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从儒学来看，明代最大的成就是阳明心学，这也是明代思想史和儒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久盛不衰。近年来，由于新文献不断面世，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不断开拓，各学科深入交融，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等，明代儒学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资料的大量面世

　　明清两代的文献体量巨大。关于清代文献，杜泽逊教授通过《清史艺文志》《清人著述总目》等大型项目，已经基本摸清存世数量，但明代文献尚没有这样的总体性梳理。近年来，明代文献通过网络公布、影印等方式不断被公开，成为明代思想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推动力。就影印文献来看，与儒学研究关系密切的有如下几类：

　　1.四书学文献。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两套丛书。一是《孟子文献集成》。由孟子研究院、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共同编纂，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共200册，2019年首次全套发行。该丛书收录历代《孟子》文献604种，其中明代文献174种，包括了很多首次公布的海内外孤本，如所收录的日本龙谷大学藏16种明代文献，有15种是孤本，为龙谷大学所仅存，这套书对于研究明代《孟子》学和四书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套是《四书珍本丛刊》及其续编《历代四书文献辑刊》（线装书局，2018年、2020年版），两套书合计600余册，收录了很多稀见的明代四书学文献。

　　2.专题学术文献。主要是以阳明学、朱子学、东林学派等为主题的专题文献集成。阳明学一直是明代思想研究的热点，近年整理出版的阳明学文献非常之丰富，除了多种整理本的《王阳明全集》外，更有《阳明文献汇刊》初编、二编（初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二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版，两编共114册）、《王阳明文献集成》（广陵书社2019年版，共141册）、《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广陵书社2021年，共82册）、《阳明心学文献丛刊》（燕山出版社出版2022年版，共400册）、《阳明心学书院文献丛刊》（巴蜀书社2022年版，共13册）、《阳明学文献大系》（巴蜀书社2019年版，共三辑，共208册）。明代朱子学一直是朱子学研究方面的弱项，梁松涛主编《明代朱子学文献丛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广泛收罗朱升、胡翰、宋濂、汪克宽、曹端、吴与弼、薛宣、胡居仁、罗伦、蔡清、罗钦顺、吕柟、顾宪成、高攀龙等近百位与明代朱子学关系密切学者的著作230余种，汇编成458册，为明代朱子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必将进一步推动明代的朱子学研究。东林学派方面，202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东林学派著作集成》（共145册），主要搜集整理了《明儒学案·东林学案》所列十七人及新增安希范、冯从吾二人的论著及相关资料，是东林学派存世文献的首次系统整理。除此之外，东林学派的核心人物顾宪成、高攀龙两人的全集，也分别于2022年、2020年整理出版。

　　3.明代科举文献。科举文献是研究儒学、经学和思想史的重要资料，明代科举资料非常丰富，也一直在整理出版中，如早期的《明代登科录汇编》《中国科举录汇编》《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等。近年新出的资料，《明清科考墨卷集》（兰台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了大量的明代科举考试的原始资料墨卷，对于研究明代科举、经学具有重要价值。其他如《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2023年版）也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4.明代集部文献。集部文献是明代儒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但是很多明人别集都深藏各大图书馆，一般人难以获见，导致很多课题无法展开。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观，大量的明人别集公之于世，较有代表性的是《明别集丛刊》1至6辑，第1辑出版于2013年，第6辑出版于2021年，共600册，收录海内外明人别集2000余种，可谓蔚为大观。日本是海外古籍保存的大国，尤其是保留了很多明清珍稀古本，近年来日本的明代集部文献得到较大力度的挖掘，影印出版了一批稀见文本，如《日本内阁文库藏稀见明人别集汇刊》《日本所藏孤本明人别集汇刊》《日本所藏稀见明人诗文总集汇刊》《日本所藏稀见明人别集汇刊》等丛书，为明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丰富资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珍本丛刊》100册，收录各地诗文总集63种，涉及明清时期上万人的诗文和传记，尤其是一些地方人士，为明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202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北省图书馆藏稀见明清总集选刊》（第一辑），共收明清诗文总集24种，均为存世不多且有特殊价值的珍贵文献。

