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正值“科玄论战”一百周年，这场声势浩大的论战所产出的深刻思想洞见，至今仍为学术界所重视，值得被深入研究和思考。“科玄论战”的实质，是围绕“科学”“哲学”乃至“玄学”等理论，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对于个体“人生观”的性质、其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及在实践层面的作用等核心问题展开的深入讨论。

　　“科玄论战”爆发之际，正值国际与国内社会经历剧烈动荡，处于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国际上，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科技发展不仅能够推动生产力的飞速提升，同时也可能引发战争与死亡。战后的惨状与生灵涂炭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科学的负面影响。国内方面，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尊孔复古之风再度兴起，对人们心中萌芽的民主共和理念造成了冲击。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渗透至各个领域，包括思想文化界。为了摆脱迷茫与苦难，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接受西方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而“科玄论战”则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支持与反对的激烈争论。在反对阵营中，有如林纾这样的旧文学捍卫者，他们坚定地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成为复古逆流的主要代表。另一方面，张君劢等人的观点，站在历史、思想、文化及个人成长的交汇点上，形成了一种与“赛先生”理念迥异的人生观，一经提出即在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丁文江等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派”的旗帜，与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23年至1924年间，邓中夏、瞿秋白、陈独秀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也加入了这场论战，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此时，论战已演变为“玄学”“科学”“唯物史观”三者之间的激烈辩论。百年之后，“科玄论战”的相关议题与思想，经过历史的沉淀与发酵，依然值得学术界的关注与学者的深入思考。近年来，随着对这场大论战的思考不断深化，研究方法、视角、观点不断拓展，加之多学科的深入交融，正值百年纪念之际的2023年，对“科玄论战”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观点与视角新突破

　　关于“科玄论战”的思想认识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近年来，学术界致力于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这一时期的思想，旨在打破传统束缚，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这一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新观点对“科玄论战”进行重新解构；二是采用新视角对“科玄论战”重新审视。

　　（一）对于“科玄论战”思考产生的新观点

　　张宝明《在不确定的时代寻找心灵的确定性——“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百年回眸》

　　（《中华读书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从关键历史背景切入，指出“科玄论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欧洲考察团目睹了战后的废墟，从而引发了对单纯追求科学而忽视心灵安顿问题的深刻反思。科学派、选学派、唯物史观派三者之间的争论不休，尽管观点不同，但他们都共同坚守着对对手的尊重和对知识的敬畏，并且坚持以理性为核心，不断追求知识、技艺与科学的发展，而这些追求的前提则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界的无知、渺小与脆弱的深刻认识之上。进而引出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成为他们立论的根本出发点。

　　冯超、王骏在《“科玄论战”：百年再反思》一文，借助康德关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理论框架，阐释了“科玄论战”的核心议题。他们指出，在现象世界范畴内，科学占据主导地位，而形而上学的问题则不在其探讨范围之内；而在本体世界层面，科学则无法超越形而上学（即玄学）的领域。进入20世纪后，中国受到特定历史因素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试图在“科学启蒙”中寻找出“救亡图存”的路径。科学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基石，这一理念的形成加速了思想领域对西方现代性塑造的接受，实现了形式上的启蒙，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领域尚未完成。

　　（二）对待“科玄论战”思考的新视角

　　在“‘科玄论战’百年祭”的讲座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指出，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所描述的两种文化冲突的典型事件之一，即为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科玄论战”。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期的西方也发生了霍尔丹与罗素之间的论战。东西方的这两场论战因罗素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来华而产生了联系。刘钝教授还提到了罗家伦，他虽然在当前对“科玄论战”的研究涉猎有限，但在当时，罗家伦在哥伦比亚大学撰写了《科学与玄学》，对国内的“科玄论战”进行了全面审视和公正评价。他追溯了科学的历史和科学定律的应用，并探讨了西方哲学背景下的“玄学”。最终，他将“科学”与“玄学”相结合，阐述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升华了对科玄论战的理解和认识。

