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着当今“经学热”的学术潮流，经学研究是2023年清代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本年度的清代经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样态，内容丰富，视角多样。本文将其划分为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分别是：儒家经典诠释研究、清代经学思想研究、清代经学史研究。

　　一、儒家经典诠释研究

　　1.易学研究。谷继明《清中期以来的乾元太极论》指出，《易传》中的乾元与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极与乾元、坤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易学诠释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清代汉学兴起以后，以清代惠栋、张惠言、近代熊十力为代表的易学家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认为“元”即太极。黄黎星《赞化育的文明象征图式——论惠栋〈周易述〉对〈说卦传〉的文化解读》指出，惠栋《周易述》卷二十融通整合汉魏易家解经古义，对《说卦传》进行新注疏，指出“天地定位”章具有“天道”“人事”和“阴”“阳”的象征形态与意蕴，这种安排又指向“成既济定”，其深层内蕴正与赞化育的要旨相关。韩盟、徐萃《清代毛奇龄“推易”说研究》指出，毛奇龄返归汉学，延续对汉易“迳变说”的发展，基于“五易说”构建“推易”卦变易学体系，依据《彖传》《系辞传》分六十四卦为聚卦和分易卦，以除乾坤以外的十辟卦为基础，遵循聚卦移作他卦的原则，推演成卦之后爻位的上下往来推移。毛奇龄的“推易说”继承并发展了汉易卦变说，于卦变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乔宗方《陈英猷象数易学思想解析》指出，陈英猷在《演周易》中，根据《易传》中大衍筮法及乾坤策数的相关内容，创造了卦动演数的独特的数占方法，并建立了一种新颖的值日理论，以数推演事物之变，强调“数定万事万物”的象数思想。

　　2.《尚书》学研究。董恩林、孙娟《刘逢禄“变〈书〉”说发微》指出，刘逢禄在其《尚书今古文集解》《书序述闻》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思路，以《诗经》中风、雅、颂的“正”“变”理论来诠释《尚书》，认为《尚书》的《夏书》《商书》《周书》也有“正”“变”之分，其内容有治与乱、正与变的不同，意旨有正面、负面的区别；言治平的正面史事与言论即为“正《书》”，言衰乱的负面史事与言论即为“变《书》”。这种正、变之别其实渗透于《诗》《书》《春秋》各经，充分体现了五经的“遏恶扬善”“殷鉴不远”的价值判断与经学本色。

　　3.《诗经》研究。辛智慧《〈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指出，《四库全书总目》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五四学人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4.《春秋》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公羊学。张亚东《政治、证据、误读：经典阐释的排他性策略——以〈公羊〉家“左氏不传〈春秋〉说”为中心》指出，《公羊》阐释体系在确立过程中，始终将抑制《左传》阐释体系作为重要任务，政治手段、证据搜罗、有意误读是《公羊》阐释学争夺话语权的基本策略。清代《公羊》学虽重搜罗证据，多胪举《左传》与《春秋》不合之处，但刻意忽视了经、传龃龉是《春秋》三传的共同问题。熊十力为论证左氏不传《春秋》，对《史记》、杜预序进行了有意的误读，从而为阐释《公羊》哲学扫清了障碍。钱寅《从“原心定罪”到“以礼为断”——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指出，在传统《春秋》学的伦理体系中，存在一种“原心定罪”的心性伦理传统，即以动机判断行为的善恶和是非。凌曙的《公羊礼疏》以礼学考据的方法来发明公羊学的义理，开创了以礼说公羊的研究方法，即通过行为是否合礼来判断行为的是非，礼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引领了清代公羊学由“心性伦理转向实践伦理”的思想转向。

　　5.经学文献研究。或总结清代儒家经典诠释体例——“群经新疏”的特色，或推导经典文本的流传形式，或梳理清代经学文献的传播情况，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清代经学的理论体系，也为现代的经学研究方向提供了指导。张文《清代群经新疏的撰著特色及价值》指出，清代乾嘉以降兴起撰作新疏的潮流，由于各经内容有别，渊源各异，新疏的体式呈现多元形态，但在尊崇古义的层面殊途同归，接续汉代经学传统是其共同趋向。清代学者反对“疏不破注”旧例，重新构建义疏之作的诠释体例，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吴仰湘《〈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以清至民国学界对许慎《说文序》中“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一句的解释和论说为研究对象，判明“皆古文”应指文本，《易》孟氏则是经本为古文、经说属今文，进而将“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推及到两汉经学今古文问题，认为两汉经学是经本层面的今文、古文和经说层面的今学、古学交错共生的多样化生态。虞万里《清代经学文献的汇编和利用》指出，经史考证之学是清代学术的代表，有清一代产生了大量的经史考证著作。《通志堂经解》《四库全书》《皇清经解》等丛书中收录了一部分清代的经学著作，但大量清代经学著作散藏各地，未被编纂和出版。当前，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新的时代形势，编纂一部大型的清代经学文献丛书则适时而必要。

