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孔子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从研究材料上看，既有基于传统文献的思想、文本考察，又有从出土文献考察孔子儒学的价值和意义。从研究理路上看，既有孔子思想的哲学、义理阐释，又有对孔子形象建构、孔子相关历史问题探讨。从关注视角看，既有对旧有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又有对解决当下问题的现实关切。整体上看，本年度孔子研究态势依旧蓬勃发展，孔子哲学的新阐释、新出土孔子相关文献研究成为孔子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一、孔子思想及孔子形象研究

　　1.孔子的教育思想。王齐洲《论孔子学校教育的方针、原则与方法》一文认为，孔子私人办学,不仅实现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而且制定了“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教育方针,入学弟子必须“儒服委质”成为儒者,并以成为“君子儒”为学习培养目标。洪澄《孔子“有教无类”思想重构及其现代意义》一文通过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进行重构，认为“有教无类”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君子”。将“君子”和“君子之德”解释为“良好公民”和“公民道德”，揭示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在公民道德教育层面对于现代社会可能的意义和价值。刘铁芳《教育的时间性——〈论语〉的教育哲学一解》一文认为，孔子重视现在的时间，充分地活在属于其自身的当代；又以斯文的传承与发扬为依托，承接过去、关联未来，保持个体成人的开放性。凭借一以贯之的生命之志达成自我生命时间的统一性，并在创造性地赓续尧舜、文王以来的礼文传统之时，让个体与过去、现在、未来的人们紧密相连，促成个体成人的完整性。

　　2.孔子的天命思想。宋立林《徐复观的孔子天命观诠释平议》一文认为，徐复观对孔子天命观念的诠释过程中，存在若干偏差，导致他对孔子整体思想的把握出现偏失。孔子所谓“天命”与“命”，乃是同一范畴的不同表述，其内在含义包括赋予义使命和限制义运命两个层面。冯晨《孔子天命的超越性分析》一文认为，天的自然法则与人的自由规则在孔子精神世界有机融合，形成了具有特殊内涵的天命信仰。孔子天命的超越性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个体生命向自然超越，孔子在对天的理解中纯化着道德自我；二是个体生命向历史文化超越，自我精神与礼乐精神在实践中统一。在此超越方式下，孔子一方面为自己的生命精神开创了道德实践新路，建立了自己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生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精神的互动，引领了时代文化的发展。常会营《双向超越：论孔子思想的超越性》一文认为，孔子神圣之天包含了道德性、惩戒性与神秘性，且其天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如道命、国命和人命等。孔子思想中既有天命、鬼神之外在超越，亦有道(天道)之内在超越，二者通过“德”一体贯通、紧密结合、不可偏废，并最终开辟出“仁”之人文新境，可称为“双向超越”。黄玉顺《诠释与超越——孔子的天命诠释学及其创世论意义》一文认为，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不仅具有“哲学诠释学”那样的世俗存在论意义，还具有创世论的超凡“创生”意义。这种思想深刻地蕴含在孔子的“天命”观念之中，可以称之为“天命诠释学”。“天”是超凡的绝对存在者、万物的创造者。“天命”是“天”的“号令”，意味着“天”是以一种无言的言说方式来创造万物。经典作为“圣人之言”，是对天命的诠释；而经典诠释又是对圣人之言的诠释，因而归根到底也是对天命的诠释。这种经典诠释不仅“后天而奉天时”，而且“先天而天弗违”，即“参赞化育”，参与到天的创生之中。

