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1903—1982），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之代表人物，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上不可忽略之重要人物。回顾2023年对现代新儒家徐复观的研究，总体而言呈现多元化、多角度的趋势，成果颇丰。本文围绕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是：艺术精神研究、心性论研究、哲学范氏研究。这三个方面固然不能囊括徐复观研究的全部，但反映出学术界在徐复观研究上的热点话题。

　　一、艺术精神研究

　　《中国艺术精神》是徐复观继《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之后的又一部重要专著，是在20世纪启蒙与救亡、传统与现代、解构与重构的文化碰撞中产生的，它不仅集中体现了徐复观关于儒家艺术精神的论述，也包含了他对时代危机的深刻反省。李慧涵《二十世纪民族艺术精神的探索——评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再三罹难，激起徐复观要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和独特气派挖掘出来的决心。通过追溯文化传统，从中开掘出传统文化内在的精神生命力，以解决现代文化的困境。具体来说，就是要把现代的人文危机纳入中国传统的“仁”“善”“静”中去医治，通过艺术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以人具体生命的“心、性”来挖掘艺术价值之根源，进而为现代化的病患开出一剂药方。付金柱《徐复观如何发掘中国艺术精神——“经典与美的界限”之一》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一书的完成有两个原因，近因乃徐复观偶然的自由阅读机缘而引发了学术兴趣，由兴趣而产生了深入追索的需要，进而成为做此一命题的内在思想驱动。远因则是，徐复观认为，“亡国族者常先亡其文化”，“欲救中国必先救学术”，人文精神，正是西方文化所缺乏的，也正是现代人类所亟须的。刘建平《从人性论到“心性美学”——理解徐复观思想的两个维度》指出，《中国艺术精神》中“心性美学”体系的建构都贯穿着徐复观对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思考。

　　二、心性论研究

　　心性论是徐复观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徐复观所讲的“心”如何体认，一直是学界探讨的话题。宋立林《“心的文化”与“形而中学”——徐复观之“心”诠平议》》指出，徐复观将中国文化特性定义为“心的文化”，并认为“心的文化”乃是一种“形而中学”，其对“心的文化”与“形而中学”之独特诠释路径，于新儒家群体中独树一帜。徐复观高扬“心学”，又为心学开生面。其强烈的现实取向，使其诠释非虚无缥缈形而上的玄思，而是与现实社会共呼吸的生命哲学。

　　三、哲学范式研究

　　在哲学研究范式上，楼庭坚《徐复观之眼观胡适：潜而未发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将徐复观与胡适作了对比，认为徐复观既质疑了胡适承自乾嘉考据学的“科学方法”，给出一套考证与疏释结合、提要钩玄思想家的中心结构的思想史方法，又对胡适以西方现代启蒙理念评判传统的“科学态度”作了细致反思，力图从中国本位出发，发掘本国文化的价值。徐复观对胡适“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的省察，可为今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此外，周浩翔《徐复观论〈孝经〉与孝道》一文指出，关于《孝经》第一章，徐复观着重批评了其中“中于事君”的观念，认为其混同了事亲与事君，从而造成了对孝道思想的歪曲。先秦儒家如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把事亲与事君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但后来，这种界限慢慢混同起来，即把对一般人的“忠”变成事君的专有名词，再进而把“忠”与“孝”混同起来，这便使臣道成为奴才道德。但先秦儒家的原本孝道不但没有贬损人格尊严，恰恰重视人格尊严；孝道和以孝慈为中心的家庭不但没有维护专制政治，而且建基在其上的家庭可促成进一层的个体与群体间的和谐。王珏《论徐复观“气韵生动”释义中对主体的发现——兼谈中国传统画论的两条现代阐释路径》一文通过对“气韵生动”一词的考察，呈现徐复观不仅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范畴“气”，从传统论述中的客观宇宙生成论与主体精神修养论移用至文学创作领域，呈现出生动的“气韵”之貌。曾肖《气韵范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维阐释——以宗白华、邓以蛰、钱钟书、徐复观为例》一文考察了气韵和生动、气韵和形似的关系问题。他格外推举人格修养的功夫，重视人格的修养和精神的解放，强调徐复观气韵的根本意义是“传神之神”，气韵生动就是“神”的观念的具体化、精密化。

　　（作者单位：山东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