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学者称之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清之际大儒。学界一般把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和对它的研究称作船山学。囿于闻见，笔者发现2023年船山学研究以学术论文为主，研究专著仅2部，另有2部船山作品的译（注）作。本年度的船山研究以船山哲学为大宗，其次分别包括船山的文学、历史学和思想、政治学、学术史等。现以专题为据，将其中已发表或出版的代表性成果作一综合的概要叙述。

　　一、船山哲学研究

　　船山哲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关注和研究的重镇之一。2023年，有关船山哲学研究的论文数量占全部船山学研究论文数量的一半以上，研究的面向集中于船山哲学的文本与论题。

　　陈明《王船山对理学“气质之性”说的检讨与重释》围绕《读四书大全说·论语》《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张子正蒙注》三个文本，对船山有关“气质之性”于不同文本诠释脉络下论说之同异做出了考察。认为在这三个文本中，船山具体论说于表面上看似有所分歧，但其主旨方向，仍可见出相通之义。大体说来，船山针对程朱将人之不善归于先天“气禀”或“气质”的观点，提出了一种兼具普遍共通性、特殊个体性以及动态发展特征的人性论。秦晋楠《再论王夫之“诚意”功夫的特色及其与朱子和阳明的异同——以〈读四书大全说〉以中心》认为，王夫之对诚意的解说与朱熹、王阳明都有所不同。王夫之的理解有三个特点。其一，诚意不是单纯后设式地在念头上打转的功夫，而是让善心、正心主动、自然发动的积极功夫。其二，诚意的关键不在于围绕已经产生的意念，尤其不是单纯落实好恶或快足。相反，心之正、理之善才是诚。其三，致知与诚意、知与行是可以相对区分开的两种工夫，二者在不同情形下互有先后。许家星《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庸〉解的评议为中心》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对宋代理学家饶鲁的《学》《庸》之评这一具体个案讨论入手，揭示了王夫之对朱子后学的认识及其意义。王夫之的评析，围绕“道”的论述展开，在忠信与道、诚与道、知与道、人道与天道、鬼神与道、敬与戒惧、慎独之修道工夫等论题上发表了独特看法。这既彰显了双峰的思想特色，也表明了王夫之的四书学，实融于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的庞大学术话语中，具有浓重的道学底色。周广发《从“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论本体之知》考察了王夫之的言道关系，认为激于时变与学风，王夫之对语言之功用、经验世界和历史文化予以更多重视，一反中晚明以来重心悟和谈玄论道的学术风气，强化了经（文）以载道、以言明道的传统观念。李长泰《船山公正思想天道依据的三层逻辑解析》探讨了王夫之伦理道德观之一的公正思想的理论根据。公正思想源于天、地、人三道。天道公正依据促成了公正思想的建构，又主要从乾道公正、天理公正和天地公正三个方面展开。刘龙《王船山〈大学〉诠释中的“诚正相因”论探析》认为，王夫之诠释《大学》时提出了“本末相因”思想。这突破了朱子、阳明等学者《大学》诠释的义理藩篱，体现出船山《大学》诠释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诚正相因”论集中展现了船山心性本体论心性工夫论的特质。诚意与正心的相因关系，即是互相为用，互相为功，互相为效的关系，这种关系即是“诚正相因”的具体内涵。以文质论为视域，常达《文质论视域下的大同与小康——以王夫之为中心》探讨了王夫之文本中的大同与小康。王夫之在宋儒的基础上，将大同与小康分作历史状态与政治法度两种层面，二者性质各异，又互不相妨。作为历史状态的大同与小康是由野入文的过程，是制度文明发展程度由低到高的过程，即今胜于古。作为政治法度的大同与小康相为表里。大同作为“里”，奠定了礼的精神内核，小康作为“表”，兼具“礼文”与“礼意”。在大同与小康关系的基础上，船山进而构思了新的政治理想，即《礼运》所提大顺。大顺合大同与小康为一，并以“仁”为运转枢纽。吴根友、孙邦金《尊经抑子，经子兼综——王船山的经子关系探论》主张，王船山试图通过重构经子关系的具体环节，以之作为实现华夏文明别开生面的有机环节。一方面，他坚持儒家的“经学基础主义”，对以“正统”雄居的朱子学的经学体系，进行了规模庞大的重新诠释；另一方面，他又在老庄、浮屠和申韩等“异端”子学的研究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开创了近世子学先河之一支。冯琳《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渊源》追溯了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渊源。王船山的实践观，既赓续了先秦时期即身显道特质，也继承了湖湘学派“学贵力行”“致知力行互相发”的传统。王船山实践观的核心概念是“知”与“行”。以此为继承，他形成了崇实重行的实践观。宋志明《王夫之与工具理性转向》将工具理性视为王夫之思想的鲜明特色。王夫之在世界观视域、认识论视域、人性论视域均实现了转向，把宋明理学在这三个视域的穷理尽性、“知先行后”和“存理灭欲”的价值理性分别转向了经世致用、重行和理欲和合的工具理性。