　　3.孔子的诗礼乐教化思想。王堃《礼：诗与乐之间——孔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一文认为，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用“诗性伦理”作为概括。伦理主体兴起于仁爱的诗性言说，依据正当、适宜之道，建构并持守作为伦理规范的“礼”，并在“乐合同”中完成伦理精神的诗性回归。诗性伦理是从生活情感的本真言说中建立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礼”的建构在诗与乐之间，并在与诗、乐合一的回环中复归仁爱情感。高波、侯方峰《孔子乐论中的“尽善尽美”思想辨析》一文认为，孔子乐论中“尽善尽美”这一命题涉及道德与审美的关系问题，“乐”兼具道德和审美两种属性的特殊艺术现象，在乐论范围内“美”和“善”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价值，而是能够相互转化、融合，最终实现美善统一。樊雪君《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一文认为，孔子的《诗》教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许春华《“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一文认为，孔子之“兴”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陈晨《〈论语〉情感教化的次第与儒家道德人格的生成》一文认为，《论语》中孔子强调情感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性，并将君子的道德人格生成视为一个情理交织的过程。诗、礼、乐对道德人格的塑造有着彼此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功用，但三者的本质都是立根于“仁”这一道德本体，并最终呈现为具有实践禀赋的道德人格。

　　4.文本中孔子形象研究。刘增光《教化与制法：郑玄〈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一文认为，郑玄通过对《乡党》首末两章所含隐义的充分开掘，营造了孔子生具圣性足以制作法度，却不遇王者的忧伤处境，但孔子不被凡人所知的“伤”却又可以转化为圣圣相知的“乐”，其关键就在于孔子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作《春秋》以制明王之法，郑玄以此表达了儒家所希冀的明王与贤者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邝其立《圣凡之间的教化——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孔子》一文认为，孔子的教化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劝学经业，欲以先王之道将弟子培养成为一代经师；二是与贤弟子一道委身凡俗，面向众人行教。本迹二分之圣人观，由皇侃利用经学与玄理共同熔铸而成。李友广《消解与建构：〈韩非子〉文本中的孔子形象》一文认为，在弱化乃至消解了孔子的儒家身份以后，韩非以法家立场重塑了孔子为政以法、注重刑罚的法家式新形象。胡凯、刘丰毓《19世纪来华德意志人的孔子形象建构》一文认为，19世纪接踵来华的德意志人以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书写，为德意志公众拓宽了认知孔子、儒学和中国的新视野。在认同孔子“伟人形象”的同时，也从总体上将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置于西方文明之下。这不仅反映了来华德意志人在华殖民主义、文明布道的行动目的，而且也是19世纪中西、中德权力关系的写照。

　　二、孔子与孔门弟子及其与诸子的比较研究

　　1.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李锐《寡过与年化——由〈庄子〉论〈论语·宪问〉中的蘧伯玉和孔子》一文认为,根据战国文字材料来看，《论语》中的“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可能当读为“夫子欲寡其化而未能也”,蘧伯玉的使者是说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的蘧伯玉，当时欲寡其化而未能。但是孔子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称赞他定天下之定。因此，使者的对话虽然在赞扬自己的主人蘧伯玉，但是并不了解孔子所达到的高度。孔子虽然感叹“使乎!使乎”,但仍然有非之之意。曾振宇《从“仁者安仁”到“仁以为己任”：儒家仁学从孔子到曾子的演进》一文认为，从“安仁”“乐仁”“爱人”等观念分析，孔子仁论不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概念，也不仅仅是道德论层面的概念，实际上应该将其视为审美境界的概念。孔子仁学重心不在于从认识论维度界说“仁是什么”，也不单纯在道德层面表述“应该”，而是更多地关注身心合一。曾子从两个层面深化了孔子仁学：其一，从气论论证“人性仁”；其二，从工夫论的视域诠释仁，将仁学“下贯”于经验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的仁学切切实实显现为世俗个体生命的学问。陆建华《孔子死后弟子们的“心思”——从〈论语·子张〉看》一文认为，在孔子死后，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都主要从内圣的维度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思”,其中，子张、子夏、子游、子贡主要是通过阐释孔子思想的路径继承、弘扬孔子思想，而曾子主要是通过引用孔子之语的方式继承、宣扬孔子思想。

