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海外荀学研究丰富多彩，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虽然研究成果于数量上较国内而言并不显优势，但研究者所关注的内容和角度却颇为新颖，对荀子的人性论、政治思想等内容进行了新的诠解。尤其是在比较研究领域，海外学者的视野更加宏阔，在切入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亮点频出，对荀学进行了阐发与应用式的探讨，反映出求新求变的开拓和创新意识。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本文将从《荀子》译介及荀子接受史、《荀子》阐释性研究、求同视角下荀子思想比较研究三部分出发，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

　　一、传播与接受：《荀子》译介及荀子接受史研究

　　《荀子》是荀学研究的重要载体，体现和凝聚着荀学的精髓。对《荀子》的译介，不仅关涉文化的传播，同时直接影响海外学者对荀学的研究和评价。正如徐来所言：“海外学者把英译文本看作中国文本本身，把中国概念的英译‘对等词’当作中国概念本身，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文化作进一步的阐释、研究和应用，其研究的走向与结果，跟所凭借的英译本面貌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荀学作为人文学研究的一种，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第一要义均在于使读者和研究者能读懂文本，方能展现出特有的文化魅力，这对于荀学后续传播和发展具有奠基意义。

　　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先秦儒家哲学文献译解》精选出《荀子》中的代表性篇目，以汉英对照的方式给出文献原文和英文翻译，并就每一部分的核心概念和思想进行评述。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角切入，采用阐释为主、翻译为辅的方法，对《荀子》加以重译，再现《荀子》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和相关哲学术语的内涵。译者通过深入地比照、理解和阐释，尽力使译文既契合荀子思想，同时适应西方文化的语义环境。该书的宗旨是纠正误读，还原中国哲学思想的本来面貌，这对《荀子》的翻译和实现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乔治敦大学的艾文贺（Philip.J.Ivanhoe）在《荀子哲学中道德规范的性质》中探讨道德规范的性质与地位的问题。这一问题导源于华兹生（Burton Watson）将荀子的“义”译作“责任感”，倪德卫提出质疑，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与翻译、诠释和伦理学相关问题的探讨。艾文贺和王海岩总结倪德卫解决问题的方法：反对将“义”理解为“一种卓越的智慧洞察力”，而将其认定为“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义的道德规范特质，并指出此种对“义”的意义理解是荀子不同于孟子的关键点。艾文贺（Philip.J.Ivanhoe）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追根究底是源于对《荀子》文本的翻译和误读。《荀子》英译本数量有限，主要是德效骞、诺布洛克和何艾克三种译本。即便近年来海外对《荀子》译介的研究渐成热潮，但多数是局限于单一的微观语言层面，研究并不深入。反而是国内学者较为关注，研究视角多元、相关论证精细。郭高攀在《读者的范畴化与文本翻译叙事——以〈荀子〉英译为例》中即以《荀子》为个案，对比分析何艾克（Eric L.Hutton）和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英译本的不同读者群体选择及其相应的翻译策略。诺译本的学术性较强，大量专业术语不利于普通学生和读者的理解，存在着市场文献的空缺。何译本的出现则弥补这一空缺，它注重翻译叙事策略，可读性高，注释数量少，内容简洁，注释合理，考虑读者的接受和认知负荷，对于普通读者和研究者同样适用，有利于文化的广泛传播。此外，欧阳锦艺《〈荀子〉英译研究述评》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出国内外荀子英译研究的特点和不足；赵蕊和王荣媛《功能对等理论角度下赏析〈荀子〉的经典译本》利用功能对等理论分析不同译本，总结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技巧等等。

　　总之，《荀子》译本是荀学“走出去”的重要媒介，对促进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学界对《荀子》英译本的关注和研究，能够对中外荀学译介研究产生启发互鉴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海外学术界对《荀子》英译本的重视和研究度相对不足的弊端，同时为海外荀学译介研究提供更多翔实、可靠的资料，促进更高质量的英译本《荀子》的出现。