　　二、清代经学思想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代礼学研究和“朱王之争”的研究。本年度在礼学方面的研究缺乏对清代礼学的整体探索，而集中在个案研究上，以对凌廷堪、章学诚的礼学思想研究为代表。潘斌《凌廷堪的“复礼”思想及评价》指出，凌廷堪在对古今学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复礼”思想体系，他认为礼是“五常”的“纲纪”，其“学礼复善”之说既强调先验的道德本心，又不忽视后天的教化，是对孟、荀之说的折中。针对李翱提出的“复性”论，凌廷堪别出心裁地提出“复礼”说，并主张通过“复礼”实现“复性”。杨逸《章学诚的“官礼”说——兼论章学诚学术体系及其问题》指出，“官礼”是章学诚学术体系中的关键概念。在《礼教》篇中，章学诚反思“郑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礼学传统，主张继承“向、歆父子之传”，以“官礼”代替“五礼”重整礼学体系，并统摄“五经”。通过“校雠之学”，章学诚批判四部分类法，代之以《七略》，作为恢复“官礼”“古学”的桥梁。通过赋予“官礼”历史性，创制纲领、掌故体例，“天下之书皆官礼”的命题终于证成。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矛盾远未调和。

　　“朱王之争”是明清之际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本年度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描绘这股学术思潮的发展图景。李敬峰《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杨亶骅〈古本大学辑解〉与晚清的“朱王之争”》《清代〈大学〉诠释的主旨、特质与启示》指出，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王学护法”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具有更新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和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的学术史意义，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也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杨亶骅沿袭“依经立言”的学术传统，围绕“朱王之争”的焦点《大学》文本，积极介入和回应“尊朱斥王”的主流思潮，以“拒斥朱子改本”“分三纲领者失之”和“八条目只是一事”为学术诉求，显豁出逆主流思潮的“伸王抑朱”的学术特质，着了晚清重振阳明心学的先鞭。在朱王之争、汉宋之争和今古文之争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清代的《大学》诠释成就斐然。它既有对明代学术遗产的继承，亦有自身衍生出的新问题、新面向。在诠释主旨上，清代《大学》诠释主要围绕《大学》是圣经还是异端，古、今本孰为正统，以及格物、诚意，亲（新）民的地位和义涵展开辨析，呈现《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双轨并行、改本《大学》数量减少、古本《大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等学术特质。徐公喜、卢庆辉《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指出，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

　　三、清代经学史研究

　　此方面，本年度研究成果较多，研究方向多样，有对清代经学学术史的研究，也有在经学视域下的其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则引入经学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当代语义学、女性文学等新视角，从多个学科的角度理解清代经学，以更好地挖掘其内在的规律和意义。

　　在清代经学学术史研究上，侧重于对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和“汉宋之争”的探索。钱寅《复古与求是：从考据学发展路径管窥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指出，清代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复兴，是清代考据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考据学的成熟，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断深入和拓展，学者为了复古与求是，逐渐将经学体系上溯至西汉，今文经学随之被纳入研究范围。考察考据学内部对公羊学等今文经学的研究以及传统意义上今文经学对考据学的吸收与利用，可以看出沿着考据学发展这条脉络而生成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局面的大致轮廓。徐公喜《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指出，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康宇《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指出，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和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还有学者从经学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当代语义学、女性文学等新视角来考察清代经学。陈居渊《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指出，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可以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作综合分析。制义是经学注疏外化的表现形式，经学则是制义最基本的属性。制义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淡化与消解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由纯粹的文学性转变为经学创作，改变了以经作传，以传作注，以注作疏的学究式书写，凸显出经学嬗变过程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肯定，为传统经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毛宣国《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指出，《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泳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泳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贾宏涛《经学与文学的共振：姚鼐“义理、考据、文章”说申论》指出，姚鼐将“三合一”（义理、考据、文章）之说纳入《九经说》的解经实践，取汉学之“考据”和宋学之“义理”，并以章句、文辞、文体等包含文学性要素的“文章”方式去解读经文，以表彰其“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擅的学术境界。《九经说》体现出姚鼐试图绾和经学层面和集部视野下的古文层面，将解经文字纳入大的“文章学”范畴，进而显现其沟通经学和文学的心力。张再林《中国式的“语言学转向”——清代今古文经学的哲学实质及其意义再探》以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理论探究清代经学，认为清古文经学不仅契合当代语义学的“实证”精神，而且与当代语用学的“实用”思想相符，清代经学最终走向具有从“蹈空”到“务实”等特征的后经学时代。彭国忠、陈淇烨《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指出，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题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而言，2023年清代经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文献研究，也有对儒家思想的梳理和分析，以及经学史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挖掘新的研究对象、采取跨学科研究新视角来扩展经学研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孔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