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学研究

　　李若晖《弃其天伦：何休篡改〈公羊〉发覆》认为，“天伦”一词只见于《穀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由于《五经异义》引“《公羊》说”言“武王为天诛纣”在今本《公羊传》中也没有对应的文字，据此可推知何休删削了《公羊传》庄公元年的“天伦”之文，并篡改其经义为“诛不加上”，这体现了汉初儒者所竭力拒斥的绝对尊卑观，至汉末已被儒者自觉用于经学改造的趋势。

　　王赫《五礼、异代与尊卑：汉唐礼学体系建构的一些视角》聚焦后汉郑玄和初唐孔颖达、贾公彦，探讨他们三礼之学中一脉相承的观念和方法，并尝试探讨其与更广义的“礼”的观念之关系。文章论述了郑玄奠定的“吉凶宾军嘉”即“五礼”的分类体系以及对后世经师的影响；以郑玄的“四代异礼”架构用于解决经文矛盾并非和谐完美为问题，一方面道出义疏家弥缝郑玄“异代礼”体系的困难，另一方面展现义疏家完善郑玄“四代异礼”体系的成果；郑玄注三礼尊卑等级的观念不仅是调和的工具，而且是自觉构建体系的方法，而这种观念和方法被南朝义疏家发挥到了极致。

　　王小婷、张佳旭《赵岐〈孟子章句〉引用经文考论》认为，赵岐引用《论语》《孝经》注释《孟子》，强化了孔孟之间的联系，开后世尊孟子为亚圣的先河，亦为孔孟道统说之滥觞；兼采《左传》与《公羊传》，在今古文经学的选择上表现出开放的态度；援引《周易》，表现出崇阳抑阴的思想观念。由此，可窥见东汉学者对《孟子》评价的提升以及东汉末期一人治多经、今古文经学逐渐融合的学术现象。

　　刘杰阳《试论晚出〈古文尚书〉的训释文体》认为，晚出《古文尚书》以“本经”来立说，坚持遵用经文用字，以文字常训为训诂工具，利用经文内文证据，以此排除经文所无的学说和争议性内容，剔除复杂的经学理论，其解释因而显得简明、平易，也更具包容性，它既不同于汉代今文章句以口传师说演绎经文所无的内容，发挥经文以外的“微言大义”，也不像东汉郑玄等古文《尚书》学者以“博通”为尚，试图沟通群经，建立复杂的理论体系。

　　熊良智、肖娇娇《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通过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的互证，认为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南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305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何海燕《孝之家国意义的多维阐发——汉代四家〈诗〉视域下的孝亲诗》认为，鲁、齐、韩、毛四家《诗》不约而同地参与到对《诗经》孝亲诗的阐释中来，对作为政教文学的《诗经》在汉代孝治中的具体价值作了多维阐发，视孝为家国延续的重要品格，赋予孝之传承性是四家《诗》的基本立场，面临忠孝抉择的矛盾冲突时“公义”逐渐盖过“私恩”，呈现出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倾向；对行役制度和归宁制度下民众无法行孝持同情态度，体现了对君王之德的要求和对人类基本孝情的肯定，蕴含着人本主义精神及家国和谐意识；对家庭伦理之孝情的关怀和对国家之孝治的关注，构成了四家《诗》浓郁的家国孝道情怀。

　　邓联合《〈老子〉与〈诗〉之关联的语文学考察》认为，《老子》在成书之初就已受到《诗》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其中的某些文句已现出诗歌化的特点。后世的传承者受到《诗》的影响，对《老子》篇句进行了修饰和增益，便于随口吟诵甚或配乐歌唱、利于授受流传之目的。从早期的郭店本到较晚的王弼本可以发现，《诗》是《老子》文本历史性生成不可或缺的背景性经典，它不仅影响了《老子》这一道家立宗之作的初貌，而且始终伴随并以独特的方式深度参与了其后不同传本的演变历程。

