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章太炎儒学研究探讨的重点主题是其对先秦子学的阐释研究以及与同时期学者思想比较研究方面。

　　一、章太炎先秦子学阐释研究

　　1.新孔学。崔庆贺在《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的“新孔学”及其政治意义》中谈道，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前后，借鉴中外思想对孔子进行了重新研究与评价。第一，借鉴西方近代科学思想，使孔子的“立人道”融入了科学内容。第二，以佛释孔、以西释孔，使作为常道的“仁”具有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更坚实的学理基础。他结合“以仁为本”与“笔削六经”，确立了孔子——荀子的思想传承脉络，为自己发展改制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提出孔家为中国共主、清帝为“客帝”、地方为“分镇”的观点，设计了颇有特色的政治改革方案。章太炎整合西学、佛学以重释孔子思想与改革政治的思路，是对传统经学的突破与改造，是以佛学、西学为知识资源建构“新孔学”的努力，也是其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李智福在《“断所知障而不尽断烦恼障”章太炎之孔子哲学诠释发隐》中探讨章太炎以佛释孔，章太炎以佛学的大成菩萨定位孔子，以佛学解释孔学，并进一步在“回真向俗”阶段给予孔子一种深度的哲学诠释，这种诠释可一言以蔽之为“断所知障而不尽断烦恼障”。“断所知障”是肯定孔子能参透真如实相这一究竟真实，以阿赖耶识为孔学重建本体，佛学实相、证道法门、证道境界等都出现在太炎对孔子之学的诠释中，形成以佛学教理和佛教哲学叙事方式对孔子之学的深度格义。“不尽断烦恼障”是指孔子上宏下化，不舍离有情世间而为大悲阐提，《论语》多为契合中土众生的世间法。章太炎的孔学诠释既在最高的意义上推崇孔学智慧不亚于佛学，又突出孔学作为世间法的儒学特色，不仅注重孔佛之同，同时观照孔佛之异。

　　2.孟子观。王晓洁《学术与政治：双重视野下的章太炎孟子观》从以佛解孟的角度，分析、比较了章太炎儒家思想中的孟子观、荀子观，集中诠释了佛学视域下的孟子人性论。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如何重整传统文化资源来抵御西学入侵，是有识之士面临的共同问题。尊荀抑孟是章太炎研究先秦子学，彰显自己经世用心时的整体立场。受制于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章太炎认为孟子以道德介入政治的路径过于理想化，无法切中现实之弊，不如荀子的政治治理思想务实、理性而有效验。

　　因此，相比于其他诸子，对孟子的研究是章太炎学术思想中极为薄弱的部分。尽管如此，章太炎还是通过以佛解孟的方式对孟子人性论进行诠释，以外道的“神我”来诠释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鲜明地体现了他在近代学者中比较独特的研究方式与学术特点。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的思想观点亦有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用心，并经常因为二者之间的张力而使得其前后言说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二、章太炎儒学“本源”阐释研究

　　黄燕强《章太炎“原儒”及其儒学与经学之辨》做出了进一步训释。“原儒”是一个古老的思想议题，相对于传统儒者的“即道原儒”方法，章太炎从语文学角度考证“儒”的字源义，及“儒”的原初身份，论证三科之“儒”的演变脉络，据此说明儒学的本源及其与孔子和六经的关系，进而辨析儒学与经学的异同。《原儒》是一篇兼具考据与义理的作品。就考据层而言，它体现了章太炎治学主求是的宗旨；就义理层而言，它透露了章氏对康有为儒教论的反省，及其对传统儒学乃至国学的现代性转型思考。考据方法旨在求真，义理探求意在救俗，《原儒》蕴含“真”与“俗”的双重义谛，从“真俗”的维度来把握此文的主旨，更能凸显其在国族与文化的转型期中，所具有的学术思想史意义。费轩《章太炎与现代中国哲学的“本体”问题》以章太炎对哲学“本体”概念阐释的角度切入，提出这一概念的使用是高度政治性和问题化的：如何在坚持即用以显体的唯识取径和应对摄体以归用的革命现实问题的同时，不使主体的内在紧张感趋于消失，不使主体的道德践履迅速滑脱，从而丧失了批判性？这是章太炎面对的急迫问题。章太炎肯定依他起性，归于阿赖耶识，实际上是以历史建立“本体”，同时挺立起历史中的主体，使之源源不断地产生革命的能动性。如果以章太炎为中心，对现代中国哲学有关“本体”的话语实践进行考察，从熊十力晚期的“体用论”回看章太炎的哲学理路，便可以揭示一条为新心学和新理学叙事所掩盖的现代中国哲学潜流。

　　三、求同与比较研究

　　在章太炎与同时期学者思想的比较研究方面，有吴蕊寒的《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辩——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其中谈到，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辩论。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吴寒《空间与秩序——章太炎、刘师培“南北论”之比较》认为，中国南北文化存在显著差异，北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注重礼教和制度；而南方文化则更加开放，吸收了更多佛教和道教等多元文化元素。他在《方言》中提出“夏楚一体”的观点，认为南北文化的差异在于语音和历史变迁。尽管存在差异，章太炎也看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认为这种融合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南北”是认识中国地理空间的重要理论视角，也成为现代学术转型中备受瞩目的思想碰撞点。章太炎和刘师培在这一问题上的对话，对现代文学地理学、区域语言学等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其异者观之，章太炎力主“夏楚一体”而“宗南”，尝试以“张楚”抉发文明内部生长的新契机；刘师培极言“音分楚夏”而“宗北”，主张“北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自其同者观之，二人区判南北的根本目的都是在其中植入一个理想秩序，从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内重新凝聚起文明根脉。章、刘的共性在与同时期日本学者的对比中更加明晰，二人间的思想共振也为我们今日理解中国与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邓红《章太炎与“日本阳明学”》将章太炎对王学本身和“日本阳明学”所谓“两个阳明学”相比较，不难窥见其王学评判显示出从低到高的倾向，这实际上是两种学说学习、吸收、鉴别、再造的过程。由于他的王学观始终掺杂个人的学术门户之见，古学、经学（《左传》）特别是佛学之类的有色眼镜太多，妨碍了他对王学义理的全面理解，但他的王学修养，在历史背景、方法论、对明治维新与阳明学关系的态度，尤其是对“知行合一”的理解方面，受到“日本阳明学”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年度章太炎儒学思想突出特点是从微观和宏观、整体与个案多角度讨论其儒学思想的学术流变，并将其儒学思想融入近代儒学史、中国儒学史中考察，探讨角度成多元化的趋势，就其儒学思想研究而言，先秦子学研究仍是研究的重点，以佛释孔、以佛解孟的思想研究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同时，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变革，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儒学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路径，有助于推动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他的“求是观化”精神鼓励现代人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促进文化创新与发展。无论是在学术研究、文化自信、道德建设还是国学发展等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作者单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