　　2.孔老关系对比研究。林光华《自然之仁的自律实现——孔子、老子之“仁”比较》一文对老子的“自然之仁”与孔子的“自律之仁”这两种“仁爱”思想做了比较，指出老子之“仁”的核心是“慈爱”,与儒家相通，但老子以“不仁”的反向言说来限制“有为”之仁的危害，保留“仁”的自然特征。老子的“自然之爱”需要通过儒家的“自律原则”实践出来，最终达到“与天合一”的大爱，二者是互相补充，不同只是在推行的方式上一个是“有言之教”,一个是“不言之教”。曾建华《“新子学”视阈下的“孔老关系”——对孔老“典故”的叙事学还原：作为“新子学”方法论的“典故学”实践》一文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孔学老”叙事，在儒道思想的交融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文明型构的典故性功能。在“新子学”的视阈中，无论是强调“孔学老”还是“孔先老”,都是试图以某种观念上的叙事取代思想史的真相，只有从根本上完成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去圣”化，进而放下对老子及百家思想的成见，才能使各家学者以平等、开放的现代性姿态，重启百家争鸣式的儒、道对话，进而促进中华文明的真正复兴与现代转型。陈成咤《“新子学”视域中的“老孔”“孔老”观念及其学术意识辨析》一文认为，老子的学术实践打破了“经学”生态与模式，具有世界性与未来性，可有效参与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世界的筑造。孔学受制于自身小农经济文化基因影响，在许多方面难以与今天的新世界形成有效对话。两相比较，“老孔”观念皆优于“孔老”观念。许金哲《“仁德”与“玄德”之同质异向——先秦孔子与老子“德”观念发微》一文认为，为解救周代“德”观念之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分别朝向“仁”与“玄”的不同方向拓展深入。虽然老子“玄德”与孔子“仁德”不同，属于异向度地对周“明德”观念的发展，但他们的“德”都不是拘泥于外在形式化的礼乐规范；都体现了对内在“心性”的重视——孔子主张以“仁”释“礼”,老子则脱离开僵化的周“礼”表象而旋转深入显露出了“慈爱”的柔软质地。

　　三、孔子、孔学及孔氏后裔相关问题研究

　　1.孔子相关历史问题的再探讨。李锐《由出土诗经类文献论孔子删诗》一文认为，从出土文献来看，诗经类古诗确有很多佚失，选诗、编诗、删诗是存在的，孔子可能利用了鲁国乐工、乐官所用的诗本作为教科书的底本，又进行了一些整理的工作，后人将删诗归为孔子，未尝不可。今存的诗经文本未必源自孔子所用的教本，论诗根据大小序和谈美刺，也未必符合孔子论诗的方式。王刚《“野合”还是“野居”？——孔子出生问题再探》一文认为，是“孔子衣镜”的出现可以证明，“野合而生”指违反礼数的结合是不成立的。衣镜文将“野合”改为“野居”,不仅是对“野”的神圣性及文化意义的认同，也是当时经学思维下的正常取向。“野”的场域所在不是尼丘山，而是与“获麟绝笔”高度关联的大野泽。宋彦松、安国楼、徐建新《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一文认为，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仝晰纲、李贝贝《昭示罔极：元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立碑问题探究》一文认为，加封孔子诏碑对提升元朝儒学的政治地位、为儒家文化的生存发展争取更大空间、推动元朝的“汉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树立加封孔子诏碑与加封孔子相辅相成，实现了将元朝崇儒之义“昭示罔极”的目的。