　　关于荀子的后世接受，研究者一般遵循三种进路：从整体着眼，从某个时代着眼，还有着眼于某个思想家的荀子接受研究。2023年的对荀子接受史的研究并不突出，仅有的几篇论文，主要是聚焦在牟宗三和日籍学者荻生徂来对荀学的接受研究。

　　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关注荀子的内圣外王学，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研究局面，受到了海外学者的关注。来自土耳其埃尔多安大学的布尔辛贝德尔（Bedel Burcin）在《牟宗三对荀子的批评：“道德是外在的”》中指出，牟宗三因认定道德从属于人的价值观，不能成为人之外的东西，故而批评荀子的道德是外在的。Bedel Burcin则指出，荀子受战国时代背景的影响，积极寻求解决社会和政治生活问题的方案，其思想体系核心在于社会治理，故而尤其注重政治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强调礼义的作用。Bedel Burcin从论证礼义起源和道德基础出发，寻绎人性、天和礼三者之间的联系，得出以下结论：礼并非来自天，而是由圣人创造；圣人以礼来教化和改变人性，使之具备仁义观念；人可以不经由礼而获得仁义观；礼起源于仁义。所以，根据荀子的思想，道德并非是外在于人的，牟宗三对于荀子的批判并不完全成立。韩国学者郑秉锡（정병석）在《李泽厚对儒学第三阶段的批判——以牟宗三的批判和李泽厚对儒学第四阶段的视角为中心》中指出，李泽厚认为以牟宗三为中心的新儒学研究是一种以心性理论为中心的哲学，牟宗三试图用“心性”来界定中国儒学，是对荀子和汉代儒学特征的抹杀，这是非常偏颇的。日本学者堀尾裕真的《荻生徂来“读荀子”成立时期的有关考察：宇佐美灊水为中心》，通过考证判定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家学者荻生徂来的《读荀子》成书于1704—1707年前后，其论据翔实，分析入情入理，颇具说服力。由此可见，《荀子》的英译和接受研究获得了一定进展，展现出海外学界对荀子思想的争论与审视。他们从自身理论视角出发，将荀学置放于各类思潮的碰撞之中，来探析、揭示出《荀子》文本和思想的复杂性，尽管其所得到的荀学形象并不完全契合荀子思想本身，但它毕竟观照了荀子思想的整体特质与内在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和丰富了荀学研究，提升了《荀子》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