　　除了影印出版外，网络公布的资源则是另一类体量更大的资源，尤其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藏书机构，定期对外公布新的古籍资源，其中不乏明代珍稀版本，使学者研究更为便利。

　　二、新视角、新对象的开拓

　　近年来，学界试图从多个层面突破原有框架，为明代儒学研究开辟新方向和新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新视角新观点解读老问题，二是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明代儒学，三是挖掘新的研究对象。

　　1.新视角的研究增多。有些问题前人已有较多讨论，或已有比较一致的结论，但由于时代变迁，研究视角发生转变，所以有必要对前人的看法提出检讨。如前人多认为宋濂思想有明显的心学色彩，王锟《朱学抑或陆学：宋濂理学思想新论》则通过考察宋濂的学脉，认为宋濂理学思想深受金华朱子学的影响，大体属于朱学一系。前人多认为罗钦顺与张载气论有明显的承袭关系，秦晋楠《罗钦顺是否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罗钦顺哲学与张载哲学的关系再探讨》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罗钦顺哲学对张载哲学的继承性并不如传统哲学史中所表述的那么强，罗钦顺并没有在强调气的本原性意义这个角度上接续张载的思想，主观上更欣赏程颢而非张载，他的问题意识来自朱子学而非张子之学，他对张载的理解与朱子更为一致，而与气本论的、唯物主义的诠释更远。又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一个非常具有哲理意义、常解常新的话题，很多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卢盈华《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从良知的内涵分疏来解决知行合一中蕴含的矛盾，认为良知与行动相关的意涵包括道德行为推动力、实践能力两个方面，未经实践深化的良知与为实践所深化的不同阶段的良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程度差异，这种解读可以解决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表面上的矛盾和逻辑问题。又如关于王船山对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陈明《王船山对理学“气质之性”说的检讨与重释》对于不同文本中诠释内涵的不同进行了疏通，进一步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单虹泽《从“着实用意”到“实行其意”：“自然”视域下的王阳明“诚意”说》从自然这一概念的内涵为视角出发，讨论了王阳明诚意说的转向问题。另外，有的还致力于开辟传统研究领域中的新问题。如关于阳明的恶论是近年讨论较多的话题。过去人们集中于探讨阳明的良知说，如良知的含义、良知如何发挥作用等，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任何伦理学说都要解决恶是怎么产生的及如何消除的问题。具体到阳明的恶论，近年的成果就有龚晓康《“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王进文《此心光明，则诸恶潜消——知行合一视角下的阳明“恶”论疏义与展开》、龚开喻《陶奭龄论“恶之根源”——兼与刘宗周相较》等。

　　2.跨领域的研究增多。明代是一个文化极为繁荣的时代，心学只有放在明代整体的文化氛围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近年来，这类跨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为明代思想史研究带来新的生机。有人研究阳明在晚明小说中的形象，如万晴川《盖棺论未休：明清小说中的王阳明形象塑造》；有人研究研究阳明的诗歌与其致良知之间的关联，如雷静《王阳明“致良知”工夫心曲考察——以正德年间散曲诗歌为例》；还有人研究王阳明的实学思想，如吕本修《王阳明实学思想探析》。渠嵩烽《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传统及其理路》从理学与诗歌深度融合的角度，探讨了明代理学学者的诗歌传统。

　　3.新的研究对象不断挖掘。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掘，过去为人所忽略的人物、著作或群体，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如思想有一定深度，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蔡清、李材、管志道、季本、唐枢、蔡汝楠等，都有博士论文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其他新面孔、新人物也层出不穷，如李琦、尹楚兵《论明末实学思想对理学家文学活动的影响——以东林学派陈龙正为例》关注到东林学派中不太知名的学者陈龙正。张昭炜《天泉证道的问题与解决方案——方学渐对于龙溪学的批判与方以智的统合》探讨了桐城方氏的早期学者、方以智曾祖方学渐对龙溪之学的批判。湛若水虽然享寿甚长，但徒众不广，后学不盛，学界研究较少，姚才刚《明代甘泉后学的主要类型与多元流变的特点》一文则探讨了甘泉后学的一般情况及其对晚明思想史的影响。吴兆丰《晚明儒者史桂芳的思想特色及其社会教化实践》探讨了江西学者史桂芳的思想，认为他批判泰州学派的流弊，主张并践行知耻改过，并探析其旨在改易风俗的乡约实践特色。钱一本的易学在明代很有特色，自成一体，但相关研究不多，杨自平《钱一本以人道通三才的“像象”说释〈易〉析论》一文重点考察了钱一本对历代《易》学的反思，及“像象”哲学与释《易》实践。林美茂、赵雯萱《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检讨了朱舜水的《春秋》观，朱舜水并没有《春秋》学论著，但由于他在日本参与编纂《大日本史》，所以对《春秋》也有很多看法。总体来看，目前对新研究对象的挖掘还有继续扩大的势头，将为明代儒学研究不断开辟新的版图。