　　刘增光《公天下的隐没与忠君的凸显——唐〈孝经注疏〉的批判性考察》认为，玄宗注解《孝经》，名虽为经注，实寓治术，玄宗以经文以就己意的注解方式，隐没《孝经》中作为行孝最高境界的“立身行道”之义，以遵守现世礼法为孝，强调“以顺移忠”的忠君之义。这使得《孝经》变成一部劝善的伦理书，其实质为政治教科书。

　　杜以恒《论武威汉简〈仪礼〉分节符号背后的经学内涵》认为，分节符号是对典礼的分析、整合，直接关乎经义，是一种独特的解经方式。简本《仪礼》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281个仪节划分符号，其形态多为实心圆圈，并且分节符号在内的绝大多数原有符号都占一字或半字位，说明这些符号在抄写之初就已存在。通过与熹平石经《仪礼》分节符号的比对，说明武威汉简《仪礼》及其仪节划分体系在两汉时期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性。汉简分节者比后人更加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体现了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

　　郜积意、曾新桂《礼经郑注“馔要方”图释》认为，《士昏礼》《特牲礼》郑玄注中“馔要方”关乎昏礼夫妇同牢的俎数、公食礼之宾馔是否出于席外、特牲礼户内四馔安放的重要问题，“馔要方”意指“俎正”，应是三俎以上。若三俎，则二横一纵；若五俎，则四横一纵；若七俎，则六横一纵；若九俎，则三三而横。针对贾公彦以“大判”为释，作者认为必当详考食器尺寸、馔法，及筵席长短、宫室广狭，乃可定其大判之“方”。

　　王忠杰《〈仪礼〉郑注“牲体之数”的觳髀之争》认为，牲体之数为二十一体，经文序列十九，其他二体尚无明文；贾公彦合二觳为二十一体；朱熹首倡取二髀去二觳，辩难贾疏；敖继公申述“觳非正体”；清人姜兆锡辨贾疏前后相互抵牾；秦蕙田等论觳亦非正体；三礼馆臣以祝用髀，佐证髀为正体。作者指出，依据经注，可证髀为正体，而觳非正体，只是全体，因此，牲二十一体当增髀去觳。文章认为，觳髀之争并非简单的去彼取此关系，其背后蕴藏周代诸侯之卿大夫、士祭祀用体的相应规则：其一，祭祀用体，体不夺正；其二，祭祀用体符合“经而等”原则；其三，祭祀隆杀分明，贵贱有别，尊者用尊体，卑者用卑体。

　　华喆《〈仪礼·昏礼〉“问名”诸经说探赜——兼议礼教观念对于经说之影响》指出，郑玄认为“问名”目的在于询问女方姓名，归而占卜吉凶。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学者的疏解均不同于郑玄，清代大部分学者更是将矛头直指郑玄，认为郑注有误。在如此纷繁的解说中，包括郑玄在内的学者们都受限于礼法名教，故此对“问名”衍生出多种认识，而后世学者基于“妇讳不出门”的礼教观念，对郑玄注有不同程度上的误会，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吴凌杰《何以为宾：试论经学视域下“宾礼”概念的构建》认为，经学中的“宾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概念，《周礼·大宗伯》只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种极为简略的定义，而郑玄、熊安生、孔颖达诸家的注解不一，他们深挖宾礼背后的实施主体、空间方位、亲疏关系、分封体系等问题，又在此起彼伏的批驳过程中延伸出新的问题，使得宾礼的内容不断扩充，最终宾礼在经文与义疏之间的张力中，逐渐叠床架屋，也为后面“客”与“客礼”等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朱红林《“屠家悬肉格”考——〈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之一》指出，《周礼·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簝，以待事。”郑玄注：“玄谓互，若今屠家县肉格。”根据目前所见汉魏时期画像石、画像砖所展现的悬肉格形制，认为据安装方式可分为地面起竖式和屋梁下垂式两种类型。悬肉格作为一种简单实用的悬挂器具起源很早，文献中商纣王所作“炮格之刑”的刑具，很可能就是受那个时代两竖一横式悬肉格的启发。

　　王妮《郑玄注〈易〉改字考》认为，郑注中的改字，不仅仅是训诂意义上的改字，还有文本不同的影响，应是一种综合的解读方式。通过郑玄《周易注》现存25条注释文例，可以看出郑玄改字不再限于训诂改字，不同经师解读传本的文本影响和个人阐释都会在注释中通过改字体现；依据虽不固定，但绝非随意附会。

