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董仲舒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023年关于董仲舒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态势。其中涉及的领域有董仲舒思想研究、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研究、后世学者对董仲舒思想研究之考察等。而董仲舒的思想研究又是其中的重点，就学者关注的问题而言，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大一统思想、中和思想、儒法关系、天人问题、人性论、仁礼情义等观念以及治身养生，教化、德育等方面。

　　一、董仲舒思想研究

　　孟祥才《董仲舒政治思想的现代启示》认为，“天人感应”透出权力监督意识，“君权天授”展示政权合法性的意蕴，“民受之”展示民意与合法性的内在联系，“德主刑辅”确立良政的基本原则，中央集权与儒学独尊昭示统一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有差异的“均富”思想显示社会财富分配理念，对现代社会治理有所裨益。邢榕瀚、吴之清《董仲舒政治儒学的精髓要义及时代价值》认为，“以万物一体、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学说”“‘三纲五常’的政治关系学说”“‘德主刑辅’的政治手段学说”是董仲舒政治儒学的精髓要义，对巩固统治的意识形态，凸显社会教化功能，强化中央集权有重要价值。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认为，董仲舒开启了儒家与国家宗教的合作关系，也就是“王教”，六经原先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反映王教的文献。儒家与国家宗教的合作关系，以董仲舒标志其始，以康有为标志其终。季桂起《董仲舒“王道”观的国家治理思想》讨论了董仲舒“王道”观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认为“王道”是以“天道为仁”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遵循以民为本的宗旨，表现为统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质、百姓的教化与社会的礼法及国家制度的统一，以仁义为主导，“德主刑辅”的模式，以德服人的外交原则，最终以大一统作为追求的目标。刘斌《董仲舒的三统五德说与帝德谱重建》认为，董仲舒的帝德谱采用五德相生说而非五德相胜说，在五德说中保留秦的地位，且应该已推定汉为火德。春秋在三统中是黑统，在五德中无地位；秦在三统中无地位，在五德中是木德。在三统上，春秋继周，汉法《春秋》；在五德上，秦继周，汉继秦。在此三统五德相结合的帝德谱中，周、《春秋》、秦、汉四者之间的关系首次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汉朝的合法性得到论证。方达《从“天人相应”到“天人感应”——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发微》认为，董仲舒“大一统”所依赖的“天人感应”实际上是改造荀子“天人相应”的理论而来，其核心内容是“天”与“人”的统一、“教化”与“政治”的统一、“天子”与“众人”统一、人伦与政治的统一，而这所有的“统一”都是为了保障“皇权”的至高性与唯一性，以及官吏选拔体系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时效性。虽欲约束皇权，但最终沦为皇权约束社会的工具，没能形成皇权自我约束的内在律令。欧亚琴《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建构》认为，“大一统”思想受先秦思想和“儒道互黜”的社会现实影响，奠定了“一元”观念、尊一思想，即“元一元论”，此构成了大一统思想基础。这种“一元”观念、尊一思想，进一步延伸至思想政治领域，开启了儒学定于一尊之路，并通过政令措施的实施，最终实现封建王朝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崔锁江《董仲舒大一统论基本内涵的三重维度分析》认为，董仲舒将大一统理论引申为天道、政治、王道三重维度，分别指向宇宙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思想大一统。其中王道维度涉及天道不变、天道贵始、天授君权等内容；政治维度涉及正统、通三统等内容；王道维度涉及王道贵始、王道通三等内通。桑东辉《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精华，并借助阴阳五行等学说来证成儒家的中和思想，继而从本体论、道德论、政治论、修养论以及阴阳五行等角度，系统论证了其中和思想的核心内涵及其实践价值。韩星《董仲舒的中和论》认为，董仲舒继承了《中庸》的中和观念，形成了以贵中尚和为主体，阴阳五行为框架，由中致和为途径的理论体系，并从治身与治国两个方面展开中和论的实践应用。唐艳《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董仲舒君子“中和”治身观念的天道逻辑与运作机制》认为，董仲舒把“中和”之道视为治身的根本法则，在天道宇宙图式中搭配阴阳、四时、五行元素，勾勒出动态、立体、有序的“中和”运行原理，为君子治身找到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与坚实的信念本体。