　　船山历史哲学是船山哲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刘元青《试析王船山“因人以成天”的历史哲学》论析了王船山“因人以成天”的历史哲学。在船山那里，言道必以人为归，天道必因乎人。“因人以成天”之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天子之位”的圣人，如尧舜；二是非圣人之时君，如汉武帝；简柔、仁义与公正，措之于治就是“成天”的三个内容。王船山借“位”以实现外王的理想，是切于历史现实的考量，体现明末思想家经世致用的思想特征。“成天”是王船山历史哲学的最终旨归，相对于内圣，船山更重经世致用。程志华《船山历史哲学之一斑——对王船山〈搔首问〉的解读》则以王船山《搔首问》为中心论船山的历史哲学，认为《搔首问》是船山对崇祯一朝的政治忧思，故是其历史哲学之一斑，不能反映全貌，且理论系统性不强；所问为“人问”而非“天问”；所论为“治道”而非“政道”，是以君主专制政治为前提对治理天下之道的思考。该书凸显了船山治学的“用世”宗旨。

　　二、船山文学研究

　　自船山文学研究被纳入学术视野后，船山诗学一直是其中的热门研究对象。2023年的船山诗学研究也不例外。徐楠《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的论说矛盾》重点论析了王船山诗歌批评的学理疏失。其一，批评原则、批评方法与批评对象的性质、特征不尽匹配；其二，批评观点的表达存在逻辑破绽。它们导致船山诗评的矛盾之处有三：重道轻艺、典范风格优先、文本外标准的介入。其原因则与船山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张伟《船山诗学“情”范畴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从范畴层面研究王船山诗学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细致辨析王船山之“情”与“志”“欲”“意”“理”“势”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王船山诗学对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启示。此外，论者还从船山诗歌创作和诗歌选评的角度讨论船山诗学的特点与价值。王夫之全篇模拟了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在阮籍诗歌接受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龚悦、张喜贵《出入于〈咏怀〉——王夫之拟阮诗探究》认为，王船山拟阮的特点有三：化用诗句，效仿章法；效仿深远蕴藉和寓婉于直的抒情风格、效仿起兴的景物事理，自写怀抱。阮诗符合王夫之的诗学观念和王夫之欣赏阮籍的胸怀气度等是王夫之拟阮的原因。吴戬《试论王夫之〈唐诗评选〉的选评特征与教育价值》总结了王夫之《唐诗评选》的选评特征与教育价值。

　　从船山文学研究层面而言，2023年度严格意义上的船山研究专著仅有1部，即石朝辉所著《二十世纪王船山文学思想研究史》。该书重点研究了王船山的文学思想，梳理了20世纪以来对王船山文学思想的研究现状，即以时间为线索，从文学、诗学、美学等角度对20世纪的船山文学思想研究作一个全面的介绍，总结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同时也发现其中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促进“船山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三、船山史学研究

　　船山史学属于船山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部门。2023年，这方面的论文有两篇颇具新意。刘骏勃《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站在比较史学的高度，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讨论了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作者声称，将其译为《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是不合适的，因为Universal History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后者的核心在“通古今之变”，具有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两个层面。王夫之的史学著作（《读通鉴论》《宋论》）虽属史论体，但展现了通史精神，比如重视古今之变、对变与常之间关系的认识。而鲍修哀此作记叙的是一些神学事件和分散的帝国兴衰，尚没有达到“古今之变”的层次，故没有体现中国史学传统的通史精神。鲁犇《多元话语与人物书写——清代〈衡阳县志〉中王夫之形象变化研究》试图通过探讨清代不同时期的衡阳县志中关于王夫之人物事迹的记载，考察人物书写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影响。雍正《衡阳县志》的编修始于雍正八年（1730），由王夫之子王敔和乡绅宋蓟龄编撰，其中人物书写由宋蓟龄负责，但此次编撰因未孚地方公众舆论遭遇毁版；雍正十二年（1734），士绅徐玑等人续修，即现今所存的雍正版《衡阳县志》。乾隆《衡阳县志》王夫之记载基本沿袭自雍正《衡阳县志》，字句略有增改。嘉庆《衡阳县志》“人物”部分对王夫之的叙述基本是雍正《衡阳县志》中王夫之记载的复刻，但传记末尾附有“余详艺文志”的提示。嘉庆《衡阳县志》新增“典籍”目类，列入王夫之书目33种，为所录衡阳地方名人第一，其中尚有朝廷禁毁的王夫之作品。新一轮《衡阳县志》始修于同治八年（1869），于同治十三年（1874）刊刻，共十一卷，由湘军名将彭玉麟领衔，罗庆芗等人搜集资料，最终由王闿运完成全文。新文本的接受意味着王夫之新形象建构的完成，同治《衡阳县志》塑造的“楚之大儒”与“一代儒宗”形象为此后的湖南地方志所继承，代表着地方公共历史层面建构王夫之的新成就。