　　二、还原与诠解：《荀子》阐释性研究

　　对《荀子》的阐释性研究，包含两个方面：还原与诠解。还原是遵循科学主义原则，辅以校勘、考据和训诂的方法，利用各种文献和不断发现的新史料，来还原和接近文化原貌。关于《荀子》的成书、版本、内容乃至文本中的方言俗语等问题，并非全然清晰，所以，还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无止境的。诠解，是在还原的基础之上，不断深化对文本内容、价值和意义的体认。对《荀子》的诠解虽立足于《荀子》文本，但阐释者在择取荀子哲学范畴与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将现代意识、西方意识融入和渗透到文本的分析中，达成沟通古今、融贯中西的目的。2023年海外荀学阐释性研究的进路，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依照西学的学科划分传统，从“伦理”“政治”“教育”“语言”“心理”等不同方面分述荀子思想。例如，日本学者蔭山克秀在《在两个小时内全部掌握伦理基本知识》一书中，择取荀子的伦理思想进行了介绍。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员许建良在《荀子“万物皆得其宜”的幸福思想论》中，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逐步阐明荀子对幸福的界定、幸福的基础，以及幸福的目标和对象，发掘其中与道家思想融合的特色，实现对荀子的幸福思想的研究。韩国学者郭庆庆（궈칭칭）的《荀子〈劝学〉中的“学”研究》，参照教育学原理，从教育的必要性、目的、意义、方法等角度，对荀子学论进行研究。德国学者达格玛·舍费尔（Schäfer Dagmar）在《社会互动导致的语言多样性：荀子对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多语言主义的看法》中，关注语言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指出荀子所提出的正名理论，既关注历史实践，同时遵循习惯用法，详尽地处理了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各地区的语言变化和多样性问题。Ting Angel在《荀子论欲善：欲是化性之必要条件》中，将《荀子》中的“心”“欲”概念置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欲”具有激励作用，心是认知器官。人的性情的转变，需要通过“心”的学习能力来改变欲望的对象，以实现向善的目的，由此实现“心”“欲”之间的统一。这类研究，注重对荀子思想进行深度的阐发与创造性的诠释，有助于全面理解荀学的地位、价值和影响。近百年来的荀学研究随着西学浪潮的兴起步入中兴，时至今日已成繁荣之势，荀学在中国儒学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海外学者努力把握荀学的本质，注重用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其进行诠释，引导读者深入荀学领域。研究者在分述荀学过程中，呈现出两方面的特色：第一，凸显对荀学的现代诠释。许多论文都是参照和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深入探讨《荀子》文本，以期实现文化普及与传播的目的。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者会进一步尝试将其融入到当代思想文化对话与重建进程中。通过紧密联系当代社会各种实际问题，对荀学进行现代诠释。这样一种研究进路，融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引导读者理解荀学魅力，助力发掘荀学当代价值，进而促成荀学研究在学术史上的经久不衰的局面。比如，许建良利用《荀子》所提供的文化资源来作为润滑幸福生活的实践。郭庆庆（궈칭칭）将荀子的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以应对当代教育实践中存在的挑战。伊森·麦考伊·罗杰斯（Ethan McCoy Rogers）和达格玛·舍费尔（SchäferDagmar）也都认为荀子思想所具有非比寻常的综合性和宽广性，值得引起现代思想家们的关注。第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者注重采用政治学与哲学、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等方法，以哲学考察确证文字考据，形成文本和义理的相互支撑。同时自觉运用西方哲学的成果协助考察，以展现荀学的当代价值。

　　2.针对荀子哲学范畴和思想的研究。通过择取某一概念、范畴或思想，结合思想史及相关文化背景，分述荀子思想的诸多侧面；抑或基于出土文献对荀子思想的某一主张进行重思。研究的范围，涵括荀子的正名论、群分论、认识论、人性论、礼法观等。其中，荀子的人性论（道德哲学）与礼法秩序（政治哲学）两议题，颇受学者关注。从目前海外汉学界已发表的相关论著来看，学者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已做出令人可喜的成绩。以下从概念研究和思想研究两方面出发，举例进行说明。

　　第一，荀学概念研究。挪威奥斯陆大学的LAM Fung Jireh在《儒家出土文献中的“礼”概念——“五行”与“性自命出”的探讨》中，通过郭店简《性自命出》对比印证荀子礼乐教化思想，对荀子的礼乐思想进行重思。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安德烈·维塔利耶维奇·戈尔丁科（Андрей Витальевич ГОРДИЕНКО）在《论〈荀子〉中“性”概念问题：术语澄清》中，综合荀子对“朴”“材”“才”“情”“质”“实”等概念的运用，重构《荀子》中“性”概念的术语语境，来阐明“性”在其思想体系中所起的术语作用，最终认定“性”可以被定义为赋予生物一种普遍感觉的东西（共同感受）。英国苏黎世大学的Wolfgang Behr在《追溯古汉语的变迁：何谓雅言？》中分析荀子思想体系中的“雅”概念，这一词被用来指精致高雅的行为和社交方式，代表中高等水平的声望和修养，与政治地位、音乐品位低下者相对言。日本学者涩谷由纪的《〈荀子〉中的“情”与“心”》，从《礼论》《正名》《儒效》《性恶》等篇出发，对荀子的“情”“心”“性”“伪”等概念进行了重思。此类研究的关键在于概念，通过“重思”和“重述”的路径，寻觅荀子哲学的关键线索。不可否认，这样一种研究进路，深化了荀学研究，提出了不少先贤未发的真知灼见。不足在于加剧了荀学“分而治之”的局面，增加了荀子思想的其他方面以及整体性观照被忽视的风险。