　　三、明代经学研究的深化

　　由于前人对明代经学评价较低，导致明代经学一直是经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甚至很多经学史论著直接忽略明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明代有大量的经学文献有待整理和研究，而且明代思想与经学有密切关系，所以对明代经学的研究不容忽视。近年来，关于明代经学的探讨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不断深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明代经学独立意识的觉醒。前期关于明代经学的研究大多非常零散，难成体系，且没有太大的独立性，或依附于阳明学，或向清代考据学靠拢，也就是说，学界似乎没有对“明代经学”这一概念有独立和清晰的认识。近年来，随着明代经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资料不断被发掘、被研究，明代经学的独立意识也逐渐觉醒。学者渐渐认为，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特性和价值，应予以充分重视。陈颢哲《明代经学研究的结构与重建》一文对此作了初步的系统性思考，该文认为前人对明代经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以清代考据学为参照的，明代经学研究要从方法论上予以根本变革，作者提出了三个值得思考的方向，一是不再拘泥于考据学这个参照对象，而要主动去理解明儒与经典的关系；二是由于明代经学文献非常丰富多样，因此对明代经学的研究材料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注疏类著作，应放开视野，例如前人有所关注的评点类文献等，都应纳入经学研究范畴；三是探讨明代经学与其他学术领域之关系，如理学、文学、史学等，从而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经学形态。陈氏的这些思考意味着明代经学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对于推动明代经学研究的进展有一定的抛砖引玉的作用。

　　2.科举与经学关系研究的深入。科举是明代士人走上仕途，出人头地的“独木桥”，对士人的思想、行为发挥了重要的指挥棒作用，科举也成为理解明代思想和文化不可缺少的制度背景。科举考试的核心是四书五经，研究明代经学必然不能忽视科举制度的影响。近年来，科举与经学的关系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研究也逐步深入。首先，关于科举经典文本及其诠释、接受的研究。王笃堃《科举、出版与学术：科举考试对明代〈尚书〉著述刊刻与流传之影响》考察了明代《尚书》学论著受科举影响的情况。但由于前人对《四书五经大全》等评价较低，所以相关研究尚不充分，这方面仍有很多开拓空间。其次，关于经学地域性的研究。明代科举实行五经选考一经制度，因此逐渐形成了某一地区流行选某经的风气，前人对此已有关注，如日本学者鹤成久章认为王阳明之关注古本《大学》与其科举考试选择《礼记》为专经不无关系，并认为这一选择与余姚地区的《礼记》之学有关为例。近年来这一问题受到更多关注，研究地域涉及福建、江西、四川、广西等地，如陈长文《明清四川乡试与易学专经——以明清12科四川乡试录为中心》、丁修真《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竞争与地域专经》、丁蓉《明代南直隶乡试试经流变考述》、庞琳《明代解额制运行期广西科举专经变化研究——以天一阁记载为中心》、陈时龙《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等。这些研究多从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家族内的经学传承等角度进行解析，使科举与经学的关联更为具象化。再次，科举制度中的经学因素研究。如陈彦敏《明代科举考试中的二三场》从科举考试第一场经义与二三场论策的关系角度入手，考察了二三场在明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问题，认为明代后期二三场重要性有所提升。李思成《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考察了科举考试阅卷中要求考官所习本经要与所阅考卷一致的制度。陈文新、潘志刚《明代殿试策与进士阶层的经史素养》考察了殿试策“依经傍史”的要求对士人经史素养的影响，认为这一要求有助于明代读书人知识结构的完善。