　　2.明清以来孔子、孔学、孔子后裔问题研究。吴佩林《民国时期孔子嫡裔的“废封改任”》一文认为，北洋政府保留孔子嫡裔“衍圣公”世爵，试图借助儒家符号提升自身统治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以改衍圣公名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方式，将孔子嫡裔纳入现行政治体制。孔子嫡裔名号由爵位向职官的演变，既是民族危机与时局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采用调和手段收拾人心的政治行为，其利用圣裔象征的政治意图甚于阐扬儒家文化本身。崔庆贺《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的“新孔学”及其政治意义》一文认为，章太炎结合“以仁为本”与“笔削六经”,确立了孔子—荀子的思想传承脉络，为其发展改制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章太炎整合西学、佛学以重释孔子思想与改革政治的思路，是对传统经学的突破与改造，是以佛学、西学为知识资源建构“新孔学”的努力，也是其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李智福《“断所知障而不尽断烦恼障”：章太炎之孔子哲学诠释发隐》一文认为，章太炎在“回真向俗”阶段给予孔子一种深度的哲学诠释，即“断所知障而不尽断烦恼障”，其孔学诠释既在最高的意义上推崇孔学智慧不亚于佛学，又突出孔学作为世间法的儒学特色，不仅注重孔佛之同，同时观照孔佛之异。刘进才《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思想资源——诸子学的兴起与孔子形象重构》一文认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开启了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先河，新文化运动健将发掘诸子的现代精神，挖掘被压抑的诸子思想资源批判儒家文化及孔子思想，建构了儒教“吃人”“专制”“复辟”的形象，重构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孔子形象，可谓利用传统反传统。

　　四、孔子相关文献研究

　　1.孔子相关传世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孔子家语》《论语》的讨论上。杨朝明《〈孔子家语〉与中华文明研究新视野》一文认为，近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证明《孔子家语》确为先秦旧籍，其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以资印证校验《论语》等早期典籍文献的记载，“伪书”案的终结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王承略、李古月《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一文认为，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吕欣《〈论语〉中的“文”》一文认为，《论语》中的“文”折射出诸子时代前后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由德礼体系向仁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孔子和儒家学派将六经作为经典之“文”的重要代表，亦通过天人之道来论说“斯文”,进一步深化“文”的哲学价值，由此建构出基于秩序性与神圣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儒家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蒋范《言行与教化：〈论语〉“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疏解》一文认为，孔子言行观的旨趣并非谨言或慎行，而是在借助个体之“耻”提示个体能力和德性的提升，也即对个体展开教化。

　　2.孔子相关出土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仲尼曰》《孔子曰》等新出土文献的讨论上。陈世庆《安大简〈仲尼曰〉简背文字书写者考辨》一文指出，安大简《仲尼曰》共有整简13支，记载孔子言论25条，其中有对孔子的评价。这些字可能是战国早期某位熟稔使用楚文字的诸侯王批阅《仲尼曰》所写的文字，并将《仲尼曰》作为诸侯会盟、国使交往时的珍贵礼品，使之发扬光大。代生《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一文认为，《仲尼曰》是一篇以修身为仁、谨言慎行、亲善任贤、求为君子为主题的孔子语录文献，行文多以“君子—小人”“善—不善”“仁—不仁”等对比的方式呈现，凸显孔子对古圣时贤及弟子的评价，成书时间不会太早。赵晓斌《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孔子曰〉概述》一文指出，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及安大简《仲尼曰》应该是出自“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数十百篇”（《论衡政·正说》）中的一部分，与西汉各本《论语》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其整体文本结构差异较大，不可遽视为同一书。顾史考《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初探》一文认为，王充谓“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勑记之时甚多”以致成“数十百篇”，然“汉兴失亡”而后来仅发现其中一小部分，从中才逐渐定出传世本《论语》此种说法，今从此一新批出土材料，实已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魏逸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新探——王家嘴楚简〈孔子曰〉的新线索》一文认为，王家嘴楚简《孔子曰》所见异文“三年无改于父之所”以及新见语录“君子不以其所，无孝”，说的是三年不改变父亲正确、合理的行事方式，则可谓孝；其反面的说法是“君子不以其所，无孝”，如果不依从父亲正确、合理的行事方式，则是不孝，这为我们进一步明确“道”的含义提供了新的线索。丁四新《郭店儒家竹书思想新论——以孔子为中心》一文认为，《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较为深入和系统地体现了孔子的“尊德明伦”的道德主义的政治和伦理、性命论学说等重要思想。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