　　第二，荀子哲学思想研究。Rouzhu Wang在《为了共同善：荀子哲学中分与群》中，宣扬儒家的群体概念植根于其对个体的独特理解。荀子由人性本恶来凸显成群的必要性，借助“分”来维持群的秩序和团结，实现理想的道德目标“善”需要每个个体的共同努力。加拿大学者克里斯弗雷泽（Fraser Chris）《〈荀子〉中的真理与道》指出，西方习惯于用真理来思考“使事情正确”，荀子则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此的认识论方法，它以获得知识的方法（道）为中心，对于知识本身的关注反而是次要的。荀子主要关心的是言语、行为、政策和实践是否合于道，合于道，就是真理，真理是为道而服务的。美国学者柯雄文在《荀子与美德的统一性》中，指出荀子关注道德的一致性，强调仁、礼、义之间虽有区别却又相互依存，仁侧重于对同伴的关爱和关怀；礼强调的是规约，意在通过规则对行为进行约束；义关涉正当性，包括正确的行动、责任或义务等。三者具有统一性，共同构成了“道”系统的核心。这一类阐释性研究为数很多，学者立足于荀学的特定论域，凸显出了对荀子正名论的思维理路、群分学说的内涵、认识论的逻辑架构以及道德思想的关注。此外，在荀子实践哲学、礼法论、天人观等方面，学者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简言之，海外学者的视野，更多的还是聚焦于人性论（道德哲学）与礼法秩序（政治哲学）两议题。

　　“人之性恶”是荀子的著名论说。自周炽成提出荀子非“性恶论”者而是“性朴论”者的主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后，海内外学界掀起了重思荀子人性论的热潮。2023年4月，第二届琅琊论坛荀韩主题“荀子‘性朴’论章句学研讨会”在青岛举行，吸引了海外专家学者参与，围绕着荀子人性论的内容进行了相关研讨。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教授周启荣以《先秦思想中朴的意涵：道家与荀子的人性论比较》为题，从对“恶”字的训诂入手，强调荀子人性论里的“朴”并非中性的概念，而是被赋予了贬义，由此同《性恶》篇的内容相衔接。“朴性”因其“贬义”性质，需要改进、提升、变化，由此同荀子的道德修养论相承接。马来西亚学者郑文泉则从荀子“人论”出发，来探讨当前《荀子·性恶》的“性论”争议，推动学界对荀子思想与人格的理解与研究。除了人性论之外，海外学者对荀子的政治哲学、礼法秩序也颇为重视，他们多从西方的功利主义、道义论或德性伦理的传统出发进行探讨。韩国学者曹原日（조원일）《荀子礼法关系研究》提出了以礼法相结合的视角建立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规范。张亨恩（장현근）的《儒家智性主义的再思考：智性与王权的平衡与失衡》指出，儒家注重以德为基础的“礼乐教化”，荀子寻求通过智力（知识）和政治权力的平衡来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国家。Baldwin Wong和Liz Jackson在《九德和礼》中指出荀子通过礼来实现化性，培养人的道德本性，促进社会的和谐。英国学者Virág Curie的《孔子、荀子的德性蔑视与礼义共同体》，指出早期儒家文化中的“恶”“小人”“贵贱”“丑”等词与西方文化中“Contempt”相对应。孔、荀二人均认为蔑视是道德情感整体的一部分，是有道德品格的人（君子）的适当、合理的反应。荀子因经历了战国时期大规模社会和政治重组的动荡时代，故而尝试为蔑视划定明确的界限，以减少其破坏性和破坏稳定的潜力，这一举动反映了他对礼义共同体观念的认识转变。

　　总体而言，对《荀子》的阐释研究类属于专题探究，是对荀学某一部分、子系统、要素、层面的研究，通过“分而言之”的研究方法，拓展了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研究离不开一定的问题意识，但它对荀学的整体建构较为忽视，影响对荀学的地位、价值、意义的全面考察。荀子思想是统贯的整体，而并非某种“杂烩”，但荀学体系又格外庞杂，综合性研究存在一定难度。这就需要对荀子哲学整体性质的准确把握，辨明正确理解荀子各种主张的前提，正如“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观念，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在于礼学，礼又以“伪”为本。所以，对荀学的专题研究，应格外关注是“礼”“伪”的内涵及其对荀子哲学的意义。这两个角度，正是2023年荀学专题化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体现出海外学者对荀学精髓的把握。