朱承《从天道到教化：董仲舒的公共性思想》认为，董仲舒建构了以“天”“君”“礼”“教”为核心观念的公共性思想，赋予“天道”以公共普遍的意义，以此为人类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奠基。在解决公共性的治乱问题上，教化之道优先于政刑之具，以儒家价值为内容的公共教化是将天道、君意、礼治等精神在民众中推广开来的必由之路。魏姝《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认为，“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郑济洲《“独尊儒术”新批判：今古辨异与董仲舒之真意》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提法是在近代反传统意识下提出的，本意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董仲舒力图在汉武帝推进汉帝国政治秩序重构基础上，立足“《春秋》为汉制法”的政治旨归，从治道和人事两个层面体系化建构儒家式“大一统”的汉帝国，而近代学人在“反专制”“倡民主”的思潮下对董仲舒的批评是现代性的一种“误解”。吴恺《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层次探析》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有严密的逻辑层次：“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起点——“天”具备人格内涵，“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内涵——人要顺应“天”的秩序行事，“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要求——人应按照“天”的精神提升修为。张茂泽《董仲舒“天人一”说的思想史意义》认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一”命题，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天人一”既由天到人，也由人到天，是两个环节的有机统一。其中阴阳五行作为万物构成的材料，在世界本原结构中居辅助地位。“天人一”是汉代儒学“天人合一”观的代表，也成为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直接源泉。李福龙《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发展》认为，人性论的形而上学构建和儒学政治化实践是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的重要发展，在统合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整合了形而上之“性”和形而下之“质”，弥补了先秦儒家单论“性”或独论“质”的弊端。刘彩云《董仲舒人性论探析》认为，董仲舒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思想，提出性三品说，详细分析了人性品级并以中民之性为性，倡导教化指明了向善的途径，形成了独特的人性论学说体系。姜智《正谊明道视域下的董仲舒仁说探析》认为，董仲舒从“爱人”的仁学基点出发建构起“天仁合一”的思想体系，并指出“仁人”应该“不谋其利”“不急其功”，将仁爱之心推扩出去，“以仁厚远”“爱及四夷”“致无为”而取得“习俗大化”的“仁圣”功绩。张树业《信仰、仪式与天人之际——董仲舒论祭礼》认为，董仲舒极力论证郊祀绝不可废，论述《春秋》不因丧废郊，足见祭天的重要性。以周、秦二代兴衰之对比，将郊祀礼理解为子对父的孝道侍奉，在强调天之神圣权威的同时，将之纳入儒家之德行与教化理论系统。邓红《董仲舒论“情”》认为，董仲舒将“情”定义为“情者人之欲”，将“情”从先天的“性”中分离出来，认为“情”是后天的、受外物“动”而“变”发出来的精神状态。并且将阴阳和“情性”联系在一起，为“情”寻找自然哲学根据。提出“情非制度不节”，强调社会规范、礼乐教化对“情”的制约作用。秦进才《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关系新探》认为，正谊明道是董仲舒对越有三仁问题而言，正谊明道是仁人的标准，与董仲舒的义利观本来没有关系。自宋代朱熹开始把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联系起来，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而产生重大影响。李洪杨《董仲舒的身体观》认为，理解董仲舒的身体观要从三个角度：从本体的视角，揭露了身体与天的一致性；从伦理的视角，认为伦理道德的实践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道德践履才能得以表达；从政治的视角理解，强调治国与治身、政道与身体的关系。姜淑红《董仲舒仁智并进理路对现代政德教育的启示》认为，董仲舒在论证为政者修身于国家治理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仁”“智”并进理路，也就是德性主义和理智主义并进的治理思路。“仁”和“智”须臾不可分离，互为助益，缺一不可，这一理路直接影响到汉代的具体政治。