　　二、跨领域研究增多

　　随着对“科玄论战”时期思想内容的深入探究，我们不断发现新的内涵与研究方向。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学科研究的日益增多，不仅深化了对“科玄论战”思想的理解，而且对多个学科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科玄论战”与技术治理理论

　　如刘永谋与伍铭伟《“科玄论战”与技术治理的理论构建》提出，一个世纪前的“科玄论战”为在中国特定语境下构建新的技术治理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面对科学派、玄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三者至今鼎立的现状，应首先采取玄学派的批判性视角审视技术治理的不足之处，继而应采纳科学派的视角来确定技术治理的发展方向，最终应依据唯物史观派的视角来确立技术治理的具体实践方式。将这三方面综合考量，有助于我们达成有限技术治理的目标，即实现人与技术在治理情境中的和谐共融。这种和谐共融的终极目标在于服务人民，并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二）“科玄论战”与伦理思想

　　王泽应《“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伦理学意义》深刻地阐述了该论战对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及伦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从伦理思想演进的高度进行审视，认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不仅在科学价值与道德价值进行论证基础上对科学万能论及道德万能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与有力批判。还基于新时代中华伦理文明建设所面临的迫切内在需求与现实严峻需要，要求我们务必秉持理性与辩证的严谨态度，积极思考、科学汲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蕴含的丰富伦理思想。这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现代化伦理文明体系的坚实基础，更是进一步塑造能够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提供坚实动力支撑与价值导向的“国魂”与“民魂”。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发展

　　胡珉琦在《让“玄学”为科学家开脑洞》（《中国科学报》2023年6月30日，第4版）的报道中，以百年前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爆发的、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为背景，探讨了“科学”与“玄学”之间的系列问题。报道中指出，尽管国内科学界与哲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甚至误解，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的起源与形而上学和传统工匠技艺的结合密不可分。从科学发展的视角来看，“玄学”不仅能够为最根本性的问题提供解答和论证，还能在科学探索过程中提供概念工具和思想启发。基于这些观点，进一步阐述了“科学”与“玄学”之间应加强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以共同应对和解答当代科学中形而上学的问题。

　　（四）“科玄论战”与科幻电影

　　张栋《科学、玄学或走向融合：科幻电影中的“科玄论战”》将“科玄论战”的思想内涵引申至当下对科幻电影立意与理解之中。认为科幻电影的本质在于科学体系与玄学理念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构筑了科幻电影中的主要电影情节，更深层次的是影响了电影创作者对于时间空间的理解与呈现。这也使得科幻电影不仅仅停留在炫目视觉的效果表达，而已触及对于人类文明、思想的深层次理解，并试图从科幻电影角度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建设思路。

　　三、研究主题的开拓

　　“科玄论战”最初是围绕“科学”与“玄学”（即人生观）的辩论，随着思想领域的深入探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交融，研究的焦点已不再仅限于“科学”与“玄学”，而是扩展到了包括“中西文明”“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价值”在内的更广泛主题。

　　（一）“科玄论战”与中西文明

　　冯超与王骏《“科玄论战”：百年再反思》通过讨论“中西文明”来阐述科学与中西文明的关系，文中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态度已展现出不同的立场和倾向。“科学派”与“玄学派”围绕“科学万能论”的辩论与探索，反映出中西文明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交汇与冲突展现科学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社会的逐渐兴起。万兆元《落日余晖——科玄论战中的康有为》通过对康有为在科玄论战期间所发表言论的深入分析，探讨了梁启超关于科学与欧战的思考并基于特殊历史情况提出的救国方案。主张中国应采纳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强化国家实力，同时强调必须抵制西方宗教信仰，以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康有为的这一观点不仅预示着后来关于科学与人文、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的争论，更为深层次讨论的和揭示的是中西文明交流与融合的丰富内涵。