　　三、比较与会通：求同视角下荀子思想比较研究

　　求同视角下的荀子思想比较研究，是由董铁柱所提出的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比较研究一直是海外荀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扩大研究的维度，同时与其他议题的研究相接轨。董铁柱指出，近年来荀子思想的海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求同趋势。所谓“求同型比较研究”，既是指比较荀子和某一思想家之间针对某一问题的相同见解，也指荀子和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学）之间的相同关注点。后一层含义能够为诠释荀子思想提供更多的西方视角，提高荀学的海外接受度，促进荀子由“中国”思想家迈入“世界”思想家的进程，故而更为海外学者所关注。

　　韩国学者金智勋（김지훈）《先秦诸子正名论研究》对诸子的正名论进行比较分析，指出荀子和公孙龙、墨子、管子等人的正名说相近，总体上都着眼于语言方面，倾向于关注物与名的关系，其中荀子和管子更为关注社会治理，二人的将正名同政治相关联，以君主为正名的主体。金智勋的研究，是择定正名论这一主题，对荀子和先秦诸子进行比较。这也是求同视角下比较研究的第一个层面。在早期荀学探讨中，这类研究可谓屡见不鲜。学者们所择定的比较研究对象广泛，自先秦诸子至现代新儒家，几乎均有所涉，其中尤以孔、孟、庄、墨等先秦诸子为主；择定的比较主题亦十分丰富，涉及礼法学、道德观、人性论、天人观等多个方面。2023年海外学者在这一层面对荀子的比较研究大致亦不违离于此。比如，日本学者渡边义浩的《王者之兵与兵法的理念化——〈荀子·议兵篇〉与〈淮南子·兵略训〉》，分别将《议兵》和《兵略训》与《孙子兵法》进行比较。《议兵》篇不认同《孙子兵法》的军事理念，强调以礼治兵，推崇王者之兵的优越性，走向理想化；《兵略训》虽然尝试与《孙子兵法》的军事理念相融合，但其思想核心是老子的“道”，将“道”而非“人”作为战争胜利的关键，和《议兵篇》同样不可避免地走向理想化。两者都将自己主张的核心置于军事思想之上，削减了理论的可实践性。韩国学者杨顺子（강순애）在《在真实与自我欺骗之间的礼》中指出，《中庸》与荀子在共同论述“诚”时，并没有停留在“慎独”（自我控制）的阶段，而是以“化”他人为最终目标。曹熙正（조희정）《从“言外之意”解读孟子、荀子的“欲”观》，借鉴路德斌、沈顺福等学者的见解，指出孟荀二人并非绝对对立。孟荀都承认欲望的消极面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消除欲望，但他们也认识到欲望可以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激励个人追求崇高的目标并从事积极的行为，这是孟荀二人对“欲”的“言外之意”。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吉多·克雷斯（Guido Kreis）在《荀子与庄子论音乐：艺术伦理意义的两种建构方式》中分析了中国古代两种（儒家和道家）建构伦理意义的艺术方式。当然，对荀子和先秦诸子进行的比较研究，亦有较前人的出彩之处，稍具风标的地方在于择定的主题比较特殊，例如韩国学者李裕正（이유정）《先秦儒家“神”的教育意义探析》，通过考察孔、孟、荀子三人对“神”的运用，来分析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神”概念，进而发掘“神”教育意义。虽然学者经常将孔孟荀三人作比，但是以“神”的教育意义为探讨主题，确实是现有研究中少有的，显现出对荀子研究的所作的创新之处。韩国学者裴多彬（배다빈）的《诸子百家思想的界限与本质研究——以荀子与韩非子性情论的区别为中心》，指出儒家荀子与法家的韩非子之间具有思想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的转型，而非二人之间的师承关系。战国时期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趋同的一部分，学派间的思想流变是为了追求政治信仰、声援外在的政治诉求。相似性背后隐藏着“趋同”的动力，所以，百家思想的变化趋势是与当时知识分子政治信仰的外部政治需求相一致的。这一“求同比较”的关注视角十分新颖，刻意忽略诸子思想内容这一形式上不同，而去寻觅“趋同”的根源，对于荀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求同视角下比较研究的第二个层面，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对荀子进行比较研究，最常见的方法是将中国思想家同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这样一种研究进路，并非为寻找双方之间的差异性，关键在于尝试忽略双方之间的不同文化背景，去肯定荀子和西方学者之间的相似性。美国学者马丁·乔丹（Martin Jordan B）在《〈荀子〉早期文化演变中对礼义起源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参照达尔文进化理论来重思荀子思想，荀子解决礼义起源问题的进路符合进化理论：礼义是一种能够促进国家治理的“文化技术”，可以世代相传（可遗传的适应度），在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方面，其他的治理手段和方式不如礼义（表型变异），若不遵循礼义制度，必然会走向灭亡（差异适应性）。美国德保罗大学的Xing Lu在《儒家与亚里士多德关于“Ethos”“Pathos”和“Logos”概念的比较》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Ethos）、情感（Pathos）和逻各斯（Logos）等概念与儒学存在贯通。孔子的“仁”与“Ethos”伦理观相似；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与“Pathos”情感理论相似；荀子的理性论证方法与逻各斯类似。这种相似性体现了跨文化的共同人类关切和愿望，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由各自所处的生活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所导致。韩国学者裴基浩（배기호）的《探索美好富强国家的可行性——以荀子和亚当·斯密的哲学为中心》，旨在以荀子和亚当·斯密的哲学为重点，探讨实现一个美好富裕国家的可能性。二人都认为，要建设一个美好富强的国家，就必须以礼节制个人的欲望，避免过度的利己。在社会层面上，通过劳动分工进行协作对于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国家需要建立法律和制度，使民众能够稳定、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

