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关于阳明后学的研究，既有对阳明后学的整体性研究，又有阐述阳明弟子及再传弟子思想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中又以泰州学派、江右王门、浙中王门、王学殿军刘宗周研究为重，此外还涉及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及黔中王门。综观本年度的研究文章，既有在阳明后学的研究进路上的突破和创新，更有在研究阐释阳明后学心学思想的基础上，竭力阐发心学时代价值的探讨。

　　一、阳明后学整体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阳明后学对前贤思想特别是宋儒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关于象山心学的评述。关于象山学术思想的承继和定位，学界多有论述，大多肯定阳明对象山学术思想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也奠定了“陆王心学”的基调。阳明后学不仅继承阳明对象山的思想进行接着讲，而且作了深入阐发和表彰辩护，为象山思想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欧阳祯人《论阳明后学对陆象山哲学思想的述评》通过王阳明对象山的评价，从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之说，收拾精神、自立主宰之说，“心即理”理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世纪之辨四个方面肯定了象山所开拓的筚路蓝缕之功，认为王阳明对象山的评价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教学需要和历史局限。阳明后学接着阳明讲，对象山进行辩护，着力表彰象山事功之学，肯定象山之学是由孔、曾、思、孟而来的儒家道统学脉，证明阳明后学姜希辙“独勘性宗”历史定位的正确性。二是阳明后学对阳明“良知学”进一步诠释与深化的研究。乐爱国《阳明学派以“无我”解“克己”的思想内涵及其意义》指出，阳明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克己”，继承程朱而将其解为“克尽己私”，认为既要克除私欲，也要克除私意；同时又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无己”“无我”解“克己”，以为“克己”就是不要“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从而“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阳明后学泰州学派发挥了王阳明以“无己”“无我”解“克己”的思想，甚至认为“克己”是“不学不虑”的“天德”，不仅不是克除私欲，而且不是“强制为功”，不是“意识安排”，旨在反对程朱将“克己”解为“克尽己私”，肯定人的欲望的正当合理性。牛磊《论阳明后学对“良知即乾知”的诠释及其争论》提出，汉唐易学多以“知解”“知觉”释“知”，并未将“乾知”看作一词。浙中王门的王畿提出“良知即乾知”命题，意在于借助大生广生之“乾知”证明“良知”亦属实体性存在，“良知”既是道德领域无善无恶的心体之本然，同时也是具有超越性的、宇宙万物的终极实在，是乾坤肇基之实有。王畿以“良知”诠释“乾知”，是以心解易思路的典型案例，在本体层面实现了对王阳明良知学的理论推进。王畿弟子查铎、江右王门的王时槐与章潢对此说持肯定态度，而江右王门的聂豹、止修学派的李材及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等人对“良知即乾知”说持否定态度，他们对该问题的诠释与争论展现了中晚明心学思潮的丰富面向。三是关于阳明学与阳明后学二者演化关系的探讨。众所周知，阳明提出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然而王畿和钱德洪在如何理解四句教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从而使阳明后学对阳明学的继承上出现偏差，演化诸多流派。傅锡洪《阳明学与阳明后学的演化趋向——从阳明各指点语的意义与局限看》从言意关系来理解阳明学与阳明后学的演化趋向，指出阳明学即体即用的宗旨以“知行合一”“心即理”“诚意格物”等为初步表达，以“良知”或“致良知”为成熟表达，以“四句教”和“真诚恻怛”为最终表达，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而“良知”则是考察阳明学与阳明后学演化趋向的枢纽。然而“良知”这一表述存在对情感和意志的维度有所忽略，以及偏向于用而体的意味有所不足等问题，深刻影响了阳明后学演化趋向，或者过度重视用以至于凡用皆体，诸如泰州学派，或者过度提揭体以至于离用言体，诸如阳明后学中的现成派王龙溪、邓定宇、王一庵等人。四是阳明后学的学术思想及社会实践的当代启示探讨。陈亚、牛磊、陈粤梅《论阳明学派的共同体学说》指出，阳明学派的共同体学说包含三个维度：通过“明德亲民合一论”重建“三代之治”，构建政治共同体；通过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同善劝善的乡里实践，构建社会共同体；通过对充塞天地、遍在于万物的“良知”的阐释与论证，构建生态共同体。阳明学派期待以共同体理念为基础，通过亲亲—仁民—爱物的切实践履，构建出人人各尽其才、各安其业的和谐政治，构建出视人如己、亲如一家的和谐社会，构建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适度取用自然资源的和谐生态。阳明学派以“良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为人类为何要构建共同体寻求答案。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是对阳明学派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超越与拓展。

