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所蕴含的体用论范式，是历史上儒释道交流互鉴的智慧结晶，代表了汉语哲学最为精深的理论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传统体用论的继承和发展，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思路，为创造新时代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

　　文明互鉴的智慧结晶

　　“明体达用”始见于元朝张光祖编撰的《言行龟鉴》，用来概括宋初理学“三先生”之一胡瑗的教学之方。胡瑗不满隋唐以降偏重文辞、轻忽经业、苟趋利禄的风气，“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体”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用”指“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明体达用”意为明通永恒的价值准则并推而广之、经世济民。这一理念在胡瑗首创的分斋教学法中得到具体贯彻，他立“经义斋”讲明“六经”，又立“治事斋”教授治民、治兵、水利等民生之学。“体用贯通”是“明体达用”内蕴的理念，指体、用之间由体达用、由用显体的内在统一的关系。类似表述在唐宋时期大量出现，如“体用玄通”（法藏）、“体用一源”（程颐）等。

　　“体用论”思维源远流长。明末清初，曾有学者就体用论的起源发生过争论：李颙认为体用二字相连并称始于佛学，即惠能《坛经》，顾炎武则认为体用并举始于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并认为惠能和朱熹的体用之论皆源于此。就形式而言，体、用对举的表述确实古已有之，战国荀子言“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荀子·富国》），西汉司马谈论道家宗旨时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东汉魏伯阳曾言“春夏据内体，秋冬当外用”（《周易参同契》），这些关于体用的言说都远早于佛学。而就内涵而言，从先秦至魏晋，中国本土的体用言说总体上处于经验层面；佛学入华之后，才逐渐赋予体用论以思辨形态。汤用彤曾指出，东晋僧肇“即体即用”之旨达到了体用言说的最高峰。由此，体用论虽不是自佛学而始，却因佛学而获得了新的形态，开启了新的发展。宋代以后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思想，离不开佛学在中国化进程中所作的贡献，是儒、道等中华古文明与佛教文明交流互鉴的智慧结晶。

　　汉语哲学的精深思考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蕴含的哲学智慧，不仅是中国古代体用论发展历程中的成熟形态，也代表了汉语哲学最为精深的理论思考，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直接力证，对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无哲学等观点形成反驳。

　　古典体用论有两个典型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有两种典型形态：形体体用论与性体体用论，或称形质论体用论与本体论体用论。先秦汉魏时期的体用论主要是形体体用论或形质论体用论。唐代崔憬曾对这种体用论的特点作过精准概括：“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体”是事物的形质、形体，“用”是其属性、功能等。比如，扇子是体，扇扇子所带来的清风和凉爽便是其用。这种体用论主要是在经验层面对现象世界的描述和解释。佛学入华促使隋唐时期发展出新的体用论形态。佛学的“体相用”结构，不再从形质、形体意义上理解“体”，而是从本性、本质意义上理解。“体”是现象及其属性、功能背后的本质。“体”是“性体”。这种性体体用论或本体论体用论不再是经验性的描述和解释，而是超越于经验的思辨的构造，如佛学就将“缘起性空”作为世界的本质。宋代理学对之前的体用论作了双重反思与扬弃，发展出既思辨又实在的体用论。程朱学派是新型体用论的集大成者。程颐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易程氏传》）具有超越性的普遍法则“天理”是“体”，天地万物丰富多彩的“现象”是“用”。经过儒佛互动而在宋代重新建构的体用论，已然具备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

　　黑格尔曾认为中国“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王国”，德里达也曾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哲学。实际上，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体用论正是汉语哲学思辨性的集中体现，是对黑格尔、德里达最为直接、有力的反驳。

　　近代救亡图强的重要理论范式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面临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以及坚持何种文化主体性等重要课题。从19世纪中叶开始，各派以体用论为主要理论范式，提出“中体西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等不同的文化观。其中尤以较早提出的“中体西用”说影响最为广泛。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这一文化观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的主张，较早表达了“西用”观点。后来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中体西用”思想已见雏形。张之洞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思想，旧学指“四书五经”等中学，新学则指西政、西艺、西史等西学。这一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广泛流行。

　　作为体用论在文化观上的应用，“中体西用”说近代获得较多认可，影响广泛，但也面临理论和现实上的问题。严复就曾批评“中体西用”论割裂了体和用，“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体和用是就一物而言，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二者不能混搭。有识之士后来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即西学不仅只有器物之用，还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政治经济体制，于是有了维新派以及后来的其他诸派，对中国近代救亡图存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路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再次凸显。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和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实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集中体现在通过体用思维解决“古今中西之争”。19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化观，要么囿于中西对立，要么限于古今割裂，难以真正实现古今中西的辩证统一。“两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命题的提出为“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提供了根本思路。在古今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西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七个着力”的部署要求，则是文化理论观点创新和突破的实践路径和具体运用，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经世致用的特点。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