　　除了对董仲舒思想直接诠释外，还有学者从比较之视角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了检讨。郭晓东《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认为，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郜喆《从董仲舒“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论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认为，董仲舒的“三统说”影响了西汉中期以眭弘为代表的革命思潮，刘歆将“三统说”改易为“三统术”的历法技术并引入五行相生说，论证了新莽及东汉王朝的历史正当性。从“三统说”到“三统术”的变化，昭示了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黄海燕《浅析孔子与董仲舒关于正名思想的异同》以正名思想为核心，论述孔子的“名实相应”到董仲舒的“名则圣人所发天意”“名生于真”的正名思想发展与变化，认为“名”的内涵意义不断发生变化，但“正名”思想的目的即为政治服务并无改变。付林鹏《“应天制礼”观念的思想生成与学理阐释——以〈礼纬〉为中心的考察》认为，董仲舒在赋予天以宇宙总体秩序内涵的基础上，从天道和天命两个角度探讨了“应天制礼”的内在学理。《礼纬》则以董仲舒的学说为理论框架，不但从细节上丰富了“应天制礼”的具体内容，更深入讨论了“应天制礼”的感应模式，甚至还与汉代的礼仪实践产生了互动。赵静《论儒家哲学“以春见仁”的理论进路——以董仲舒、程颢、朱熹为中心》认为，从古代儒学史中可以窥见一个“以春见仁”的理论进路。董仲舒的“春系于元”，通过“天之端”显现“无穷极之仁”，其对天地分理的论说可视作理学的先声。程颢以“生春气象”显现本体为生生之仁体，由象见体的过程中体现了理学的统分与显隐。朱熹极富条理地解说四象之春对宇宙本体的显现，“春气流行”即是仁体流行、天理流行。经此理论进路来看，由生春气象显现的仁体兼有“时”“德”“气”三个维度，可说是时间之始、道德之源、万物之本。张春燕《邹衍阴阳五行对董仲舒思想的影响》认为，董仲舒阴阳五行的学说受到邹衍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阴阳、五行最初互不相通，所述含义较为单一，邹衍以其独特的建构方法将两者相连，利用阴阳相合激发五行活力。董仲舒受此学说的影响，其学术成果多带有阴阳五行色彩。

