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被誉为“中国文化之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礼，旨在规范外在行为；乐，重在陶冶内在情操。礼乐文化的精神渗透到古代中国的典章制度、伦理准则和个体身心修养等诸多层面，为中国人确立了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也因此成为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

　　礼乐文化的历史流变

　　礼乐源于“事神致福”的巫术仪式和祭祀活动，“礼”乃祭神的供奉，“乐”则是娱神的歌舞，先民们借此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以期获得神灵的庇佑，免灾致福。考古发现表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礼乐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初步建构就已生发，这在丧葬制度、祭祀制度、礼器制度等方面均有展现，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发展的基石。

　　礼乐文化孕育于远古，兴起于三代，并在西周时期定型和成熟。周人尊礼尚施，是典型的“尊礼文化”。从《周礼》《仪礼》《礼记》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已相当完备，公务活动、生活日常、揖让进退等都有相应的礼乐体系进行规范。除了礼制的完备，周代尊礼还体现在礼乐文化精神的革故鼎新。在周代人看来，国家的兴衰存亡皆取决于“德”之有无与厚薄，周公制礼作乐，正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换言之，西周时代在损益上古礼仪形式的同时，还赋予“礼乐”以“尊道崇德”“明德慎罚”等价值理念，尊礼崇德由此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鲜明底色。

　　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社会基础，那么孔子则进一步将礼乐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的社会现实，孔子深刻认识到，礼乐的形式并不能够使社会变得安定有序，如何让人们能够自觉地践行礼乐精神才是根本。于是，孔子一方面秉持损益之道，对传统礼仪、礼制乃至礼学文献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另一方面，孔子尤其重视在“人心”处用力，他纳“仁”于“礼”，为礼乐文化的赓续发展找到了“仁”这种普遍化、内在化的价值支撑，赋予了礼乐文化以全新的生命力。

　　孔子之后，礼乐文化的精神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合是全方位的，既有国家制度层面的渗透，又有日常生活层面的融合，可谓“耳闻目见，无非是礼”。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制度的礼乐化集中体现为“五礼”体系的建构与延续；从社会层面看，日常生活的礼乐化则表现为中国传统伦理型生活方式以礼乐为基本特质。总之，透过礼乐，在不断变换的时空里，在冠、婚、丧、祭的场域下，在坐、立、行、走的仪轨中，人们可以亲身体验仁爱与敬畏的深意，时时涵泳其中，将之内化于心，外化为行，成就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礼乐人生。

　　不可否认，历史上，随着传统社会的僵化、解体，礼乐文化也逐渐失去了活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由积极转向消极。这一历史过程也影响了今人对礼乐文化的认知，以至于在今天一提到礼乐文化，就有人认为这是“封建糟粕”，与人人平等的现代理念相背离，或是将原本具有丰富而深刻内涵的礼乐文化片面地等同于磕头、作揖等古代礼仪形式。这些都是对礼乐文化的误解和偏见。当前，我们急需充分重视并且深入有效地普及礼乐文化知识，努力建构与当今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新型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的精神特质

　　我们在新时代重视并重构礼乐文化，并不是为了回到古代，而是要守正创新，积极推动礼乐文化的现代转型。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对礼乐文化内涵的阐释，揭示其精神真谛，从而发掘其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研究与体认，笔者认为，礼乐文化之生命力、真精神，可以用“仁、敬、序、别、理、情、时、中、节、谦、让、和”十二个关键字加以概括。

　　从价值立场看，礼乐文化具有仁、理、情、和等精神特质。“仁”是礼乐的内在本质，礼乐则是“仁”的彰显。如果没有仁德，礼乐就会流于形式；反之若没有礼乐，仁德也很难呈现；“理”是礼乐的天然合理性所在，礼乐的制定应是合乎天地之道，只有本于伦理、体现天理才能“礼理双彰”；“情”是礼乐的根基，礼乐要建基于真情实感之上，要顺乎人之常情，无情而守礼，礼乐就会流于虚伪；礼乐文化的最高价值体现在“和”，中国文化是崇尚“和谐”的文明体系，要追求“情理交融，美善合一”的境界，自然离不开礼乐的滋养与熏陶。

　　从价值追求看，礼乐文化具有敬、序、时、中等精神特质。“敬”是礼乐的内在精神，礼能够涵养人的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又是恭敬之行的根基，要做到彬彬有礼，就应该时时刻刻将敬放在首位；“序”是礼乐之宗旨，礼乐本就源于某种符合天道的规则与秩序，同时它又能够维护有规则、有秩序的状态，以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时”是礼乐之灵魂，礼俗、礼仪和礼制要“因时制宜”“与时偕行”，不断变革以符合时代精神，保持其合理性；礼乐的神韵之处集中体现为“中”，“制礼”需要“守中”，同时“行礼”则可以“得中”。

　　从价值规范看，礼乐文化具有别、节、谦、让等精神特质。“别”为礼之用，礼承认自然界及社会中的差异性，同时又认识到“别异”所造成的对立、隔阂，礼乐相辅相成，能够实现多元差异之间的和谐共处；“节”为礼之效，礼乐的出现，正是人对动物本能的一种抑制，也是人的文明意识的觉醒；“谦”为礼之德，谦既是儒家君子最重要的品质，同时也是一种处世智慧、处世之道；“让”体现的是君子的胸怀和风度，恭谦礼让，与人为善应当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风貌。

　　礼乐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作为中华文明的主干，“礼乐”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传承发展礼乐文化，能够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礼乐文化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传承发展礼乐文化有助于塑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提升国民的文明素养。礼乐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同时它还是道德实践的载体，承担着塑造人格的教化功能。礼乐文化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仁爱友善”“相敬如宾”“宽容礼让”等价值理念，依然是当代社会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是支撑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源泉。传统礼乐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时代精神，一定能为塑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传承发展礼乐文化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激发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作为中华民族最独具特色的原创性文化之一，礼乐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在精神内涵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一脉相承，同时它还以礼仪、礼制、礼俗等外在表现形式，使文化的内在精神得以具体化、形象化和生活化，让每个人都能感知、领悟，从而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凝聚力量、教化人心、鼓舞士气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着礼乐文化的时代力量。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庆祝活动是“国之大典”，并给予“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的高度评价。礼乐文化在新时代所具有的精神凝聚力、价值引导力和内在推动力，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传承发展礼乐文化有利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部署，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要求。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深度契合，延绵不绝地传承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生活样态，成为中华民族能够始终保持自立的有力支撑，也是我们今天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同时，礼乐文化所具有的愉悦性、审美性，能够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这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而有效增加中华文化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力度，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清儒颜元曾言：“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体现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的新时代礼乐文化，一定能够成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文化强国的宝贵资源和恒久动力。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礼乐文明中心副秘书长，山东孔子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