　　刘璐《杜佑〈通典〉通经致用考：以“郊天”为例》指出，通过钩稽、释读《通典》引释郊天礼的内容，与唐代经注、礼制典籍《开元礼》所论相比较，可知杜佑并未有跟随唐代论述，反而重采郑玄说。《通典》“一遵郑注”还是“狥俗”不过是外显结果。实质上，杜佑尝试从思想精神上建立一套君尊臣卑的体系，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配合，以建构“强干弱枝”的理想社会，维持唐朝之长治久安，达至“理道”。

　　二、易学研究

　　汉唐易学是有史可载的易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因此历来是易学研究领域的重点。2023年汉唐易学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知名历史人物的易学思想研究、知名易学著作研究、重要易学问题研究、汉唐易学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历史原因、易学思想与其他思想的内在关联，在研究视角上展现出了现代学者特有的历史自觉。以下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分述本年度汉唐易学研究代表性成果。

　　汤太祥《〈易林〉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指出，《易林》上承孟喜之卦气说，开创“焦林值日”法，并将“阴阳灾异”说、“五行”说、“纳甲”说等说易方法传授于京房，下启京房之象数易学，最终促使孟、焦、京易学体系的形成。

　　陈沛锦、张其成《〈白虎通〉中的易医思想研究》认为，《白虎通》中的易医思想主要包括法象的饮食之道与五行之性、取法天地之数的生育之道、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体现了汉代象数易学思维在中医学中的具体运用，从而阐发了“人，天之子也”，生命来自天道并法象天道，天人同源且同构的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如此，方可达至《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言“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的终极生命理想之境。

　　林忠军《谈象数易学》认为，以孟喜和京房等为代表的易学家，迎合当时经学和整个学术发展的需求，运用象数观念作为手段，重在阐发易学微言大义，建立起了推天道、明人事的庞大易学体系，从而改变了易学发展的方向，成为汉代易学的主流。东汉易学家以探索文本本义为目的，以郑玄、荀爽、虞翻等为代表，阐发了一系列比西汉更为精密、更为深刻的象数思想，成为象数易学集大成者。魏晋隋唐时期是象数易学衰微时期，少年王弼以老庄注《易》，辨名析理，尽扫汉代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开始衰微。

　　任蜜林《刘向的易学思想：从义理阐发到象数灾异》指出，刘向虽没有易学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奏疏以及《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说苑》《新序》等著作中，可知刘向注重象数灾异思想，其动因并非源自《周易》本身，而是与其本人杂有齐学的思想背景有关。

　　李若楠《费氏〈易〉以“〈彖〉〈象〉解经”发微》指出，“《彖》《象》解经”兼具象数、义理两种方法，以“象数”解《易》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六爻所处的位置以及爻与爻之间的关系，其所用象的内容较少，而且和《说卦》有一定区别。以“义理”解《易》则有以“理”解《易》和以“史”解《易》两种。传承费氏《易》的荀爽、郑玄《易》学并没有完全遵照费直解《易》的方法，而是在吸收其他《易》学基础上有所创新。

　　郁薇薇《孔颖达以“兴必取象”为核心的兴象观——“兴象”范畴的前理论形态》认为，孔颖达的兴象思想是后世“兴象”范畴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在对“兴”和“象”的阐释中，孔颖达把握了其中审美的质素，促成了“兴”“象”两个概念从经学、易学向审美领域的转化，又通过易象“若《诗》之比喻”“兴必取象”等命题，从表达上将“兴”与“象”关联起来使用，为“兴”与“象”直接结合成为“兴象”范畴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杨易辰《陆贾治道哲学的易学诠释——以〈新语〉与〈系辞传〉为中心》认为，陆贾引用《周易·系辞传》，将“天人合策”与“统物通变”作为根本性的治道方法，不仅提出了“圣人治迹”这一理想化的政治治理模式，又将阴阳之理作为“仁义之治”的内核，以凸显仁义和教化的积极作用。统合《系辞传》中的天人哲学与伦理思想，意在论证“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之大势中“法先圣”“行仁义”的重要性。此一治道哲学的易学诠释方法蕴涵了践履人伦道德规范和创造不朽功业的政治理想。

