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黄勇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哲学方面的学术编纂工作，除了著名的期刊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之外，他还编纂了一套中国哲学丛书，即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道：中国哲学指南》）。他围绕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广泛召集西方汉学界乃至中国学界的重要学者撰写相关英文论文，再以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思想家或流派为单位各自结集成书。截至目前，该丛书已经出了18本，包括Dao Companion to Neo-Confucian Philosophy（《道：宋明理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anFei（《道：韩非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Japanese Confucian Philosophy（《道：日本儒家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Analects（《道：〈论语〉指南》）、Dao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onfucian Philosophy（《道：经典儒家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Daoist Philosophy（《道：道家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Xunzi（《道：荀子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Chinese Buddhist Philosophy（《道：中国佛教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Japanese Buddhist Philosophy（《道：日本佛教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Korean Confucian Philosophy（《道：朝鲜儒家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Excavated Guodian Bamboo Manuscripts（《道：郭店楚简指南》）、Dao Compan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of Logic（《道：中国逻辑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ZhuXi’s Philosophy（《道：朱熹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Xuanxue(Neo-Daoist Philosophy)（《道：玄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hilosophy（《道：当代儒家哲学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Zhuangzi（《道：庄子哲学指南》），以及2023年最新出版的Dao Companion to LiangShuming’s Philosophy（《道：梁漱溟哲学指南》）与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encius（《道：孟子哲学指南》）。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内容来看，这套书的体量已经十分庞大，但黄勇对这个系列丛书的容量预期要远超于此，他曾在访谈中说，希望它能收纳“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哲学家”，将来这套丛书“最后可能会出到一百本上下”。由于其所收集的论文多出自名家之手，且多为当年最新成果的首发，质量与新意均十分可观，故而该系列丛书每每推出新著，都会引起西方汉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重点关注的便是2023年出版的《道：孟子哲学指南》一书，该书由萧阳与庄锦章合编，共收录34篇文章，涉及孟子学说的诸多方面，包含众多比较哲学成果，呈现了孟子在伦理学、道德心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与西方文化的深度交融。庄锦章以一篇介绍性文字开启了本书的第一章，概述了孟子的生平，以及《孟子》的成书与思想背景、关于著者的争议等，并对该论文集收录的文章逐篇进行了透辟精当的介绍与评价。当然，庄锦章对这些文章的论述顺序同他与萧阳对整部论文集的编纂顺序完全一致，与此同时，庄锦章也暗示了以此顺序编纂这些论文的合理性，这主要是基于他与萧阳对这些论文的分类，包含了六大类别：Mencius in the Classical Context（Pre-Qin to the Han Period）〔经典文献中的孟子（先秦至汉代）〕、Mencius and Neo-Confucianism（孟子与理学）、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社会与政治思想）、Ethics and Epistemology（伦理学与认识论）、Moral Psychology and Moral Development（道德心学与道德发展）、Mencius and Western Philosophers:Comparative Studies（孟子与西方哲学家：比较研究）。

　　一、经典文献中的孟子（先秦至汉代）

　　第一类包含7篇论文，内容较为庞杂，涉及孟子人性论本身的内容分析、孟子心性论与其他思想流派的比较、孟子哲学的形成语境与发展演变等。

　　第一、二篇都涉及了对孟子人性论相关误解的纠正。第一篇是戴卡琳（Carine Defoort）的Unravell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ozi and the Mencius（《阐明〈墨子〉与〈孟子〉之间的关系》），她延续了自身对墨子思想的研究偏好，试图在孟子对墨子的批判中找出反驳的论据。她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兼爱”并非墨家的专有术语，也绝非贬义词，而孟子将墨子的“兼爱”解释为绝对平等地爱一切人，从而将其与自己的学说截然对立并大加批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第二篇是金鹏程（Paul Rakita Goldin）的Mencius in the Han Dynasty（《汉代的孟子》），他指出，在汉以前文献对《孟子》的引用中，与善端说有关的文段极少出现，可见当时人们并未视善端说为孟子思想的核心，是宋明理学家的过度推重导致后人误以为孟子哲学的基础在善端说。萧阳与庄锦章将上述两篇文章编排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认为二者都体现了一种“标准叙事”（standard narratives）。根据笔者的理解，这里的“标准叙事”指的是某种会造成误解与偏见的定势思维，故而在戴卡琳的文章中，“孟子与墨子截然对立”的观点便是孟子所刻意构建的一种“标准叙事”；而在金鹏程的文章中，“孟子哲学的核心在于善端说”便是宋明理学家所构建的一种“标准叙事”。庄锦章从“标准叙事”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两篇文章的关联，的确看到了二者背后的本质，精确地抽取了戴卡琳与金鹏程在批判思维上的相似性；但笔者以为，这种抽象归纳毕竟离二者的意旨和具体内容过远了。