　　王泽应《“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伦理学意义》阐明了“玄学派”犀利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伦理文明存在的弊端，认为人类最终会从崇尚科学转向崇尚道德，由崇尚物质转向崇尚心灵，未来目光将从西方转向东方和中国文明，冀望通过复兴中国文明来建构人类的未来文明，这一点也决定了儒家伦理道德及人生哲学将会在现代文化发生转变时发挥重要作用。而“科学派”予以尖锐回击，认为只有走科学民主和“全盘西化”的道路才能拯救中国，并一如既往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两派之间争论的内在逻辑仍旧是对于中西文明碰撞引发的伦理思考和争执。

　　（二）“科玄论战”与马克思主义

　　王文斌与陈宗照《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新论》深入剖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百年前论战的历史背景、动因及过程。他们通过积极投身论战，大力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科学的人生观。此举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影响力，还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现代化发展。这对于深入理解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思想起源，以及深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王泽应《“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伦理学意义》从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立足于唯物史观，以早期马克思主义坚定拥护者的立场，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体系进行了批判，并倡导构建一种无产阶级的新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科学派”及科学主义（即过分依赖科学解释所有问题）与“玄学派”及人本主义（即强调人的主观性和人文价值）各自的优劣。他们主张在中国应当重视科学，但同时需警惕科学的误用和盲目崇拜，以避免科学迷信和技术崇拜的产生。他们提倡将科学的理性精神与对人的尊重相融合，促进科技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从而构建一个均衡的新伦理体系。

　　（三）“科玄论战”与当代价值

　　刘睿与邹浩《科玄论战的编史学考察及当代启示》详尽地向公众阐释了科玄论战对现代的三重启示。首先，他们主张以正确的历史视角审视论战，辩证地分析各方观点及其历史价值，强调应从宏观、长期、跨学科的视角来审视科玄论战，深入理解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它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启示。其次，提倡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强调在构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科学精神的培养，还应重视人文关怀，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同步发展与提升。最后，强调保持学术与政治的和谐发展，警惕学术泛政治化和政治学术化的倾向，同时正视科技与人文发展不平衡的现代性挑战，倡导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辩证地看待科技与人文的社会功能。

　　李萍与张琼《“人生观论战”的历史场域与当代价值》通过同时性与历史性、认知与实践、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话，深入探讨了百年前的思想大辩论。并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百年的艰苦探索所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形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姜佑福《“科玄论战”与人生观问题的百年寻思》立足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时代背景和语境，对百年前的“科玄论战”进行了学术评述。文章认为，就当前境遇“玄学派”与“科学派”均有可取之处，也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如“玄学派”的张君劢有远见卓识，但对于中西文明间的差异的处理过于简单化；“科学派”的丁文江则坚决捍卫科学的尊严，但陷入了思想狭隘的盲区。就目前而言，科技取得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这场论战揭示的人生观问题远未终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和光明前景。文章强调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承担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彻底解决人生观问题。

　　刘钝在“‘科玄论战’百年祭”的讲座中，追溯了百年论战后，结合当前世界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各类问题，如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民族冲突问题、宗教问题等，以及波谲云诡的政治气候、经济博弈、文化侵袭。即便是伟大如罗素这般的思想家的理想仍旧无法实现，但又不得不承认，百年前的那场伟大的论战其中蕴含的思想，包括思考问题的方式，仍在不断激励着当代人在面对当今社会实际问题时，主动思考、积极探究，包括人类社会是否在一直进步？这种进步是否有标准？哪种制度对于科学共同体的治理最优？这一类问题都是当代从“科玄论战”中汲取思考的问题。

　　总体来说，近年来关于“科玄论战”的研究异常丰富，特别是在其百年纪念之际，几个显著的趋势尤为突出。首先，新观点和新视角的不断涌现，极大地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维度。其次，跨学科的研究逐渐增多，涉及技术理论、伦理思想、科学发展乃至影视作品等多个领域，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为“科玄论战”的相关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研究主题的拓展使得原本局限于“科学”与“玄学”的讨论扩展到更广阔的方面，例如“中西文明”“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等。这些主题的融入无疑是为深化“科玄论战”的内涵提供新的动力。

　　（作者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