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大会上，德国神学家孔汉思提出《全球伦理宣言》，指出“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理论支持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遂被一致确定为世界各宗教文化的“金规则”。

　　“推己及人”构架“仁”与“恕”的关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早在《论语·卫灵公》中出现两次，一次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即是说，出门办事应该怀着一种类似于接见尊贵宾客的心情，处在贵族地位役使民众时，要像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一样，自己所不要的也不应该强加给别人，只有这样，无论在邦国之中，还是在家族之内，都不会遭到人们的怨恨。另一次，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人终身奉行时，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则材料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似乎是对某个概念的注疏。冯友兰、杨伯峻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为孔子对“恕”的定义，也即对人们终身奉行原则的解释。那么，如何理解“仁”与“恕”的关系呢？

　　《论语·雍也》记载子贡问孔子，假如有人博施济众，是否算作“仁道”，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的意思是，有仁德的人，自己想立身，也要让他人立身，自己想事业通达，也要让他人行得通，能拿自己打比方，便得到了“仁道”的方法。冯友兰由此把“忠恕”看作是实行“仁”的方法，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指的是“忠”，是积极的方面，而消极方面的“恕”即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能近取譬”反映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语义中并非将人、己对立，而是体现“推己及人”的情感逻辑。何晏注《论语》云：“言己之所恶，勿加施于人也。”邢昺疏曰：“己之所恶，勿欲施于人，即恕也。”朱熹《论语集注》将之解释成“推己及物”，即“推己之谓恕”。此即以己之心推测他人有同样的心，代表了传统时代人们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遍理解。从“能近取譬”的表达逻辑来看，冯友兰所谓的积极与消极两种表达，皆为孔子所说实现“仁道”要拿自己打比方，并不存在人、己对立，这类表达恰如《论语·公冶长》中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又是一种举例性质的表达，均可理解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另一说法。孔子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注解“恕”，只是举例什么情况是“恕”，更是对“仁者爱人”内涵的直观表达，诉诸自然人的平等观念。

　　尊重个体推演公平性原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推己及人”为逻辑起点，凸显了公平性原则。先秦儒家反复强调“为人由己”“为己之学”，反映在社会交往层面上，往往以“个人”为出发点及归宿，但同时体现的是“己”和“人”的对立和谐关系。按“推己及人”的逻辑来看，“己”和“人”可以视为平等的不同个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凸显的又是人性的道德义务。故从法学的视角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法理内涵，即尊重个体的平等观、符合人性的权利义务观和重视内省的自律观。

　　既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恕”的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表征，“忠恕”又是实行“仁”的方法，“仁”又包含了道德上的人格平等，故可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尊重个体的平等观。不过，这一道德金律对个人权利的行使亦有限度，通过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在权利人的心中形成一种坚强的法律信念，即个人不得强迫他人做任何违背普遍人性的行为，否则他人有不服从的权利。因此可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公平的实质要求，是公平的内涵本质与核心要素。至于法律语境下的权利义务观，大致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己”与“人”的权利及义务捆绑一起并互相制衡，即是个体制约着和受制于其他个体；尊重他人的利益，他人才能尊重我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也得不到保护。若再回到这条道德金律的语义范畴，我们还会看到，“欲”是人的欲望，是一种意念，孔子消极地论辩其不应强加于人，实则意在规约个人主体的自律，旨在实现内省的自律。

　　诉诸仁道以深化其普遍性原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思想认识有其历史基础，类似的表达在孔子之前已出现，《礼记·中庸》即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管子·小问》也曾引述古语“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正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一定的可行性历史基础，儒家将仁爱精神从理论层面进行一次次凝练以寻求仁道时，才将其纳入理论化的“仁恕”概念中，为仁付诸实践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路径、方法与工夫。正如钱穆所言：“仁之为道，非咄嗟可冀。只一恕字当下便可完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骤看若消极，但当下便是，推此心而仁道在其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人的本性是善的这一人性假设出发，要求用自己仁善之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善心出发去处理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孔子的这个朴素的通俗道德原理最好、最真实，也最明显、最有说服力，他吸取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强调对己加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孔子之后，后世儒家一直试图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金律，围绕孔子“忠恕观”展开的讨论不绝史册。比如，二程提出了自己的忠恕观“恕者人道”，朱熹在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时提出了“推己之谓恕”的命题，陈淳更指出推己心以及于人的忠恕观，提出“凡己之所欲者，须要施于人方可”。这些传统儒家的认识均是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着“推己及人”的特征，之所以后世人们多将这句颇具消极态度的话奉为道德金律，并不是因为以消极方式表述的道德金律更为合理可靠，而是因为它隐含着对于他者的宽容和尊重，同时也包含对“欲”之主体的肯定，从而保留了共识的双方，为普遍原则提供了载体，这能为每一个时代提供宝贵的价值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