　　接下来两篇专门聚焦了孟子人性论在儒家哲学史语境下的发展。第三篇是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的The Mencius in the Context of Recently Excavated Texts（《近期出土文献语境中的〈孟子〉》），他通过详细考察出土文献中的信息，提出了关于孟子思想形成背景的独特看法：以往观点认为，孟子的心性学说是在与杨朱、墨子的辩驳中逐渐成形的；但方岚生分析了《性自命出》《五行篇》等材料中儒家关于“性”的描述，指出孟子的观点更有可能是儒学自身内部争论的产物。方岚生此文的创新性有限，他实际上延续了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The Background of the Men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孟子人性论的背景》）一文的思路，即从孟子所处时代的观念语境出发来讨论其人性论的形成受到了何种因素的影响。第四篇是徐波的Meng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Role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孟子人性论及其在儒家传统中的角色），讨论了孟子人性论如何逐渐被奉为整个儒家人性传统中的主流，以及其观点如何引发了后世儒者的人性异见，并特别分析了孟子关于水与人性的类比。显然，第三篇关注的是孟子人性论的形成语境，而第四篇关注的是孟子人性论在儒家传统中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六篇的共同点则在于都涉及了孟子人性论与别家思想的比较。第五篇是邓小虎的Two Visions of Confucianism:Mencius and Xunzi（《孟子人性论及其在儒家传统中的角色》），延续了第三、四篇对儒家哲学史背景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孟荀人性异见。他指出，二者的本质差异在于对自然天赋的道德基础的不同看法，孟子的观点更符合儒家传统关于顺“性”发展的观念，而荀子逆反了这一传统，这也是荀子被逐出孔庙的原因。邓小虎从孟子和荀子对整个儒家传统的适应性的角度来理解孟荀人性异见，这一视角虽然独特但新意有限。第六篇则从孟荀比较过渡到了孟子与道家的关系问题上来，即庄锦章的Mencius,Zhuangzi and “Daoism”（《孟子、庄子与“道家”》），他指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孟子与庄子在各自的作品中互不提及，但《孟子》中受批判的告子、杨朱、许行等人的观点与庄子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庄子》中也有许多与孟子思想正面冲突的观点。战国时尚未有将庄子归入道家的说法，但庄锦章指出，庄子已经具有道家倾向，庄子与孟子的差异反映了孟子与道家的关系。

　　笔者以为，第一类的这六篇文章之间的相互关系勉强算得上有章可循，但核心线索并不明晰，甚至是有些混乱的。第一组文章（第一、二篇）以“标准叙事”为中心，但它只是一种方法论指引，严格来说，它与孟子人性论的实质内容并无明显关联。第一篇文章聚焦的是儒墨比较，反倒更适合与第三组（第五、六篇）放在一起；而第二篇文章讨论了善端说是如何被逐渐捧至孟子思想的基础性地位的，这似乎与第二组（第三、四篇）所关注的内容更为接近，它们都关涉孟子人性论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另外，第二组与第三组文章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很弱。