　　二、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研究

　　路高学《董仲舒公羊学的大一统王权合法性叙事》认为，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公羊传》历史叙事的创造性诠释，在“圣王一体”的价值语境下，建构起大一统王权的合法性理论体系。一方面会通天人，指出“由王而圣”的可能性，为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在“圣王一体”理念下，采取“由圣而王”的路径，对孔子为“素王”而为后世制宪立法进行了深入诠释，实现了“圣”与“王”的逻辑统一。刘增光《董仲舒的〈孝经〉学》认为，汉代盛行“《春秋》与《孝经》相表里”的观念，实与董仲舒对这两部经典内在义理的诠释有关。除《五行对》之外，《为人者天》《立元神》亦堪称是两篇“《孝经传》”。董仲舒以《孝经》的“博爱”贯通《春秋》和《孝经》之义，对儒家仁学做了进一步发展。但其以五行思想为基础提出的“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强化了忠君的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孝的真义。邓红《董仲舒〈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研究》以《治水五行》篇为中心，认为董仲舒为了将五行和阴阳四季一年结合起来，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当“七十二日”的说法，这种说法可能是受到了《管子》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十月太阳历。余治平《董仲舒“救文以质”论——基于〈春秋繁露·王道〉篇的经学诠释》和《亲亲尊尊视域下的“四法”流转——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篇历史哲学演绎》对《春秋繁露》中的《王道》和《三代改制质文》进行了分析，认为董仲舒以“救文以质”为中心，通过《春秋》中具体案例的分析，论述尊礼重、道义为重、以质治文等思想，目的是力主汉德当从夏从敬，取法《春秋》重返质家法统。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而殷质、周文又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王志宏《董仲舒的名学理论与儒家的教化政治——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发微》借助于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对名号等名学理论进行阐释。认为董仲舒的名号不是人的工具，天地通过名号而对万物的本性有着最终的规定。天子、君、王和民的名号是从德性的角度出发进行规定的，为儒家的教化政治提供了现实的前提。甘立娟《〈春秋繁露·灭国〉的存亡思想》通过考察春秋亡国，阐发存亡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强调群的力量，主张君主应该内外不失其群；强调君臣推心、托付得当的重要性；推崇霸主兴灭国、继绝世的华夏互助。认为所论及灭国，或因三点不居一而致灭，或因有始无终而遽亡。何善蒙《〈春秋繁露〉“天”论疏解》主要讨论董仲舒的天论，上天、天下、天子、天道、天数、天生、天意、天经、天命、天时、天志、天德、天制、天理、天伦、天心等，在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序的整体。张淇、何善蒙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孔子形象》认为，董仲舒视孔子为圣人，确定了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视孔子为“素王”，明确孔子秉承天意得授制作之权；通过建构孔子“神而先知”的形象，最终将其政治学说神圣化。经过董仲舒这般诠释，孔子的形象在西汉时期转而成圣、成王乃至成神。李英华《董仲舒的“不遇之遇”及其历史文化意义》认为，董仲舒的“不遇之遇”包含三层含义：“不遇”，主要指生不逢时；“遇”，指面临和把握历史机遇；“不遇”之“遇”，表示“不遇”之中也存在“遇”，同时兼指“不期而遇”。董仲舒之“不遇”反而促成一种更大的“遇”，由“不遇”而成就了“不朽”，如此才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留下旷世巨著。罗惠龄《董仲舒〈士不遇赋〉的易学思想——以本体诠释学的认知模式探析》认为，《士不遇赋》通过本体诠释学之观、感、思、悟、通的认知模式，透过对话及人的相对主体间的知觉理解，经由转移升华的平和释然，因照具体情况而发生的认知方式，从而构成的认知存在体验。

　　三、后世学者对董仲舒思想研究之考察

　　李凯《“三统”与“三道”——司马迁对董仲舒学术的传承与发展》认为，司马迁对董仲舒的“三统”“三道”说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将之潜移默化地贯彻在历史叙述中，对“四法”说比较淡化，看重的不是“三统”的名物制度表象，而是“三道”的“忠”“敬”“文”的本质。魏涛《相感与相分的中和：司马光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吸收与转化》认为，司马光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进行时代性转化，确立了以真正理性的态度审视天命与人事关系的问题，推动天人关系理论向着“天人共济”的方向发展。魏义霞《透析戊戌前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认为，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兴趣、阐发秉持一贯的立言宗旨和学术立场，归根结底服务于立孔教为国教的国学理念和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公羊学的立场决定了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备至和对《春秋繁露》的顶礼膜拜，也先天地框定了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态度评价和董仲舒在康有为思想中的历史命运。吕存凯《康有为对董子之学的诠释和发展——以〈春秋董氏学〉为中心》认为，康有为一方面发展了董仲舒的历史哲学，将“三统”和“三世”说进行现代阐释，创造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进化主义；另一方面，阐发了董仲舒的元本论，将“元”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迟成勇《张岱年对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评析》认为，张岱年在研究“天人合一”思想过程中，与传统的肯定性评价不同，以“牵强附会”“穿凿附会”等评价董仲舒的“天人相类”，认为董仲舒思想总体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也不可忽视其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的合理因素。王松《民国社会对董仲舒的认识：以〈学衡〉为中心》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显露出的西方文化危机，促使民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学衡》杂志注重不同学派间联系，对董仲舒批判而有继承，对董子学认同而不盲从，反映出《学衡》力图通过融贯儒学体系，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等乃至超越的思路，其对董仲舒认识中开放与偏狭并存、新旧思想杂糅的特点也表明：思想传统在近代被改造并使用的过程中，只有着重于学术意义、完善内在体系，才能较好实现“昌明国粹”的宗旨，从而真正推动现代性儒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