　　在思想史背景下掘发和阐释王船山思想体系中的概念与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路子。高阳《裕情——王夫之〈诗广传〉中的修养处世论》与孙雪晴《王夫之〈诗广传〉“馀裕”思想及其价值》都在王船山《诗广传》中发现了“裕”的多层次意义，但他们切入的视角有所不同。高阳从“裕情”出发，认为《诗经》的意义不仅在于诗歌背后的美刺意蕴与诗学理论，还在于其蕴含的修养处世思想。在《诗广传》中，王夫之通过诗情的审美实践寻求道德修养的诠释进路，将人之修养处世的关键锁定于情的对治，提出了修养从容、处世余裕的“裕情”修养处世论。孙雪晴声言，王夫之《诗广传》中的“馀裕”思想是其理论创新。该思想主张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应达到宽裕从容的状态，具体包含裕情养性、裕德修身、裕民治国三个层次。“馀裕”思想是对先秦儒家“馀裕”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救治明末竞躁戾气与遗民心态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吴晋先《王夫之正统论与遗民生命意义的建构》指出，王夫之通过构建正统兴废与遗民存道之间的关联，为遗民找到了历史中的定位，为遗民的生存赋予了一个可期待的未来。清朝本质上是新的正统王朝兴起之前的一个过渡，当真正的正统王朝来临时，治道只能来自“在野”的士人所传之道。由此确立遗民存道所具有的重大时代意义。以船山《宋论》为中心，从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三个维度出发，林鹄《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王夫之的政治理论》阐析了船山的政治理论。王夫之认为，维持良好政治风气的关键，是避免出现党争。一旦形成党争，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会意气用事，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政治将成泄愤的工具，走向非理性的极化，国家也就随之崩溃。而要避免党争，关键是杜绝体制外的声音。王夫之作《读通鉴论》《宋论》，不是要给后人提供可以按图索骥、存在现成答案的治国手册，不是绝对否认变法、上书的合理性，而是提醒后人，切勿轻言变法。

　　船山晚年所写两部史论《读通鉴论》和《宋论》历来为人重视。郭孟良和谦德书院分别对这两部作品作了翻译和注译。《读通鉴论新译》的译者郭孟良以《船山遗书》中的《读通鉴论》为底本，参考中华书局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和岳麓书社2011年版《船山全书》修订本《读通鉴论》，吸收其部分校勘成果，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翻译《读通鉴论》。此外还撰写题解、提炼主题、附录出处。《宋论：全本全注全译》共十五卷，谦德书院在深度研究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后，把对各代帝王将相的审视评鉴与“王朝怎样由兴至衰至亡”这个问题紧密联系，通过对每位帝王在位时的人物、事件的评述，以及对诸多历史细节的考察，史与论巧妙结合，由此评析他们的得失功过，洞察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

　　四、船山学史及其他研究

　　探论船山学术地位抬升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令人着迷的议题。王兴国《以陶澍为首的人才群体对船山学的贡献》聚焦清朝嘉、道年间，揭示了此时期以陶澍、邓显鹤代表的湘籍人才群体推崇和抬升王船山学术地位的努力。陶澍于嘉庆间充当国史馆编修参与《国史·儒林传》的编纂工作，湖南学者仅选入王夫之。这是提高王船山在全国的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步骤。道光年间开始，湘籍学者开始研究船山生平和思想，如邓显鹤、唐鉴。雷天将《清初“三大儒”辨正——从“近三百年学术史”上的王夫之谈起》考察了王夫之位列明清之际三大儒之一的学术历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被合称为清初“三大儒”是相当晚近的发明，其中又以王夫之确立“三大儒”的地位最晚。王夫之进入清代思想史的视野最晚，他位列“三大儒”之一的历史地位，是清代道咸年间尤其是民国以来梁启超、钱穆和侯外庐等学术史叙述与架构的结果。

　　船山的学术交游至今仍是一块待开垦的研究领地。张利文《青原与南岳间的守望——方以智、王夫之交游诗证》以船山之诗为证，对船山和方以智（字密之）之间的交往进行了考索。密之与船山在对待儒家与外来文化的信念上存在的差异不容否认。往往被人忽略的是，密之弱冠之年即浸淫于晚明江南士人党社活动的传统中，披剃后仍借助子侄、弟子参与复明活动。而船山只在永历三四年间厕身朝班，相对游离于晚明江南士人社盟，于复社活动较为疏远，故最终选择了闭关归隐、著书立说。

　　通观《船山全书》，船山及其父辈有关治家的言论与思想为数不少。对此，朱迪光把《船山全书》中凡涉船山家书、家训和家教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撰成《船山家训导读与研究》一书。全书分为六篇，内容包括：《传家十四戒》《耐园家训》《自题墓石》导读与研究、《家世节录》《世系诗》导读与研究、船山家书导读与研究、船山家庭训导诗歌导读与研究、船山其他著述中家教资料导读与研究等。

　　2023年，船山学研究领域在规模上基本是对之前数年研究范围的延续，并在很小幅度上有所拓展与深化；而从研究成果看，船山学研究新见频出，高论亦多，是继承和发展以往研究基础的结果，并将持续推动船山学研究臻于至善。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