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艺论”

　　2023年关于马一浮的研究仍以“六艺论”为研究重点，马一浮的“六艺论”包括“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六艺摄归一心”“六艺相互该摄”三个主要方面。统观2023年关于马一浮“六艺论”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角度：

　　1.“六艺论”与印学。在马一浮存印作品及印学著作中也反映出了其六艺思想。朱烁《马一浮“六艺论”及其印学思想初探》一文中主要介绍了三个方面：马一浮与“六艺论”、马一浮的印学思想、马一浮印学思想的渊源，并通过图片分析介绍了马一浮的篆刻作品及经典印品的对比情况。马一浮将六艺论思想延伸至印学思想中，抓住了印学的思想精神内核，构建了金石观念，达到了更高、更深层次的艺术儒学境界。

　　2.“六艺论”与《论语》。裴东升《“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认为，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从“性—道—教”教化结构的“六艺”与《论语》、“六艺之教”与《论语》“大义”、马一浮《论语》诠释与儒学的现代展开三个方面来诠释马一浮思想中的教化观念，通过《论语》对六经的分疏，也能对文化经典有更深刻的领悟，从而明晰六艺之旨，把六艺之义理精神融入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信仰之中。

　　3.“六艺论”与《诗》。许柳泓《诗词一体，仁心一贯——论马一浮词的艺术特色》认为，马一浮词虽为数不多却也别具一格，从艺术技巧上看呈现出趋近诗体的倾向。马一浮偏爱使用与律绝诗体相近的小令词调，也喜用禅语入词，不喜修饰，其词之语辞古奥朴拙。用典丰赡是马一浮词的又一艺术特色，或化用前人成句，或引儒释道三家经典，尽显其慧中之才。其词是其诗创作的延续，诗词一体，只为复归仁性，展现仁心。马一浮在“《诗》教主仁”的理念下，创作诗词四千余首，“仁”作为“一心之全德”，可以通过诗词来传达其诗词一体的理念，最终达到明本性、见仁心。胡书晟、郝润华《评杜·拟杜·书杜——论马一浮对杜甫的接受》认为，清末至1949年这一时期，由于时局动荡，文人们对杜诗的接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评杜、拟杜、书杜之风蔚为大观，马一浮即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马一浮在品评杜诗的同时，在创作中大量模拟杜诗的语言修辞，继承杜甫爱国精神及“诗史”传统，并在书法作品中以杜诗为主要书写对象。马一浮对杜诗的接受具有全面性、批判性的特征，探讨马一浮对杜诗的接受，不仅能进一步把握马一浮的诗歌创作与理论，而且还能引导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近代以来杜诗学的发展与嬗变。

　　4.“六艺论”与书法。刘超《六艺圆融：“一代儒宗”马一浮的书法哲学》提出：“马一浮先生‘明统类、始条理’的学术理念和六艺论理论体系下通而不局的哲学思维，把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循文字发展的规律，注重文字学与书法字体的演变、流传关系，把书学重新回归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以触类旁通、一以贯之的学问理路化解学科分科的壁垒，以此能够构建一个新文科体系下文史哲互通互现的新书学。”马一浮的“六艺统摄观”之所以要“明统类”是因为义理无穷无尽，其中含义也非常广博，要想弄清其中的道理，必须要有所抉择，寻求入口，所以才提出一个“统类”来，这无论对于书法哲学研究还是对于义理研究而言，都是为了抓住根本跟本质，更好地领悟圣人之理。同时其《马一浮六艺论体系下的书法思想及其意义》认为，马一浮是20世纪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被时人尊为“一代儒宗”和“书法泰斗”，其书法理论与实践是其六艺论学问体系的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从六艺统摄到五体兼修的书法思想，即运用其专精广博的六艺论在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中遵循“统”“通”的哲学思维，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统摄关系引申到书法的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之中。马一浮的六艺统摄理论在书法上的应用可以称得上“五体兼修”，在互融互摄中构建了一套书法体系，即《诗》之书法、《书》之书法、《礼》之书法、《乐》之书法、《易》之书法，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心物合一的内圣之路。叶子衿《马一浮〈兰亭序〉题跋所表现的书学观》认为，作为近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在精通书法的同时，于古代哲学、文学等无不造诣精深。马一浮精通儒、佛、道，所以他对《兰亭序》的鉴赏观不局限于书法的角度，而是参以儒、佛、道三家的眼光。对书学有着独特的阐发和新颖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兰亭学”，值得研究和重视。论文从文化学、金石学和艺术美学的角度探究马一浮的书学观，从另一个维度窥视马一浮的学术世界。

　　5.六艺论与《洪范》学。洪博升、罗希《理学视域下的民国〈洪范〉学及其淑世关怀——以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为观察中心》认为，民国时期，值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际，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大量征引前代理学家说诠释《尚书·洪范》以发挥其政治思想，分别以礼范、公心、性理诠释皇极，辅以其他八畴所引理学思想，知三家实为“理学集解”式的《洪范》政治学。另从现实背景观之，知三家以理学诠释《洪范》各有其淑世关怀，即在同一个民国脉络下，张氏站在清遗民立场言治世当立于礼重人伦；唐氏目睹共和制之弊，呼吁为政当保公心；马氏身处日军侵华之时，故特言贵德复性，由此理解民国学人借理学经世的一股声音。

　　二、马一浮学术活动与日常生活

　　田丽娇《马一浮乐山史事钩沉》认为，抗战时期，乐山因其地理优势成为众多政府机构、教育机关、工矿企业的迁移目的地。1939年3月至1946年3月，中国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马一浮在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主讲六艺之道，刊刻儒家典籍。马一浮的办学历程、交往生活，深刻展现了他的儒士精神与民族大义。也反映出他为实现儒家教育理想、繁荣近代四川教育、保留传统文化种子做出的巨大贡献。

　　葛许国《国学大师马一浮与蒋庄》介绍了当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于1950年后住在杭州西湖花港公园内的蒋庄。蒋庄主人蒋国榜是马一浮的学生，他让恩师住在蒋庄安度晚年。1957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当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到杭州，在当年4月的一天，专程到蒋庄拜访马一浮。伏罗希洛夫问马一浮“最近干什么”，马先生说“在读书”。伏罗希洛夫又问“最近研究什么”，马先生又说“在读书”。儒家先祖孔子的《论语》，开篇第一句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马一浮的儒学思想涵盖丰富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是一切学术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学术理论的经典，是中国人立德修身的基础。马一浮提出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六艺统摄于一心”，初闻或有勉强之感，但其所说的“统摄”实质上是性理上的统摄，并非具体事项上的统摄六艺可统摄一切学术，六艺本就自然，六艺之教亦是人类的正常生活，并非所谓的守旧、考古，它是前进的、日新日成的、普遍的、平民的，他说：“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能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这是对儒学的执着，是对人类和平事业的期待，是人格力量的丰沛，更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自信与坚守。

　　（作者单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