　　二、孟子与理学

　　第二类包含5篇论文，关注了宋明理学家如何发展了孟子心性论，并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从二程到朱子再到王阳明、王夫之，最后以丁茶山对宋明理学家的批判收尾。第一篇是黄勇的CHENGHao and CHENGYi’s Appropriations of the Mencius（《程颢与程颐对〈孟子〉的运用》）。黄勇认为，正如孟子发展孔子的观念来对抗杨、墨那样，二程也发展了孟子的观念来对抗佛教，抬高了孟子的地位。他通过例证指出，二程对孟子的创新性诠释是符合孟子原意的。这一思路实际上与艾文贺（Philip John Ivanhoe）的Mencius in the Ming Dynasty:The Moral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孟子在明代：王阳明的道德哲学》）一文有些许相似，艾文贺也进行了相近的类比：孟子在传承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受到了杨、墨的影响而不自知，同理，王阳明在传承孟子思想的过程中深受佛教熏染而不自知。不同的是，黄勇认为二程对孟子的诠释是符合孟子原意的，而艾文贺认为王阳明对孟子的诠释已然偏离了孟子本意。第二篇是陈荣灼的ZhuXi’s Appropriation of Mencius’s Thought:From a Hermeneutic to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朱熹对孟子思想的运用：从诠释学进路到发展进路》），他认为，朱熹从《大学》《中庸》等文本出发来阐释孟子，并通过吸纳孟子心性论，将整个儒学思想统一入“理”这一“伦理形上学”（ethical-metaphysical）体系之中。第三篇论文开始进入明代思想家的世界，即郑泽绵的Mencius and WANG Yangming（《孟子与王阳明》）。他指出，王阳明发展了孟子心性论，主张“良知”自足、“心即理”，修养无须后天努力和获取外在资源，并由此批评朱熹的“格物”与告子的“义外”；但这已然偏离了孟子本意，孟子的善端是需要通过后天学习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而朱熹的“格物”也并不是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t）的。笔者在上文中曾提到，黄勇的《程颢与程颐对〈孟子〉的运用》在论述思路上与艾文贺的《孟子在明代：王阳明的道德哲学》相似，而此处郑泽绵则是在论证目标上与艾文贺有重合之处，这三部作品可相互参照。第四篇是刘梁剑的Mencius and WANG Fuzhi（《孟子与王夫之》），他指出，在王夫之看来，二程与朱熹由性善论得出“情”善而“气”恶，他们与告子一样误将“性”“情”等同了；王夫之对孟子心性论的理解与他们恰恰相反，他认为“气”与“性”同为善而“情”可能是恶的，他反对朱熹的“理”“气”对立并主张“理在气中”。第五篇则将视线转向朝鲜儒学，聚焦李朝哲学家丁若镛对宋明理学家的批评，即艾文贺的Jeong Dasan’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Heaven，Way，Human Nature，and the Human Heart（《丁若镛对孟子的诠释：天、道、人性与人心》）。他论述了茶山如何从自然化伦理学视角出发，纠正了宋明理学家对孟子过度的形而上学解读，反对将性善抽象为精纯至善的普遍之“理”的做法，强调人的恻隐能力与自然道德敏感性。

　　总体上看，第二类的5篇论文相关性较强，核心问题意识也较为明显，即宋明理学家对孟子人性论的诠释及其合理性评判。

　　三、社会与政治思想

　　第三类包含7篇论文，主要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及其论证方式，但也讨论了不少统治者的道德伦理问题，间接反映了学者们对孟子人性论的理解。

　　关于孟子政治论，有两位学者聚焦了孟子的前后矛盾，但在具体矛盾内容上的关注点则有很大不同。第一位是刘乐恒，其Mengzi’s View o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孟子的公私观》）一文比较了墨子与孟子对公私关系的异见，认为孟子的相关观念是矛盾的：一面主张在公共领域的适度制度化，一面将道德伦理主观化并维护绝对君权制。第二位是尤锐（Yuri Pines），其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孟子与早期中国政治思想》）一文从孟子的政治思想中提炼出“定于一”，“得其民，斯得天下”，反叛暴君的合理性这三大要素，其中，孟子一面主张“民为贵”，一面又将道德与政治视为士人的“特权”并拒绝平民参与政治。范立汉（Albert Felix Verwilghen）亦曾注意到类似的矛盾，如孟子一面主张圣人与常人在性善与成德上无异，一面又主张社会等级秩序区分并提出“新贵族”；但范立汉亦指出，此类矛盾都是能够得到消解的，如孟子虽主张“新贵族”，但也限制了其特权。笔者认为，范立汉与尤锐的观点可以相互参照，共同折射出西方汉学家对孟子思想的某种想当然的误解，所谓的伦理与政治层面上的平等与否并不是可以简单地一概而论的，其中蕴含着很复杂的理路。当然，关于这一问题的解释与评议并非本文的重点，故暂且略过。