　　马士彪《反本与守真：王弼玄理易学的工夫论之维》以王弼易学为研究对象，指出王弼的复卦注蕴涵两种不同类型的工夫：“超越止息”的反本工夫、“任其真”的涵养与任持工夫，前者是建立在“复心”工夫之上的境界心灵观照，后者则意在通过涵养冲虚境界心灵的工夫，达到任持虚静本性的效果。

　　王贻琛《时间维度下虞翻易学的旁通之象》指出，虞翻易学旁通说的基石是阴阳消息及由此确立的六虚表里显隐之位。借助旁通，虞翻揭示了现在之维下，天道与人事的显隐互通一体之象，显之象与隐之象共同构成以显之象为主导的整全之象的一体两面；过去到现在之维抑或现在到未来之维下，天道与人事的显隐一体、动变流转之象，诸象不是现成已然的象，而是逐渐生成、动态展开的象，诸象间表里显隐一体，动态逐次进退变化相通着，构成本卦之象整全显隐流转视域下的一体两面，由此昭示世界为一涵摄贯通场、流转相通场。

　　王新春《魏相着眼王道之治的卦气易学》认为，西汉魏相高标“繇阴阳”的王事、人生宗旨，从敬畏天、阴阳、阴阳之道而呵护生命生生出发，据八卦卦气构设具体王道之治，推出顺应阴阳节律的“震治”“离治”“兑治”“坎治”等，以经典范导转活现实，以现实激活确立经典的现实维度，令经典豁显鲜活时代性生命活力，转精微理论力量为强大现实力量，实现了对《说卦传》《易阴阳》《明堂月令》等资源的融摄会通与发展，彰显了鲜明的经学理论家、实践家品格。

　　任蜜林《京房易学的阴阳五行说》认为，京房易学之所以能够对两汉易学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其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到《周易》中，使得《周易》变为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象数易学。京房之所以在阴阳五行思想基础上建立一套八宫卦为基础的象数学说，并不主要是为了易学建构，而是为了政治上的运用，这与后世以占测个人吉凶为目的的术数之学有着本质不同，这也是京房易学在当时被立为官学的原因所在。

　　吴仰湘《〈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认为，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

　　于茀《“父母六子”与“八卦相错”：帛书〈周易〉形态谱系新探》认为，通过清华简《别卦》，可确认帛书《周易》分为八组的文本结构不是汉代人的发明，而在先秦就已存在。帛书《周易》六十四卦文本谱系与《说卦传》、清华简《别卦》密切相关，其分为八组的卦序结构来源于《说卦传》父母六子学说，其生成方式就是《说卦传》的“八卦相错”。帛书《易传》文本形态谱系与传世本易传总体上大多出自孔门易学体系，但也有《连山》《归藏》古易遗说体系的影响，可以确认否定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及学界一直存在的《易传》道家主干说都是难以成立的。

　　董春《易象体系的历史流衍及哲学意蕴》认为，从易象的角度提出两汉之际的象数体系乃是以《周易》六十四卦所特有的阴阳变易思想为基础，透过卦象之间的联系变化来阐述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行，人生社会的更迭变迁。这套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乃是赋予象数体系以自然哲学的内涵以及丰富和完善这套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

　　王棋《从易之义的角度看汉末荀爽今古文易的融合与创新》认为，荀爽批判和剔除了易之义学说外部的灾异数术和谶纬神学，汲取合理内核，以天道推人道、以人道印证天道，在天人关系上不是引向神秘天道，而是归本人事，回归费氏易传统。他对《易纬》易之三义、易名四义等合理思想加以创造性转化，以阴阳变易、阴阳交易讲阴阳不易，论证社会纲常不易法则，阐发《周易》阴阳学说中的中正、中和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追求。

　　（作者单位：1.孟子研究院；2.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秦超负责撰写“经学研究”部分，崔芹负责撰写“易学研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