　　二、泰州学派研究

　　本年度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主要涉及王艮、王栋、罗汝芳、颜钧、焦竑、方学渐、周汝登等人。作为阳明后学当中重视儒学变革，竭力推动儒学民间化的一脉，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致力于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为当今儒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蒋国保《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指出，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站在“民”的立场上超越理学（阳明学）乃至解构传统儒学，依“天理即自然自明之理”破“天理”与“人欲”之对立，依“百姓日用即道”推行儒学民间化，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成为广大普通民众安身立命的学问。进而提出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要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当代儒学从业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使自己在认识上、在情感上变得更容易理解、接受民众的情感，从而乐于从事和推动儒学世俗化的“三个改变”，使儒学从精神上由“士学”变革为“民学”。

　　王艮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和旗帜性人物，继承了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进一步重视“身”的地位，“以身为本”，把“修身”“安身”“尊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静《“安身”与“乐学”：王艮的身心学说与美学意涵》指出，王艮完成了儒家身心学说从“心”的挺立向“身”的挺立的转变，以格物知至为“知本”，以诚意正心为“立本”，通过“知本—立本—安身”的为学过程，开创“乐学说”；以“安身”为本，“达道”为末，确立“身道同一”的安身行道论，从而实现传统儒学的合内外之道，在觉民行道方面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李超《本体的质变与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探析——以王艮与王栋对〈大学〉的诠释为线索》指出，王艮基于他的“安身说”将至善与明德区别训释，以明德训良知，以至善释安身，在客观上构成了对阳明学的动摇，使阳明学的本体发生质变，成为引导后来泰州学者进行思想创造的问题基础。王栋继承王艮的“安身说”，以“意”作为心学的本体，既解决了王艮基于“安身说”释《大学》所产生的问题，又对阳明学本体进行了合乎逻辑的改造，最终使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成型。

　　颜钧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传承泰州学派衣钵，跨越理学藩篱，致力于儒学的平民化、大众化，既秉承了“百姓日用即道”的泰州学思，又致力于儒学的形上追求，以自悟的方式建构了颜式心学体系，使之成为自己所有“日用即道”举措的源点，为平衡民间儒学和精英儒学之间的张力找到了学术支点。罗来玮《“肫”“灵”结合：颜钧“直承孔孟”的心学特色》指出，颜钧“仁为心之本体”说既有“肫”又有“灵”，分别对应心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既重知觉的灵明之性又重良知的道德理性、既张扬自然属性的心之功利本能又传承心的道德良知内容；既赋予心体以“乐”的自然本质属性，又强调心体超越性的能力和本性。他以仁为心之本体进而沿此路径简化宋明理学，自悟式的创立中道心学，提出“精神”与“莫能”“性情”与“神莫”等新的心学范畴，将泰州学思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推进至寻常百姓之家。郭诺明、张丽华《御天造命：颜钧仁学之进路及其展开》指出，颜钧“御天造命”说以人心、天心、仁心的内在统一为理论基点，将天心之“生生”、仁心之“随心所欲不逾矩”与人心之自由（非由外铄）、自立（柱主宇宙）、自能（自我充能）、自致（自我实现）统合起来，从本体论、心性论、德性论、工夫论、境界观等多个维度凸显了主体性原则，充分体现了合内外、一天人的致思路径。对罗汝芳的研究主要从仁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良知学、本体工夫与生命信仰之间的关系等层面展开。高海波《生生与孝弟慈——明儒罗近溪的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认为，罗近溪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个以易学的生生观念为形上基础，以“不学不虑”“百姓日用”为工夫判准，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核心的仁学体系。这一体系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是儒家仁学本体化、社会化在明代最成功的范例。张星《罗汝芳乡约的良知学内涵及其社会化实践新探》与《信关：罗汝芳的本体工夫与生生信仰》指出，罗汝芳乡约具有良知学的丰富内涵，以正面启发、唤醒人人皆有的良知为目标，借助展示良知、亲子之爱、礼乐仪式的实践方式，秉承着从容自然、平等亲切且富有内在韵律美感的原则，回归了儒家关心社会实践的本怀，凸显了儒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引导功能。罗汝芳的“信关”之说始终是道德主体对性善、良知的自我肯定和强烈自觉，进而催生出超越的信仰，再反过来成为不离日用的道德践履信念、动力，及世俗化的礼乐文明，体现了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宗旨。“信关”所透显的工夫与信仰双重内涵，充实了阳明学的良知信仰内涵，放大了良知信仰平实亲切且自然轻快的一面，完善了心学信、悟本体的理论与工夫实践，揭示了儒者以能信的主体生命融贯本体工夫、生生信仰与存在境界的独特理路，深化了中晚明的三教合一论。

