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有关张岱年的学术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对张岱年的气学、天人合一思想、哲学研究范式和方法以及《中国哲学大纲》的探讨。

　　刘雨、柴文华《略论张岱年先生对“气学”的梳理和转化》认为，张岱年在其兄张申府先生学术的影响下，明确将宋明哲学划分为“理”“心”“气”三系。他通过梳理古代唯物主义，将“气学”分为“自然论”“唯有论”“唯气论”三大主要形态，并肯定了“气学”的重要地位；以传统“气学”为基，将唯物论哲学与传统“气学”相结合，为其赋予现代含义，力图开辟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化的另一条路向。

　　翟奎凤《张岱年论张载神化思想与相关争鸣评析》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张岱年反复阐扬张载的气一元论唯物思想，认为神从属于气，是气的一种微妙变化。张岱年也指出张载思想中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都还有唯心论残余。与张岱年不同，吕世骧、邓冰夷、陈玉森、高羽、周清泉认为张载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张载思想体系中，神是第一位和根本性存在。无论是以张载思想为唯物还是唯心，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张载思想的某些特征。张载思想中的“神”既非形下之物，也非宗教之神或主体之心，同时神也贯通在“物”与“心”之中；神是“一”，又内含着“二”的矛盾性，是变化的动力因。

　　迟成勇《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评析》指出，张岱年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过程中，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评价总是用“粗陋形式”“非常粗浅”“牵强附会”“穿凿附会”等概念来表达；他认为，董仲舒思想总体上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也不可忽视其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的合理因素。与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性评价不同，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做出了中肯性评价。

　　杜运辉《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董仲舒研究——以张岱年、侯外庐、冯契为中心的考察》认为，当代中国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文化制度，又要批判性地融通、转化中外思想资源与现当代思想贡献，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在实践辩证法指导下总结董仲舒建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的历史经验，在社会史基础上进行“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的理论探讨，是深化儒学和董仲舒思想研究的重要方向。

　　徐英瑾《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家关于文化多元主义与辩证法的论争——以金岳霖、张东荪与张岱年逻辑哲学为切入点》指出，与今日中国哲学界的风气不同，当时中国一流的哲学家特别是金岳霖与张岱年，在面对张东荪提出的“逻辑多元论”时，都愿意为数理逻辑的基础地位提出全面辩护，并且认为数理逻辑的使用既不影响哲学构建的民族特色，也不影响辩证法继续在方法论上起效。

　　张经纬《张申府、张岱年对罗素实在主义事实观的转进》指出，张申府和张岱年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活泼泼的事实观，在各自层面沟通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融合。活泼泼的事实观，既兼容罗素实在主义事实观所具有的光秃秃的事实观的科学主义命题化特点，又包含事实发展的可能和事实认知主体所关涉的价值意蕴。陆建华在《“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指出，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所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

　　“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李锡明《文化与哲学的整合——论张岱年先生早期的哲学文化观》通过“综合创造的哲学观”，“从哲学上的综合创造到文化上创造的综合”两部分指出了张岱年的整合创新论是文化与哲学的有机碰撞与融合。在文化思想方面，张岱年力主以新唯物论为根基，综合应用唯心论对科学发展的作用，借鉴解析学派的思想方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综合，并以此为思想依据，从而创立了新发展的“整体创新”的新文化观。

　　柴文华、王春辉《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贡献及特征》指出，《中国哲学大纲》的特色在于运用了“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得不然”的，但《中国哲学大纲》的内容、语言等则是中国的，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本土特色；《中国哲学大纲》虽然也阐释了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致知论，但核心是人生论，包括人性论、天人关系论等，为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参考。

　　朱义禄《论〈中国哲学大纲〉三个序言》认为，张岱年先生的《自序》充满着创新的自信，《新序》成了一份名副其实的“检查书”，《再版序言》体现了趋时而更新的特征。三个序言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风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全方位的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