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柳宗元作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引领者，对儒家思想的复兴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2023年度唐代儒家人物的研究中，学者们对韩柳的关注较多，主要包括韩柳的臣道观、传道师论、文道关系及与宋学的关系等。

　　一、韩愈思想研究

　　成守勇《韩愈复兴儒学探析》认为，韩愈对儒学发展的探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揭露佛道理论之虚妄；另一方面力图恢复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应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这为后世儒学发展奠定了致思方向，而非对具体的儒学理论做出圆融的解答。宋宇轩《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认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初期宋学均与韩愈有着密切的关联，体现了宋代学者对韩愈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尊孟的共识下，尊韩与非韩表现出宋代学者试图重建文化秩序的努力。刘鑫源《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矛盾性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通过对韩愈《汴州乱》《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等多篇文学作品分析认为，在韩愈的身上，儒家文化人格中的政治人格与道德人格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矛盾性。政治人格产生的矛盾使他为后人留下了急躁冒进、急功近名、不安于贫贱的把柄；道德人格上的矛盾性使他的诗文呈现出文从字顺、奇崛险怪的两个相异侧面。白贤《韩愈与儒家臣道观之演变》认为，荀董“君尊臣卑”的臣道观与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臣道观相背离，对荀董臣道观的继承与践行，正是韩愈被宋代理学家批判的原因。霍兴聪《韩愈治潮的思想史意义》认为，韩愈治理潮州的思想史意义主要表现为经术上坚守先王之道与君子固穷，政事上安民除害与尊孔兴学，传承方面招揽弟子并立祠。张庆利、张莹《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认为，韩愈否定子夏作《毛诗序》有三点重要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陶慧《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认为，当韩愈已经成为儒家道德文化秩序的符号时，“崇韩”观念不仅是北宋官方意识形态大力弘扬的结果，同时也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们的自觉追求。王宁《唐宋儒学形上建构与文道关系的演变——以韩愈、周敦颐为中心的考察》认为，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贯道”“文以明道”，主张“文”与“道”并重。至宋代初期，周敦颐对文道关系进行总结，主张“道”是理学家们追求的最高本体，“文”只是“道”的感性显现。这一转变与儒家学者的形上本体的建构密切相关，二者之间的互动生成，对文人群体、文学创作和“文以载道”思潮产生了影响。

　　二、柳宗元思想研究

　　杨智雄《“章句”师风与柳宗元“传道”师论的建构》认为，唐代的儒学教育出现了章句师风与传道师风的失衡，在章句之风为主的教育环境中，柳宗元“避名求实”的师道教育理念“不但可以遮蔽‘耻为人师’的教育风气的干预和社会的谴责，而且可以为传统儒家‘传道’之师铺开可践行之道，使之成为儒学复兴的一股重要力量”。陶笛平《柳宗元“民本官仆”思想的形成和实践》认为，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之后，逐渐形成了“以民为本”与“吏为民役”的为官思想。在担任柳州刺史期间，柳宗元积极革除当地奴婢买卖陋习；重修孔庙，宣扬儒家教化、发展教育以改良社会风气；凿井、植树以改善民生，促进了柳州的发展，但其崇尚佛教有一定的愚民色彩，固守儒家重农抑商的传统等与“民本官仆”思想背离，显示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莫道才、李飞《浅论柳宗元的“除芜见清”》从柳宗元诗歌文章中大量用“清”这一现象，分析了柳宗元尚“清”除了与生活环境、继承传统、佛道思想、儒家思想等因素有关外，最重要的是与其“除芜见清”这一理念有关。“除芜见清”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并与明德显志、逆贼败逃、国家兴旺有关联。柳宗元是效仿而做，“除芜见清”而明德显志。罗琼《柳宗元山水散文中佛儒思想的异域传播——以石听泉英译〈永州八记〉为例》认为，汉学家石听泉（RichardE.Strassberg）翻译的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忠实地重构了柳宗元笔下中的山水意象，在异域文化中重现了柳宗元特有的“自然之异”，将中国哲学中“物我同根”“禅意静境”“统合儒释”等思想植根于异域文化的土壤中。

　　（作者单位：尼山世界儒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