　　3.经学与思想史互动研究。明代经学与思想史关系极为密切，明代非常重要的原创性思想大都是在重新诠释经书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四书中的《大学》成为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近年来，学界关注较多的是重要思想家的经学诠释对其思想发展的影响。阳明的《大学》诠释前人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细致，但仍不断有新成果出来，如马萍萍《论朱子与阳明工夫论的一致性——以〈大学〉“明明德”为中心》等。又如关于东林学派的顾宪成和高攀龙，有黄芳《八目统归于修身：顾宪成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及其思想史意义》、李敬峰《从高攀龙的〈大学〉诠释看其对“朱、王之争”的回应》。又如肖永明、李江《〈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以季本对朱子〈中庸〉诠释的批判为例》等。不过，这方面研究偏重思想史视角，是以思想史为主线，经学为参照，所以此类研究严格说仍是思想史研究，经学是次要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经学研究在明代学术研究中的从属性地位。

　　四、乡约与地方儒学研究

　　儒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和学说，更是一种文化和制度，乡约与地方儒学更为具象化，是儒学的现实表现和功用，与生活更贴近，再加上近年来对地方文化的重视和地方文献的不断挖掘，这方面的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

　　1.乡约与地方社会研究。乡约是古代民间经过协商共同订立的规约，是儒家思想在乡村的具体落实。近年来关于明代乡约的研究，有的从总体上考察乡约的意义和价值，如吴倩《论明代儒学的三种乡治模式》指出，明代儒学的经世取向从宋代“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变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线，儒学思想在乡村治理上发展出宗族、乡约、讲会三种典型模式。三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民间社会自治的力量，显示出儒学因应社会实际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成就。解扬《古典公共性的生成：乡约的合理性与明代思想史上的和会趋势》分析了乡约对于王朝国家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讨论具体乡约的文章较多，如杨园章《青阳乡约与明代泉州的文化整合》探讨了明嘉靖年间庄用宾等人在泉州创立的青阳乡约，张星《罗汝芳乡约的良知学内涵及其社会化实践新探》探讨了阳明后学罗汝芳的乡约实践，卞利《经营乡约：明末清初的乡约实践——以徽州为例》探讨了明末清初徽州地区的乡约。其余有些文章虽然不以乡约为主题，但也探讨了儒学与地方社会治理相关的话题，如康健《明代乡贤与地方社会——以江西士大夫万衣为例》。

　　2.地方礼学、礼制研究。吴凌杰、黄照《礼仪下乡：明代浙江地区〈家礼〉类文献小识》考察了明代浙江地区〈家礼〉类文献的数量、分布等。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李媛《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对这一礼仪在明代的发展进行探讨，认为地方通过实行这一礼仪达到倡导儒学，化民成俗的效果。杨园章《张廷芳家族的礼仪实践：明初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以元明易代之际的“重建礼制”运动为背景，考察了张廷芳家族祭礼改革，并以此审视儒学在泉州的民间实践，及其对多元化文化的影响。黄佐《泰泉乡礼》近年受到一定关注，如陈利娟《论黄佐〈泰泉乡礼〉对明清岭南乡规的影响》等。

　　3.地方儒学综合研究。一些学者根据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域文化特色，对本地区儒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较多研究，尤其是一些儒学传统深厚的地区，如陕西的关学、福建的闽学、浙江的浙学，安徽的徽学，四川的蜀学等。闽学方面，如杨园章、吴心怡《明代闽南儒学的历史面相——以薛天华〈明善斋集〉为中心》。由于浙学的很多思想家实际上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如王阳明、刘宗周等，所以，浙学的学术地位显得更为突出，浙学论坛也已连续举办多年，研究成果如诸凤娟、钱明、宣绍龙《明清时期两浙儒学的演变与定位》等。

