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首创私学、杏坛设教，不仅是为了培育道德高尚的“人格君子”，而且期望造就一批济世化民的“士君子”乃至“圣贤”，希望这些为政者能在为政以德的政治实践中发挥道德表率作用，以影响提升社会民众的道德素养，解决“人心不古”“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建构一个理想的和谐有序的“小康”乃至“大同”社会。

　　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家的教育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知识性教育。虽然儒学中也包含部分知识和技能性的内容，但其重点在于“文之于礼乐”，即“成人”的道德化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文教化”，即“人文化成”之意。儒家的人文教化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坚持所谓“富而后教”的原则。总体而言，孔子的教化理念可以用“富而后教”“人文化成”来做一简要的描述和概括。

　　一、孔子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孔子的教化思想，是其德政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贯穿的一条主线是以德化人，而且以德化人不是空中楼阁、凭空说教，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当下的物质生产和现实生活之中，依靠人们自我的认知和觉醒，完善自身的精神和道德生活。儒家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人，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和保障，而无法维持生活却空谈人伦道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行为。诚如管仲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孔子正是充分认识到物质对于民众生存的重要性，才提出了“富而后教”“人文化成”的教化理念。

　　（一）富而后教

　　《论语·子路》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孔子与弟子们到卫国去，冉有驾车，刚入卫国境内，孔子感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还要做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富之（让他们生活富裕起来）。”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再次回答说：“教之（教化他们）。”从孔子与冉有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为政思想，而“教之”是这三个重要环节中的最后一环。

　　儒家所提倡的教化，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应在民“富”的基础上实施教化，也就是说，人们在生活富裕以后，才会有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于是，后人就把孔子这一教化思想用“富而后教”来描述。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教育置于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认识的人，他的这一思想观念自然也就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经典论述和施教原则。

　　（二）人文化成

　　“人文化成”出自《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中的“天文”指的是自然界中日月星辰运转、寒来暑往相互更替的自然规律，强调的是自然界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即所谓的“天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的“人文”指的是体现人之为人的伦理道德及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乐典章制度等，强调的是人与动物不同的群体性和社会性，即所谓的“人道”。

　　“人文化成”中的“人文”是相对于“天文”说的。儒家认为，“天文”与“人文”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关照的“天人合一”。儒家强调，人要尊重天道，依自然法则而行，同时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被动的，人可以发现和掌握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可以实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主体性。不仅如此，人还可以用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塑造自身，进而化成天下，实现“我欲仁，仁斯至矣”（《论语·述而》）的精神境界。

　　历史证明，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虽然未有突出的展现，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人文化成”的精神品质。“人文化成”作为儒家的核心理念之一，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传统。

　　二、孔子教化思想的内容及特点

　　何谓教化？《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段玉裁注：“上施故从攵，下效故从孝。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解字》将“化”解释为“化，教行也”。段玉裁注说：“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可见，“教”的本义是上施下效，以文为教，使人向善；“化”的本义是默然改变，上有所教，下有所行。

　　孔子的教化思想，是以礼乐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仁义）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汉书·艺文志》载：“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意思是说，儒家以六经为教材，但注意力集中在仁义道德方面。儒家认为，礼乐是以人性为前提并因人情而设的，通过礼乐教化可以有效地节制人情，提升人的德性素养。同时，礼乐教化也是政治治理和社会道德培育的重要手段，具有道德教化、规范秩序、化民成俗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推进天下大治。

　　（一）礼乐教化

　　礼与乐源于上古先民们的宗教祭祀活动。礼是祭祖与祭祀天地神祇活动中的一些仪式规范，乐是与这些活动相配合的乐舞。上古时期，礼与乐是不分的。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最早实施礼乐教化的行为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但礼与乐是不断损益的，上古时期产生的礼乐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礼乐文化。其中，西周的礼乐文化很是丰盛、蔚为大观。

　　殷周之际，礼与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礼乐由上古以来的宗教祭祀活动发展成周初的礼乐文化，开启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先河。周初，周公吸取了殷商失德败政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观念，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一系列贯彻“德政”的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初礼乐之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将道德渗透到国家的政治中，让社会各阶层结成温情脉脉的“道德团体”，礼乐从此开始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明显发挥出其独特的教化作用。孔子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由此，礼乐便由原始宗教性质的精神文化活动，发展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仪规、行为准则，成为维系社会、国家秩序的典章制度及其相关的思想观念。

　　春秋晚期，孔子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纳仁入礼，使礼、乐具有了新的内在价值和灵魂；同时，也沿着周代礼乐重德的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其做出了新的理解和诠释。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将人与“仁”联系起来，突出强调了人的内在本质，即人都有仁爱之心；并把“仁”视为“礼乐”的灵魂和内在的要求，由此，仁（德性）成了礼乐的内在本质，而礼乐则成了仁（德性）的外在表现。所以孔子认为，只有内外兼修即文质彬彬的人，方可成为君子。

　　儒家所说的礼主要包含礼义与礼仪两个方面的含义。礼义是礼的内在精神，包含仁义、恭敬、中和等；礼仪是礼的外在行为规范，包含仪表、仪式、仪节等。礼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缺一不可。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是外在的仪表礼节，“质”是指人内在的质朴本性，两者兼顾才有君子的风范。同样，乐也有内容和形式之分，内在之善是乐的本质，外在之美则是乐的形式。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玉帛等礼物、钟鼓等乐器，只是用来行礼、奏乐的外在器物；玉帛、钟鼓所体现的内在之善即仁义道德，才是礼乐的本质。

