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战国，国人即颇为重视“和”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以求天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追求“协和”“和合”，以求人和；在个人身心修养上，肯定“心广体胖”“和而不流”，以求心和。及至清代，“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桐城派兴起，延绵二百余年，学习与追随者遍及全国，甚至对日本与韩国文坛亦产生影响。桐城派顺应时代文化潮流，其发展演进、核心论点及文章风格都与“和”文化深度契合，体现出对于儒家“和”的高度认同。

　　最早对“和”文化展开讨论的是西周时期郑国的史伯，《国语·郑语》载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时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史伯看来，“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则不能有所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关于“和”与“同”的差异，史伯进一步解释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不仅能区分“和”与“同”，更深刻地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有“不同”的融入，又需要“和”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

　　桐城派的发展演进正体现“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方苞提出“义法”说，从“有物”“有序”两个方面论文，讲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被视为桐城古文艺术论的起点与基石。刘大櫆在此基础上提出“因声求气”说，将“义法”说的“法”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表达中，又将“音节”与“神气”引入，使得依靠“义法”完成的结构有了生气。姚鼐对此有所反思，其《与陈硕士》的书信道：“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姚鼐以为，“义法”是基础，但也要有其他或更高的追求，故编《古文辞类纂》，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又兼取义理、考据、辞章。姚鼐之后，姚莹、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说，重视文中的“事”与“物”，讲求实用，以中兴桐城派，从而开辟新的局面。梳理桐城派的发展演进之路可以发现，桐城派作家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和发展已有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桐城派作家在融入“不同”时注重“和”的统一，如姚鼐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但又提醒：“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不仅意味着八字论文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前后相继，其理论本身亦是和谐自适的。以往通常认为桐城派能与时俱进，故而能绵延二百余年，这主要是看到桐城派与外部时代的关系，就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看，更多体现的是“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

　　“以和为贵”源出《论语》，《论语·学而》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的作用，贵在能够和顺，“和”本是就礼而言的，但又讲“小大由之”，即无论小事、大事都可以这样来实行，这就为从专言礼到泛言其他提供了阐释空间。脱离《论语》的语境，“以和为贵”就是“贵和”，后世更多地将“和”的对象引向人际关系，从而将“贵和”的对象固化和世俗化。实际上，“贵和”的对象并不限于人际关系，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也多打上“贵和”的烙印。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姚鼐在为弟子陈仰韩时文作序时称赞道：“其为文体和而正，色华而不靡。”“体和而正”的思想亦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源头活水。《论语·乡党》有“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的记载，《子路》篇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古训，又以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等儒家先贤强调的“正”，既有不偏不斜的意思，也有符合规范的深意。先贤在正与不正的对比中，有意为后世建构了一系列的典范。

　　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

　　桐城派作家多以儒者自居，其精神气质亦与儒者为近，如王昶以为姚鼐“蔼然孝弟，践履纯笃，有儒者气象”，姚莹以为“先生貌清而癯，而神采秀越，风仪闲远，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姚鼐虽接人极和蔼，但义所不可，则不易所守，这从其与翁方纲、袁枚、钱大昕等人辩论中可见一斑，这又体现出儒家“和而不同”的处世精神。可以说，桐城派植根于儒家文化沃土，儒家思想中的“和”文化更是深刻影响了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作者：卢坡，系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