　　关于泰州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研究还涉及焦竑、方学渐、周汝登等。杨敏《焦竑经世思想及其意义的再检讨》指出，焦竑经世思想的提出主要解决的是晚明时期士风空疏的时代难题，其内容包括通经与致用，学术思想中存在着内在矛盾，具体表现在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从清谈到考据、从道德到事功三个方面。学术思想的内在矛盾使得他一方面是阳明心学的结束人物，另一方面又为经世实用之学的开启者，他的思想显现出晚明思想转型的内在理路。张昭炜《天泉证道的问题与解决方案——方学渐对于龙溪学的批判与方以智的统合》指出，方学渐以性善为宗，以着实为学，倾向于王心斋之学的“真实”与钱绪山之学的“有”，并批判龙溪学的超越与“无善”，纠正阳明学左派的玄虚之弊。方学渐的良知学体现出阳明学左右两派的融合，在两派的张力中有合力，合力中亦有张力。在纠正龙溪学之弊的基础上，道体论发扬“潜无于有”“藏虚于实”，功夫论主张“藏悟于学”，形成阳明学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陈慧麒《阳明后学周汝登有无圆融的无善无恶论》提出，周汝登倡导有无圆融的无善无恶论，阐发天泉证道“四无”之旨，提出发心性处，善不与恶对待；为此无意之善，乃真为善；无善无恶乃祖述圣门宗旨。周汝登以儒家本体之有，融摄佛教空无思想，表现为工夫上、境界上的无。本体之有是无自体、无固定约束，故能随物而化。工夫之无是无执著，让良知心体自然流露发用，以达境界之无，以成自我满足，有无相融是儒佛两教相融摄之必然结果。

　　三、浙中王门研究

　　本年度对浙中王门的研究主要涉及王畿、季本、查铎等人，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儒家礼教的推广、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对心学本体与工夫的融合。殷慧、廖春阳《千叶之花：王龙溪对礼教的推崇、批判与超越》指出，王龙溪服膺礼教，推崇礼法之士，在家族和地方进行礼义教化；坚持以礼修身，通过持礼工夫来提升道德修养、恢复良知。王龙溪过分强调“无”的方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被批评过于空疏、狂放，产生相应的流弊。肖永明、李江的两篇文章《〈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以季本对朱子〈中庸〉诠释的批判为例》《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分别以《中庸》《大学私存》经典文本为考察中心，诠释了季本对朱学的批判和对王学的绍述。文章指出，季本通过对《中庸》“已发未发”“戒惧慎独”等内容做出心学化的诠释，积极回应、参与明代学术的这种演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以朱子为对话者，透过对朱子相关诠释的批判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转王”的学术演变进程中朱学始终未因阳明学的发生、发展而“离场”的事实。季本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这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作为王畿弟子，查铎积极继承和阐发龙溪之学的精神内涵，回应阳明后学对龙溪之学的质疑。李想《为龙溪之学辩护：论查铎“从知体上指点”之学》指出，查铎自觉继承与辨析良知学之有无的内涵，指出良知具有超越性、至善性与自然性，为学工夫乃自觉与自然的统一，既要有戒惧慎独的工夫，又要认识到工夫本质上是顺良知本体而动，亦即符合人之各种状态的自然工夫。从本体与工夫两方面指出“虚无”“静悟”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批评孟秋对良知的理解尤其是对敬的认识难免有所偏颇。