　　五、儒学与西学的交涉

　　明代后期传教士进入中国，中西文化开始碰撞交融，一方面，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有所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也开始理解和向西方回传中国的文化。近年来，随着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深入人心，这方面的研究日趋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来华传教士传教活动研究。除了最为著名的利玛窦之外，近年来其他传教士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如罗明坚、邬若望、艾儒略等，进一步丰富了对传教士群体的研究。彭裕超《克罗地亚耶稣会士邬若望生平行事考略》考察了邬若望的生平行迹；陈恩维、卢源源《发现与重估：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研究平议》总结了罗明坚研究的现状，主要是对罗明坚价值和历史地位的重估；吴仙云《耶稣会士艾儒略入闽与福建天主教会创建时间考》考察了明末首位进入福建的传教士艾儒略的传教活动，韩国学者全洪奭《从“天学”的分化看明末“礼仪之争”发生的背景》主要探讨了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内部关于传教方式的争论，即所谓的“礼仪之争”。

　　2.晚明儒耶对话研究。晚明儒耶对话涉及儒学以及次一级的理学、心学等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尚文华《利玛窦理性观和儒家天命观在善问题上的差异与互动》检讨了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和中土士人关于为善有意还是无意的讨论；张晓林《明末耶儒对话的两种诠释模式——以利玛窦、朱宗元为例》讨论了儒耶对话中以利玛窦、朱宗元为代表的两种关于天地观念的诠释模式。张凯作《明末清初天主教与阳明心学的苦乐之辩》考察了天主教传教士与阳明学者针对人生之苦乐问题的辩论，他发现传教士倾向于结合朱熹理学而非阳明心学来传播天主教，而中国学者对他们的反驳则往往以阳明心学立论。邓晓芒《从宋明道学与西方形而上学之别看中西文化分野》探讨了宋明道学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差异，认为道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而西方形而上学所崇尚的则是认知和科学，这一点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

　　3.中学西传研究。除了西学东渐之外，中学西传也渐渐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明末清初是中国经典和文化非常集中的西传时期，相关研究包括中国经典的西译、中国思想和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等。首先是四书的翻译和传播，四书是传教士接触最多也最熟悉的经典，他们很早就将四书翻译成了西方语言，所以这方面材料较多，也颇受学界关注，相关成果如葛文峰《〈论语〉在欧洲早期汉籍书目中的著录及意义》、高源《欧洲拉丁文四书首译本新探》、张西平《欧洲第一个〈中庸〉译本初探》、王慧宇《现存最早的欧洲语言〈孟子〉手稿析论》、罗莹《耶稣会士罗明坚“四书”手稿新探》、麦克雷《“礼”在早期拉丁文“四书”中的翻译：兼论“礼仪之争”》等等。除了四书外，还有关于通俗读物、教材等编译书籍的研究。《明心宝鉴》是明人范立本所编，汇集了700余条人生、道德、规训方面的格言警句，是明清时期最为流行的通俗教导性读物，胡文婷、张西平《蒙学经典〈明心宝鉴〉的拉丁语译本初探》、胡文婷《16世纪〈明心宝鉴〉的西方译介——以高母羡译本与罗明坚译本为中心》等对其进行了检讨。关于罗明坚翻译并用拉丁文注音的《千字文》，宋黎明《罗明坚拉丁文注音并翻译的〈千字文〉研究》、陈恩维《汉拉双语〈千字文〉手稿及其跨文化意义》等对其进行了探讨。《通俗故事》是罗明坚与其中文老师共同编写的一部汉语学习教材，张西平、陈茜《中西文学的首次相遇：罗明坚〈通俗故事〉研究》从《通俗故事》的底本、故事的编辑特点以及中西文学的会通几个方面对该书故事做深入考察。还有专门考察宋明理学在欧洲传播情况的，如刘绍晨《宋明理学在欧洲的传播》。

　　总体来说，近年来的明代儒学研究非常丰富多彩，其中几个明显的趋势是：首先，新资料不断涌现，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进一步丰富，为明代儒学研究开辟了很多新方向和新领地；其次，阳明学虽然仍是主轴，但为阳明光环所遮蔽的其他思想家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其价值开始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肯定，所以明代儒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立体化的特征；最后，儒学研究由单纯注重精英思想家层面，开始进一步关注世俗层面，关注儒学的社会落实、儒家与礼制建设、地方儒学、经学与科举制度等，这类更具象化的研究视角，使儒学的内涵更加丰富。未来的明代儒学研究，期待通过进一步消化吸收新资料，采纳新方法，对传统的学术史建构进行更多的修正和完善。

　　（作者单位：孔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