟口雄三:《儒教史》,山川出版社,1978年,第249页)正是因为《易》书之难学,所以《论语集解》中说:“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唯有如此,语意可自然贯通。

  (三)依照“易”为“亦”的观点,否认孔子与《易》的关系是不合理的

  后世学者,尤其是疑古学派,诸如钱玄同、钱穆、郭沫若等学者都否认孔子与《易》的关系,以郭沫若、钱穆为例进行探析。

  郭沫若在《周易制作年代》中论证孔子与《易》没有关系,认为在孔子之时《易》的经部还没有构成。郭沫若否认孔子与《易》的关系,有力的论证有四。其一,以《易》本经产生年代晚于孔子,否定孔子学习过《易》。关于《易》本经产生的年代,学界观点可以分为五种:一、《易》本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学界大多认同此种观点;二、屈万里认为《易》本经产生于周武王之时;三、王世舜、韩慕君认为《易》本经产生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四、《易》本经产生于东周中年;五、郭沫若认为《易》本经产生于战国初年。以上五种说法,独郭沫若的观点否认孔子学习过《易》,笔者以为郭沫若的论断是不合理的,也有较多学者进行批驳。《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可知早在庄公二十二年就已经出现《周易》,而作为之后的孔子,精通六艺,应该是学习过《易》的。《易·系辞传》中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易·系辞传》中点明了《易》产生的时代在商末西周初年。据张善文、黄寿祺先生研究,《周易》本经产生于商末西周初年,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页)而其他学者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字学、文学等角度论证《易》产生的年代,虽然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但整体的观点都可说明《易》本经在孔子出生以前已经产生了。因此,孔子学《易》在文本上是可能的。其二,是关于“易”为“亦”,此项上文已经说明,不再赘述。其二,认为孔子说过很多言语,为何与《易》共通的只有一句。实际上,在《论语》中,直接或间接体现《易》的思想的有很多处,笔者将在下文论述。其三,《周易》是一部大作,为何孔子的嫡传弟子后学如子思、孟轲之徒一字未提。从《孟子》文本以及《孟子》历代的经典注释中发现,《孟子》与《易》是存在关系的。徐芹庭在《易学源流》中引证《孟子外书·文说篇》:“万章问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分析孟子的言论,引《易》出自《易·蛊卦》上九爻辞。同时徐芹庭认为《孟子》书本有内外篇,外篇不传,今所存者内七篇耳。以内七篇固不足以论孟子思想之全,然举一反三,未尝不可从而推孟子之学术思想也。(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第189页)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孟子是知《易》的。部分学者指出朱熹的前后矛盾之处。朱熹却不承认孟子与《易》有什么关系,他说:“《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故《记》中只说先王‘崇四术,顺《诗》《书》《礼》《乐》以造士’,不说《易》也。《语》《孟》中亦不说《易》。至《左传》《国语》方说,然亦只是卜筮尔。”(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1658页)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言《论语》中不说《易》,但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点明《论语》《孟子》中出现《易》有多次。对于《论语·子路》篇“南人有言”章,朱熹注释说:“此易恒卦九三爻辞。”(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48页)在《孟子注释》中引程子之言曰:“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由上可知,朱熹是认同程颐的。前后之矛盾,反映了朱熹是从推崇“四书”降低“五经”之价值,但同时又认为孔孟之学有着深厚的“五经”根基,因此既肯定孔子、孟子是学过《易》的,但同时不常在言语中谈《易》。邵子认为:“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中央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561页)综上,笔者认为孟子是知《易》的,所以,以孟子不言《易》否认孔子学习过《易》的观点是不合理的。

  钱穆以《论语》文本否定孔子无学《易》之事。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此‘亦’字《古文论语》作‘易’,指《周易》,连上句读。然之何以读《易》始可无过,又何必五十始学《易》?孔子常以《诗》《书》《礼》《乐》教,何以独不以《易》教?今从《鲁论》作亦。”(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钱穆提出的质疑是读《易》始可无过,又何必五十始学《易》?此问题在于五十以学《易》是否理解为开始学《易》呢?宦懋庸在《论语稽》中说:“彼曰修而此曰学,自人言之则曰修,自夫子之言则谦之曰学也。”(程树德:《论语集释》,第545页)此种解释合理之处是学《易》并不是开始学《易》,而是修《易》,进入了一个研究《易》的较高层次。在《论语》中,“学”含义广泛,共出现64次,既有开始学的意思,又有进入学的更高层次、深入研究的意思。例如《季氏》篇中记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再如《为政》篇记载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难道是说孔子十五岁才开始学习吗?实际上以学作为志向是进入学的更高层次。皇侃《论语义疏》中引用:“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诵习,恒以为务。”(程树德:《论语集释》,第546页)如此,钱穆的质疑就可以消除了。