　　儒家常常将礼、乐并提，认为礼、乐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儒家认为，礼乐是因人情而设的，礼规范人的行为，克制人过分的情感欲望，唤起人的道德意识，即“发乎情，止乎礼”；乐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调节人的情感，使人心平和，情感适度，即“入人也深，化人也速”。两者只有相互发力，才可取得最佳的教化效果。《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在于协调上下，礼在于区别贵贱。上下协调互相亲近，贵贱区别互相尊重。过于强调乐显得随便，过分强调礼则觉得疏远。要使人们内心感情融洽、外表互相尊重，就需要礼乐共同发挥作用。礼义立了，上下才有区别；乐协调了，上下的关系才能和睦。礼、乐只有共同作用，才会使个体身心及社会变得和谐有序。

　　（二）强调身教

　　孔子生活的时代，面对“礼坏乐崩”“陪臣执国命”的无道社会，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毕生都在探索和追求解民于“倒悬”的为政之道。看到季氏八佾舞于庭这一僭越礼制的行为时，孔子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当齐景公问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给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答案。对于如此种种人心不古的现象，孔子对当时人伦道德、社会秩序等问题做了认真思考，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无序，是因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礼乐制度遭到了人为破坏，因此，他大力提倡礼乐教化，尤其要求为政者应带头做好自我礼乐素养的提升。

　　孔子非常重视为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表率作用，认为合格的为政者应是人格高尚的人，应是道德楷模，否则就不具备治国理政的人格素养和道德要求。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论语·颜渊》）即俗话所说的“正人先正己”。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孔子重视为政者的表率作用，认为为政者带头做好了，百姓自然就会效仿，即所谓的“上行下效”。

　　孔子之所以重视身教，主要是由儒家教化思想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儒家教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教育。它的目的是导人向善、教人为善，这就决定了施教者既要做到以德教人，又要做到以德服人，做到率先垂范，发挥表率作用。施教者只有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才有教化他人的资格，进而取得理想的效果。反之，为政者如果自身无德，不仅对他人没有说服力，而且也会形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孔子教化思想的目标

　　孔子儒家推崇礼乐教化，目的是希望通过为政者道德素养的不断提高、人格的不断完善来带动广大民众“克己复礼”，全面提升整个社会的人文素养，推动社会移风易俗，改变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实现天下和谐有序，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一个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一）人格完善

　　孔子主张礼乐教化，认为人性是可以通过外在人文因素的影响而改变的。子曰：“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孔子将人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等，其中圣人为最高的人格标准，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说的圣人一般是指有德有位的圣王明君，自己却从不以圣人自居。或许圣人的标准太高了，绝大部分人根本无法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孔子理想的人格是君子。孔子所说的君子，一般是指道德高尚的有德有位者，即士君子；退一步说，即便只是道德高尚的普通人，也被孔子称为君子，即人格君子，这与后世人们所说的君子人格是一致的。

　　孔子一生中谈论较多的就是君子，在孔子看来，只有具备了内在“仁”的品格，同时合乎“礼”的外在要求，才会成为“君子”。那么普通人如何才能成长为君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一个人通过《诗》兴发人心向善的情志，经过礼乐的规范、调和、文饰，最终方可成长为一位君子。换言之，礼乐教化是达成君子人格的根本方式和有效途径。

　　孔子把人规定为仁，将仁视为人的内在本质规定。子曰：“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儒家认为，仁与礼乐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仁是礼乐的内在要求和规定，礼乐是仁的外在体现和规范。换句话说，仁是礼乐文化之道，礼乐文化是仁之器；仁是礼乐文化之体，礼乐文化是仁之用。也就是说，礼乐教化是通向理想人格的必经之路，只有“文之以礼乐”，方可为成人。

　　（二）社会和谐

　　礼乐对成人及社会治理的作用，孔子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礼记·礼器》载：“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古代先圣明王制礼以节制事宜，制乐以引导人们的心志，通过实施礼乐教化，以取得揖让而治天下的政治功效。孔子曾指出，如果为政者明白了祭祀天地的礼义，治国就像把东西放在手掌上给人看一样容易。

　　礼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小可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言行和日常生活秩序，大可经纬万邦、治平天下。对此，有关文献的记载十分丰富，比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经解》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这些都表明，礼不但是一种政治治理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

　　《礼记·乐记》载：“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是从人心中产生的，礼是自外施于人的。乐自心中出，能使人的内心安静；礼由外施于人，使人的行为受到约束及外表得到修饰。乐使人内心调和没有怨气，礼使人限制欲望避免争夺。礼让而治平天下，是礼乐追求的治理效果。

　　《礼记·乐记》载：“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古人制作礼乐，不是为了让人满足口腹耳目的嗜欲，而是为了以礼乐教化百姓，使人们具有是非之心，明白做人的道理。对此，《礼记·礼运》载：“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又载：“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礼义建立起来，显示了贵贱等级差别；通过乐的情感交流，上下之间就和睦了。好恶的标准明确了，贤人与不肖之徒也就有了区别。用刑罚严禁凶暴，以官位选举贤能，体现政治公平公正。凭仁心以爱民，依道义来管理民众，这样民众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理，社会就会变得和谐。

　　结语

　　孔子儒家“富而后教”“人文化成”的教化理念，经孟子、荀子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先秦儒家教化思想体系，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为政治国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引导。迨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开始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相融合，通过不同时代儒者的诠释及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尽管有时存在过于强调教化对政治影响的现象，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但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政治理念及其价值取向等合理因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原载：《人文天下》2019(22) 作者：杨富荣，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