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何以中国·弦歌不辍”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享有“东方圣城”美誉的山东曲阜启动，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再次成为焦点。

　　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渊薮集中于一句话，即在《论语·八佾》中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

　　孔子说“吾从周”，身上就多了两个标签：叛逆者和继承者。“叛逆”，是对殷商无道的叛逆；“继承”，是对周朝礼仪文化制度的继承。此外，他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标签”：开拓者。

　　叛逆者

　　在曲阜孔子博物馆，可以看到根据《史记》整理的孔子家谱，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王室后裔。微子启（微子开）是商王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纣既立，不明，淫乱於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周成王时期微子启被封于商丘，建立宋国，爵位为公爵。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继位，微仲就是孔子的第十四世祖。孔子之所以生在鲁国，是因为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贵族争斗，逃到鲁国。因此，孔子实际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后代。

　　在今天微山湖的中心岛上，有座三仁殿，里面供奉着商朝微子、比干、箕子三尊塑像。微子、箕子和比干在纣王无道的情况下，分别选择了离开、装疯和直谏的不同方式抗争。太史公说：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孔子称赞“微子、比干、箕子”为“三仁”，延续他们的“政治路线”，因此他是殷商末期制度的叛逆者。就像瞿秋白称誉鲁迅先生“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一样，孔子对殷商王族，也有类似的叛逆特点。

　　神权法思想在商代极盛，殷商奴隶主贵族以迷信鬼神著称，当时的宗教迷信中出现了作为上神的“帝”或“上帝”，这被商人视作祖先。为了取悦祖先和神灵，商王经常会进行各种祭祀活动，每次祭祀，都用活人作人牲。作为商王族后裔，孔子当然清楚这种崇拜，但孔子主动和殷商的鬼神保持了距离。

　　《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当子路追问怎样事奉鬼神时，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重人事而轻鬼神。子路再问，他仍含糊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看重祭祀，但不赞成乱行祭祀，他主要是想通过祭祀仪式，教育人们去追念先祖的功德。所谓“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的是要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目的。由于孔子把祭鬼神只看作教化工具，所以并不认真计较它实质性的有无。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神表示出虔诚态度，至于“神”的有无，孔子并不深究。所以在樊迟问怎么才算知（智）时，孔子回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继承者

　　与此同时，孔子主张恢复周礼，是周公旦制定的道德和政治规则的继承者。多年从事殷商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唐际根对此曾有过精辟解释：孔子思想重周而不重商，很重要的原因，是商代重杀戮，而周代树仁德，孔子要解决的是平王东迁后礼崩乐坏带来的社会失衡。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唐际根这个观点，是从商、周两代的考古及发掘证据出发得出的，他说：中国古代从野蛮转入文明是在由商入周的过程中实现的，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人殉和杀人，商代视人命如草芥，墓葬中大批人殉，而周代则很少见人殉的情况。在“崇拜与信仰方面”，从商代墓葬发掘情况可以确定，大型墓葬有诸多人头殉葬，这些人头以青少年为主，且十个一排，更有甚者将人的头颅砍下后用鼎进行蒸煮，这说明商代的信仰已经比较完善了。到了周代，从发掘的铭文可以确定，周代两次大规模武力推翻商代是确信无疑的，但周初首领周文王曾被囚禁于商，深知商代杀人及人殉的弊端，周建国后一改前朝制度，实行仁政，大肆分封，加之移民、迁都等方式对商代文化进行改造，几乎杜绝了人殉制度。

　　青年学者李硕著作《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将商亡周兴进程中文明的演进解释得更详尽。通过对大量考古资料的文字还原，作者将三千多年前商人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典礼场景描述出来，商人给诸神奉献祭礼，每次祭祀都杀戮异族。对这种残忍人祭制度的消失，过去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退场的——但作者将人祭风俗的消亡归因于周朝几位开创者，尤其是周公旦的努力。

　　李硕指出，周公制定的礼仪制度，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因此，“殷周之变”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

　　特别能体现孔子对周公礼仪制度尊崇的，是后世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句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反对商朝的残酷人殉，就是以人形陶俑代替人殉葬也不行，这是反对人殉的决绝姿态，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爱惜生命的态度。考古发现，在孔子生活的春秋鲁国，墓葬中人殉非常少见，这不能不说与周公礼仪制度推广有关，孔子也肯定从中受到影响。

　　开拓者

　　周公创立，孔子尊崇的礼乐制度，改变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西汉时期的《礼记》总结商周之际的文明之变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作为商王族后裔，孔子“从周”不“从商”，由叛逆商王族到继承周公文化礼仪制度，显示出可贵的体恤精神，可贵的文化自觉，可贵的文明辨别力，但孔子最主要的文化贡献，是在继承周公文化礼仪制度的基础上，开创儒家学说，树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文化精神。

　　许慎《说文解字》载：仁，相人偶也；从二人。“从二人”，说明“仁”首先是解决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问题，“仁”就是“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提倡广泛的理解和体贴他人，以爱人之心调节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孔子“仁”的思想超越了人际交往范畴，扩展到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到孟子时期形成“仁政”思想。

　　孔子开创的儒学思想，就像血浓于水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道德主张，深深镌刻于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成为人们平时的处事原则和方式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和谐”“诚信”“友爱”等，都能从儒学思想里找到相关表述：“和为贵”、“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爱人”，这就充分说明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传承。

　　借鉴历史，开创前行，是孔子一生思考的话题，并以此规定个人的努力奋斗方向。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详考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殷礼是以夏礼为基础，而又进行了损益，周礼是以殷礼为基础，而又加以损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后一代总要对前一代的文化遗产加以吸收、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这是孔子开放的历史发展观。

　　朱熹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对孔子之于外部客观世界的高度评价。有否定，有继承，有创新，孔子开创儒学思想，几乎以一己之力构建了古代中国的社会规则，成为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伦理。

　　人的所有思想都来自实践，孔子开创的儒学思想也不例外。孔子“吾少也贱”，恢复贵族身份是父母去世之后。既有贫贱的人生阅历，又在恢复贵族身份后有丰富的政治阅历，这为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提供了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