　　四、江右王门研究

　　本年度对江右王门的研究主要涉及邹守益、胡直、邹元标、王钊等人，研究内容有对阳明后学心性工夫、生命气象的诠释，理学与心学的相互调和等等。王晓娣《“主敬”与“戒慎恐惧”：邹守益心性工夫的一体两面》立足于中晚明心性工夫发展演变的视角，以《学》《庸》合一致良知为理路，揭示邹守益致良知之正面“主敬”和反面“戒慎恐惧”，并在此基础上会通儒家经典中具体的工夫德目，诠解一体两面的工夫论建构，彰显其笃实工夫的实践面向对纠偏空疏学风之弊的重要作用。彭雨晴、严世宇、彭树欣《阳明弟子王钊论》指出，在本体论上，王钊以“灵根”指称良知。“根”指良知的本根性、本体性；“灵”指良知的自主性、感知性；在工夫论上，主张用后天之功来保证良知自然流行；主学悟一体，本质上二者是一。张宇、武道房《博文约礼：论胡直对理学与心学的调和》指出，胡直质疑朱学于物上穷理，将理与人分开；亦质疑阳明将博文与约礼二分，反对阳明后学流于猖狂恣肆，无天则约束之弊；认为博文非博于物，只要是符合儒家道德伦理的日常应酬都可称为博文，这正是“天则”，即礼的自然流露。博文约礼乃一体两面，而非独立为二。胡直调和理学与心学的尝试，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明末清初重实践、轻空谈的实学思想转向开了先导。郭诺明《学孔者当如麒麟凤凰，不当为鹰鹯猛兽——论邹元标经典诠释的生命气象之维》指出，邹元标通过经典生命化的两重还原（还原经典之意涵、还原为现实的人的生活）以及生命化经典的两重提振（养成为生命气象、凝练为言说文本），澄明经典、道、言说与生命之间的复杂脉络，形成经典诠释的回环，推进阳明学的经典诠释之学。通过提揭“学孔者当如麒麟凤凰，不当为鹰鹯猛兽”这一重要命题，将经典诠释之基本精神、基本进路收束在变化气质、归宗于为己之学上来，将经典诠释融入生命之运化，融入常行日用之中，从生命儒学走向生活儒学，体现了邹元标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问致思路径。