　　接着的两篇论文都反映了孟子仁政学说与现当代政治观念的交融。第三篇是赖卓彬的Mencius and the New Confucianism’s Pursuit of Democracy（《孟子与新儒家的民主追求》），探讨了徐复观、唐君毅和牟宗三对孟子政治哲学中民本、仁政等观念的解读与重构。第四篇是金圣文（Sungmoon Kim）的Menci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en Government:Human Dign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孟子的仁政政治哲学：人类尊严与分配正义》），他指出孟子的仁政不仅涉及正君心的道德要求，更关系到分配正义和维护恒常规则以促进民众尊严与福祉的政治责任。

　　此后的两篇论文都评价了孟子在建构其政治思想时所运用的例证修辞方法，可归入同一组。第五篇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Mencius and Political Rhetoric（《孟子与政治修辞》），他认为《孟子》中过半的内容都在向政治实用主义的君主推销仁政和王道，孟子并非从逻辑出发，而是以独特的修辞来要求统治者扩充和传播善、避免恶的情感瘟疫，这些激进的民本观念使其在后世常遭政治审查。第六篇是黄俊杰的Hermeneutics in the Mencius:Methods,Context,pergence（《〈孟子〉中的诠释学：方法、语境、背离》），关注了孟子对《诗》《书》等文献的引用与评注，认为孟子有目的、有选择地对经典文本中的政治事件进行了诠释。该作品与黄俊杰早年发表的《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一文在主旨上十分近似，都聚焦了孟子在例证过程中对经典文献不同程度的曲解。

　　第七篇则将视线转移到日本，讨论了孟子政治论对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塔克（John Allen Tucker）的Mencius and Japanese Confucian Philosophy（《孟子与日本儒家哲学》）。他主要关注了孟子关于合法反叛暴君的思想，并探讨了日本政治与文化对此的接受。在笔者看来，此文与第五、六篇论文在内容上脱节较严重，若在顺序上排至第一至四篇之后会更符合整体问题意识的推进。

　　四、伦理学与认识论

　　第四类包括6篇论文，涉及孟子道德心性学说的诸多方面。第一篇便专门关注了孟子人性论中的重要概念——“命”，即信广来的Ming命and Acceptance（《“命”与接受》）。他改变了以往将“命”译为“fate”“destiny”“mandate”“decree”的做法，将孔孟思想中的“命”描述为对“生命情态”（posture in life）的接受态度。在笔者看来，这指的就是在“尽心”“知性”（《孟子·尽心上》第1章）的同时，还能做到“知命”（《论语·尧曰》）与“时中”（《礼记·中庸》）。

　　此后开始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来诠释或比照孟子心性论。第二篇嫁接了孟子伦理学与康德义务论，即李明辉的Mou Zongsan’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s Moral Philosophy（《牟宗三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他认为牟宗三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如将孟子道德心性学说诠释为一种“自律伦理学”（ethics of autonomy）；同时，他也指出，尽管康德的道德命令属于经验层面，但牟宗三已经将道德情感扩展至超越层面了。第三篇则引入了古希腊哲学中的幸福论，即哈夫（Benjamin I.Huff）的Eudaimonism in the Mencius:Fulfilling Human Nature（《〈孟子〉中的幸福论：扩充人性》）。他认为，孟子主张通过献身于美德来实现人心欲望的满足和幸福生活，可见其人性论的目标与古希腊的幸福论类似，由此，孟子从道德的愉悦感来论证了道德的可欲性。