　　同时，要在税收、教育和福利方面惠及民众。类似的研究，还有金周英（김주영）的《重读〈荀子·性恶〉》，通过思考亚里士多德的Physis（自然）与Nomos（习俗/法）的关系来重新审视荀子的性与伪的关系。荀子的性，有与生俱来的恶倾向，也包括人类特有的辨别能力，能够在礼的引导下实现化性起伪，奠定道德社会基础。在荀子那里，Physis与Nomos处于合作关系。

　　求同视角下比较研究的第三个层面，则不再局限于哲学的范畴，而是从海外流行的热门话题出发，来更多地发掘荀子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共同点。韩国学者朱东镇（주동진）和严真城（엄진성）的《从荀子和韩非子的哲学来看职业选手体育道德的体用论》，研究职业运动员体育精神研究，利用体用论来阐释职业球员所应该追求的态度或心态，帮助运动员消解欲望，实现自我控制。学者将荀子的化性起伪和韩非子的习常论同体育精神理论相比较，从而将荀子视为一位“运动员”，意味着荀子更进一步地走向了海外大众。

　　总体而言，海外学者在求同视角下对荀子思想所作的比较研究，三个层面各有特色，求同的对象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尽管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反映了海外对荀学的认同度和接受度的提高，是荀子研究迈入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能够给学界提供借鉴，可以从更多、更广泛、更新颖的视角来解读荀子思想。

　　从整体来看，2023年海外学者的探讨，理论基础扎实、成果翔实精彩、结论亦多恰当，能够为荀学研究提供独特的借鉴和补充，为进一步拓展荀子研究创造了条件。丰富的荀学研究和传播，正是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说明。荀子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被世界接受的，所以，全球化语境中的荀子思想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和作用是我们应当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从2023年的海外荀学研究来看，将荀子置于全球哲学的平台上来加以建设的趋势已然成型，海外学者注重利用《荀子》等儒家典籍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并且致力于促进中西之间的贯通和融汇，使荀学研究的话题更加具有现代性和全球性。基于全球化语境来重思荀子思想的各个主张，既是未来荀学的前进方向，也是发展的必然进程。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