  三、从《论语》中的思想辨析孔子与《易》的关系

  有关《论语》文本中的思想与《易》思想的融通,研究的学者非常多,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见解。但在笔者看来,有些过度揣测,有些牵强附会,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笔者紧扣《论语》文本,从“时”“中”“天”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孔子在《论语》中体现“时”思想融通了《易》的思想。据杨伯峻统计,“时”在《论语》中出现10次,有5种含义。(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53页)其中与《易》之“时”相匹配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时机、机会;二是适当的时侯。合而言之,一共出现7次。“时机”表现为有智慧的选择,表现在与人交往以及选择从政的时机等;“适当的时候”表现在政治、生活、学习、教育等诸多领域。如《学而》篇记载孔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分析此章,孔子认为为政要学会把握民时,而民时则与天时相匹配。百姓的生产生活都是以“时”而动,此即是“时”在政治领域的运用。《乡党》篇中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分析此章,孔子的生活是极其有规律的,在“时”中把握饮食之道。食物的味道、颜色、粗细等,都与“时”“中”有密切的关系,把握时机、中道是饮食的关键。此即是孔子在生活领域对“时”的践行。诸如此类,在《论语》中较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其二,孔子在《论语》中体现的“中”思想融通了《易》的思想。“中”在《论语》中出现了23次,有7种含义。(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18页)其中与《易》之“中”相匹配的含义有3种:一是表示合理,至当不移,一是中肯,符合客观事理,一是恰合于。《雍也》篇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分析此章,孔子将“中庸”作为至德,而“中庸”之道即是“适中”之道。《子路》篇中云:“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再转述此章内容之时,将“中行”解释为“中道”。《孟子·尽心下》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因此,孔子的“中道”涵盖与《易》相匹配的三种含义。在《易》中,“时”与“中”都是核心概念。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出:“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中华书局,2016年,第280页)卦时的含义即是《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象征着某一事物、现象而在特定的背景中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卦时也意味着是适当的时候做出合理的选择,把握好时机。《易》卦有六爻,第二爻处于下卦之中,第五爻处于上卦之中,两者象征着事物处于中道,行为不偏,易例中称为“中”。张善文在《象数与义理》中指出:“《周易》爻象崇尚‘中’,与先秦儒家所极力推赞的‘中庸’之道,正相吻合。”(张善文:《象数与义理》,万卷楼图书出版社,2016年,第25页)足见,孔子“中道”与《易》中的“中”是吻合的。刘大钧在《周易概论》中更是指出:“周人的尚中思想,在《论语》又得到孔子的进一步肯定与赞扬,而后,子思、孟轲都称誉‘中道’。”(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4年,第32页)因此,孔子在《论语》中体现“时”“中”思想融通了《易》的“时”“中”思想。

  其三,《论语》中“天”的思想融通了《易》的思想。部分学者反对《论语》中的思想与《易》存在关系,研究主题也较多,如“天”“道”“正名”“鬼神”等,笔者以“天”思想为代表进行探析。钱穆在《论十翼非孔子作》中谈到:“《论语》中的天字是有意志有人格的……这是一种极朴素的观念。《系辞》里的天字却大有不同了。”(载黄寿祺、张善文主编:《周易研究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1页)他提出两项论证:一、他认为天地是自然界里两大法象,天与地为类,是形下的一物;二、《论语》是用人事证明天心,而《系辞》是用天象推人事。同样冯友兰也认为《论语》中的“天”与《易》中的“天”不同,他认为《论语》中所说的天,完全系一有意志上帝,一“主宰之天”。但“主宰之天”在《易》《彖》《象》中无地位。《易》中所说之天不过是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不过是一个“义理之天”,乃自然主义的哲学。(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第166页)钱穆与冯友兰先生在谈及《论语》之“天”时,都认为《论语》中的天是有意志的,但有学者却持不同意见。杨伯峻认为《论语》的天有三个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是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1页)自然之天出现三次,义理之天仅有一次,命运之天或是主宰之天较多。同时杨伯峻举出了《论语》中“义理之天”的例子。《八佾》篇中云:“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分析此章,孔子认为如果获罪于天,献媚与灶神、奥神是没有用的,很显然此处孔子认为的天已经上升为义理之天。朱熹注释曰:“天,即理也;其尊无对,非奥灶之可比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岂媚于奥灶所能祷而免乎?言但当顺理,非特不当媚灶,亦不可媚于奥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5页)分析注释,朱熹认为此处天为义理之天。因此,钱穆与冯友兰先生认为《论语》中没有义理之天是不合理的。《易》之中“天”的内涵与《论语》之中的“天”的内涵存在较多重叠之处。因此,《论语》中“天”的思想融通了《易》中“天”的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论语·子路》篇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出自《易》,《论语·述而》篇中“五十以学”为“易”而非“亦”。同时《论语》中的“时”“中”“天”的思想与《易》思想吻合。由上可知,孔子学习过《易》是确凿无疑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编辑: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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