　　第四、五篇集中关注了孟子心性论与西方后果论、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关系。第四篇是胡湘农的Is Mencius a Consequentialist?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Righteousness) and Li(Benefit) in the Mencius（《孟子是一个后果论者吗？重探〈孟子〉中的义利关系》），作者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孟子是通过宣扬“义”可以产出“利”来敦促统治者行仁政的，由此将孟子归为后果主义者。但作者认为，在孟子思想中，“利”只是“义”的可能结果而非目的，“义”也绝不可被视为实现“利”的手段，“义”有其独立的道德价值。胡湘农所指出的这种将孟子视为后果论者的做法，最初源于美国汉学的重要奠基人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顾立雅曾指出，孟子推崇道德纯粹是因为“道德会带来（政治上的）功成”，其功利主义倾向与墨家并无二致：统治者之所以要重义轻利，是因为如此才能避免人们“遗其亲”和“后其君”，（《孟子·梁惠王上》第1章）才能实现坐拥天下的长远目标；而民众之所以拥戴有德之君，也是因为仁政能为他们带来好的生活。这虽然属于比较明显的误读，但这种观点在西方汉学界普遍存在，甚至已经成了某种“标准叙事”。第五篇则进一步尝试走出上述关于功利主义后果论的误读，即倪培民的Mencius’s Theory as a System of the Gongfu to Be Human and to Live a Good Human Life（《孟子关于成人与过善的生活的工夫论系统》），他认为孟子伦理学的最优诠释视角是工夫论，它可被译为“生命之道”，这与实用主义、后果主义、康德义务论、美德伦理学都不同。

　　第六篇进入到西方认知哲学领域，即布莱斯（Waldemar Brys）的Epistemology in the Mencius（《〈孟子〉中的认识论》）。他认为孟子思想中已经出现了当代认知哲学中重要议题的雏形，包括对事物客观性质的知晓，理智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动力之知（knowing-to）、命题性知识（knowing-that）、能力之知（knowing-how）的区分等。据笔者所知，这种以西方认知哲学中的知识分类来分析儒家道德学说的做法并不新奇，黄勇的《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抑或动力之知？》一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非常经典，他认为赖尔（Gilbert Ryle）的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都不足以描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知”，其所谓“良知”应是一种动力之知，即“（认知的）信念和（情感驱动的）欲望”这两个要素的统一。

　　五、道德心学与道德发展

　　第五类包括4篇论文，延续了前述布莱斯的《〈孟子〉中的认识论》的思路，进一步挖掘了孟子道德心性学说尤其是四端说中的认知哲学启示。

　　第一至三篇专门聚焦四端与认知科学的结合。第一篇是黄百锐（David B.Wong）的Feeling，Reflection,and Reasoning in the Mencius（《〈孟子〉中的情感、反思与推理》），他认为孟子思想中四端的发用涉及某种自觉的自我塑造意识，它是优先于语言表达的辨识与推理的认知能力，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道德行为形成过程的连续性。而第二篇是金明锡（Myeong-seokKim）的Menciuson Moral Psychology（《孟子的道德心学》），他认为，在四端中，“是非之心”属于道德判断，另外三端是具有认知成分的道德情感，孟子的道德情感是在某种情境下“基于关爱的识解”（concern-based construals）。金明锡的这种根据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的发用步骤来对四端进行分类的方法与刘殿爵（Dim Cheuk Lau）有些类似，但二者的具体观点差异较大。刘殿爵将“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归为道德认知之端，而将“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归为道德行为驱动力之端。[8]第三篇则专门聚焦四端之首——“恻隐之心”，即胡婧（Jing Iris Hu）的The Mencian Triplet of Ceyin Zhi Xin:Perceptive,Affective，and Motivational（《孟子“恻隐之心”三元组：感知、情感与动机》），她借近年来心理学与神经系统科学领域的发现，提出了“孟子式的感知—情感—动机三元组”模型，由此阐明了“恻隐之心”这种天然自发反应与认知能力的互动关系。

　　第四篇则关注了孟子的道德心与认知科学的结合，即石奉来（Bongrae Seok）的Mencius’s Moral 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Cognitive Science（《孟子的道德心学与当代认知科学》）。他援引心理学界研究成果认为，孟子思想中的道德心体现了道德主体关切他者的互动过程，是认知、情感、发展、表现等特质的复合体，结合了情感共鸣、道德情感与反思的自我修养。

　　总的来说，这一类别虽然被冠以《道德心学与道德发展》之名，但其更为核心的关注点在于从认识论或当代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诠释孟子心性论，其中的这几篇文章与前一类别《伦理学与认识论》有较大交叉。笔者甚至认为，前一类别中关涉认识论的《〈孟子〉中的认识论》一文其实应纳入本类别。另外，认知主义视角的大量涌现，也反映了当前英语世界的孟子人性论研究正沿着跨学科路径发展，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诸多发现都为孟子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六、孟子与西方哲学家：比较研究