　　五、刘宗周研究

　　明季大儒刘宗周被誉为“王学的殿军”，也是宋明儒学的殿军。“宋明儒学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随时表而出之，是学问，亦是生命。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此话表明，宋明儒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自刘宗周绝食而亡，宋明儒学亦亡。可见，牟先生对刘宗周的评价之高。本年度对刘宗周的研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一是对刘宗周儒学思想的演变予以综合考察。张宏敏《刘宗周儒学思想的演变逻辑》指出，刘宗周早年从“主敬”入手，中年倡导“慎独”之功，晚年以“诚意”之教立言，三者之间有“一以贯之”之“道”，可用“一而三，三而一”的关系描述。刘宗周的志节品行源于其对儒家求仁证性之“道”的执着追寻，并最终形成了“慎独”“诚意”之学，进而提出了“慎独以行王道”“诚意以行王道”的政治实践哲学。二是对刘宗周经典著作的诠释。孙自磊《刘宗周〈人谱〉体系的涵盖性辨疑》指出，《人谱》是一部工夫论著作，其目标是修身成圣，不以劝导具体的善行为满足，而是重在理想人格的培养。《人谱杂记》在诸多方面构成对《人谱》正篇的补充，特别是把刘宗周自己的思想和其学术史认知结合到一起，并以前人的嘉言懿行把对良知的认知客观化，使得《人谱》体系更为完整。《人谱》正篇和《杂记》都不可能掺杂福善祸淫的观念，《四库提要》基于错误解读和馆臣个人偏见而做出的误判，应予廓清；《人谱》正续篇和《人谱杂记》是一个整体，既非仅针对“下愚”或“上智”，也不是可以分开的两种工夫，而是具有普遍适用性。三是对刘宗周学术思想中主要命题或范畴的诠释。刘悦笛《纯情升华与意念失范——刘宗周“独体”的情意观》认为，作为刘宗周与王阳明良知论之间的关联，最为关键的转化在于“纯情”之升与“意念”之降，造就了刘宗周以“独体”为核的情意观。刘宗周改造“良知说”“四句教”“情意观”“纯情论”，发现了从“喜怒哀乐”“春夏秋冬”“元亨利贞”到“仁义礼智”的匹配结构。作为“纯情”的喜怒哀乐乃是人类之情的高级状态，内蕴着一种从经验升为先验、从先验返归经验的过程，该历时性进程被刘宗周视为共时性实现，但这两方面的融合性也是刘宗周的贡献所在。冯前林《是否属于“不谋而合”？——刘宗周与王一庵、王塘南“意”论之学术承继与思想异同》认为，刘宗周以“心之所存”来训“意”，将其提升到本体地位而超越“心”“良知”等范畴，与王一庵、王塘南所论之“意”不是“不谋而合”，也不是“谋而不合”，正是处于“谋与未谋、合与不合”之间。而刘宗周之“意”较之于王一庵、王塘南，理论内涵更为丰富与广阔，“意”本身即是主宰之根据，是心之本体，上通天德、天道，具有天道依据，体现了“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境界。四是刘宗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研究。李敬峰《“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从刘宗周的〈大学〉诠释看其对阳明心学的救正》指出，刘宗周针对阳明心学依循《大学》建构的思路，从文本和义理两方面入手，以“扭转‘六经注我’”“‘诚意’置于‘良知’之上”“打并本体、工夫为一”“以慎独为格物”的理论新诠形式，堵塞和填补心学漏洞，继而更新、生成和延续阳明心学，并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推动晚明阳明心学由脱略经典朝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深化和完善心学的意识结构和工夫体验，更为关注道德的纯粹性和自觉性问题；三是推动阳明心学由玄虚空谈朝向健实一路发展。

　　此外，本年度关于阳明后学其他学者的研究，还有粤闽王门的薛侃、北方王门的南大吉、黔中王门的李渭，研究内容主要是阳明后学对心学的传承与坚守以及对当今文化复兴的启示。李承贵《心学的东南之光——薛侃对阳明心学传承与发展的全方位贡献》《南大吉对阳明心学的四大贡献——兼论对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分别探讨了薛侃、南大吉对心学的继承和发扬，从多个层面指出了二人对阳明心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王路平、石祥建《明代黔中王门大师李渭“毋意为宗”的心学思想研究》指出，李渭从叩问“本心”到“毋意为宗”（毋意为功），把成为“圣人（仁）”当作人生最高的追求，以“毋意”统摄求仁、学仁、识仁、为仁、归仁，认为“毋意，千古圣贤学脉”，“识此之谓识仁，闻此之谓闻道”，故“毋意为宗”的工夫论是李渭最具特色的心学思想。

　　众所周知，关于阳明后学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尤其是阳明后学关于“良知”内涵的不同诠释，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王学”流弊，并试图予以补正。2023年度关于阳明后学的研究，无论是整体的综合研究，还是个案研究，从研究范围上看，既有对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刘宗周等王门重镇的研究，同时也开始关注诸如北方王门、黔中王门等。在研究路径上有所突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是对阳明后学关于《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的诠释进行深入探讨，阐明阳明后学如何以“心学”为核心，诠释儒家经典；二是对阳明后学提出的核心命题或者经典著作加以诠释，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其思想脉络；三是重新审视阳明学与阳明后学的演进脉络，进而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给予阳明后学在宋明儒学史上应有的贡献和地位。学界在全面诠释阳明后学思想的基础上，更结合当今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复兴儒学的进程中，深入挖掘阳明后学中具有典范价值和时代意义的思想种子，给予当下诸多新的启示。

　　（作者单位：孔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