　　第六类包括5篇论文，都是对孟子与西方思想家的比较研究。

　　第一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是从女性主义出发来比较了孟子与奥古斯丁的学说，即庞安安（Ann A.Pang-White）的Mencius and Augustine:A Feminine Face in the Personal，the Social，and the Political（《孟子与奥古斯丁：个人、社会与政治中的女性面向》）。作者指出，孟子与奥古斯丁都基于道德情感、仁爱、生命发展与家庭等与女性有关的因素，构建了各自的政治哲学与治理模式，且都反对利用女性的身体与性别来达成目的，这与二者的母亲对他们的影响有关。而第二篇的研究方向较为常见，关注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即沈美华（MaySim）的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Metaphysics of Human Nature in Aristotle and Mencius（《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人性论中的自决与形而上学》），她认为亚里士多德与孟子都同意普遍的人性有助于实现可欲的善，但二者在自我、真知、终极真理之性、自决的道德主体对他者的影响等方面存在分歧。

　　第三、四篇的作者都是在各自过去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了缩略和拓展。第三篇是李耶理（Lee Howard Yearley）的Mencius and Aquinas（《孟子与阿奎那》），他对这两位思想家的比较研究的关注由来已久，其1990年出版的Mencius and Aquinas:Theories of Virtue and Conceptions of Courage（《孟子与阿奎那：美德理论与勇敢概念》）一书便轰动一时，将孟子心性思想引入比较宗教伦理学领域。而这篇新作继续讨论了孟子与阿奎那的成人学说，并特别关注了文本表达方式的重要性，对作者此前的研究而言是一种很好的补充。他认为孟子的文学修辞更胜一筹，其在理论表达上的模糊性与不完整性加强了读者的参与度，弥补了其在推论上的缺点。第四篇是崔多斌（Dobin Choi）的Mencius and Hume（《孟子与休谟》），作者比较了孟子与休谟的情感主义美德理论，孟子主张通过道德情感觉醒来修养美德，而休谟主张通过对心和情感的实证观察来研究美德。崔多斌长期关注孟子与休谟的比较伦理学研究，他曾在余纪元的指导下完成同一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Sentimentalist Virtue Theories of Mengzi and Hume（《孟子与休谟的情感主义美德理论》），其《孟子与休谟》一文实际上便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缩略与改编而成。

　　第五篇是江文思（James P.Behuniak Jr.）的Mencius，Dewey，and‘Developmental’Human Nature（《孟子、杜威与“发展的”人性》），他指出，“儒家美德伦理学”等派别误认为孟子是从目的论来理解人性的；但作者通过分析杜威的观点指出，早期中国思想家多认为器官形态是在与环境的长期互动中自然进化成其现状的，孟子的人性也处于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江文思的这一观点与其导师安乐哲（Roger Thomas Ames）的看法如出一辙，在20世纪末汉学界关于孟子人性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之争中，持文化性立场的安乐哲便曾借杜威的理论强调了孟子人性论的过程性，由此反驳了持生物性立场的华霭仁（Irene Tilenius Bloom）。

　　这5篇论文整体上难免给人纷乱的感觉，不仅是因为它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纷杂，更是因为庄锦章在对它们进行排序时，也未能按照相关西方哲学家的年代进行排布。若将《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人性论中的自决与形而上学》一文置于本类别的开头，则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休谟、杜威所构成的时间线似乎会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另外，笔者认为，前述第四类“伦理学与认识论”中的不少内容也属于孟子与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若将相关内容移至第六类，或许各类别内部的相关性会更加凸显。

　　《道：孟子哲学指南》虽然在文章的分类与编排顺序上存在一些瑕疵，但它整体上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它全面汇总了英语世界孟子人性论研究领域近期的重要成果，集中反映了当前该领域内问题意识的多样化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盛行。该文集所提示出的比较哲学方法与跨学科研究尝试，都有助于国内学界拓宽思路，推动孟子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