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7月10日至11日在山东曲阜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共收到百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中国孔子网精选部分高质量论文进行整理并发布，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柴啸森的《自主话语体系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文化建设工作离不开自主话语体系，关于自主话语体系和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学界已经形成了规模颇为可观的成果，大多数学者将自主话语体系视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传播的重要工具，即意在解释自主话语体系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怎样的益处，又该如何使得自主话语体系发挥作用；但是，从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尚缺少对二者发生关系的逻辑与机理进行分析阐述的成果出现。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试图从三个层面阐述二者的关系：首先针对现实问题，从话语体系的解释功能，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被解释对象的视角，阐述自主话语体系为什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备工具；其次回应理论本身，从话语体系对社会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的塑造功能视角，阐述自主话语体系为什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方面；最后立足中华文明自身的独特气质与品格，从其历史特点和突出品格阐述自主话语体系为什么将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成果。

　　一、自主话语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备工具

　　对于何谓“话语体系”，何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体论层面问题回答，学界已经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本文无意重复前人的成果；也同样认为，关于这样本体论层面问题的回答，如果局限在概念界定的本体论内部探讨，那么这种界定与具体的实践之间则必然产生断裂。故而，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应当首先从具体的现实问题入手，遵从问题导向的思维。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当一种文明作为一个需要被解释的他者时，在长期缺少完善的自主话语体系的情形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回答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如何解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问题。这种解释不仅包括对外的解释即海外传播，同样包括对内的解释即国内宣传，从长远来看，对内的宣传甚至较之对外的传播更为重要——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解释将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如何认识自己的文明，也就是影响到我们何以能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

　　具体而言，当我们面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时需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使得这一概念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并接受，无论是国内的人民还是世界的人民，这一方面关乎对解释有效性的探讨；另一方面问题在于，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并非只来源于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当我们解释这一概念时，同样需要面临世界其他文明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解释，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正解的还是曲解的，无意曲解的还是故意歪曲的，这一方面关乎对解释合法性的厘清。对于后一方面问题，应当认识到：当下东西方文明的话语冲突和话语交锋正随着中华民族的迅速复兴与崛起而趋于前所未有的激烈状态，西方世界对于我国存在大量的有意诋毁和歪曲，且西方世界一些从自认公允立场出发对中华文明进行的解释或传播，也常常因其自身话语体系和语言习惯的限制，无法得到对中华文明全面而公允的认识，这是当下海外认识与研究中国的常态；对于前一个问题，同样应当认识到：之所以会出现后一个问题，一定的原因在于前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也就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缺少了自主话语体系，在对自身文明的解释方面存在空白，导致存在西方世界得以对中国进行肆意解释与歪曲的空间。如何应对和反驳西方世界主观故意的抹黑与诋毁，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这种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抹黑与诋毁，并不全然是因为缺少自主话语体系而出现，换言之，纵使我国已经形成了解释自身的自主话语体系，这种对中华文明非理性的攻击与污蔑也不会就此消失。本文此处想着重探讨的，是话语体系与文明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若抛开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非理性的攻击不谈，分析当西方世界从其自认为公允的出发点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当西方世界采用西方话语体系惯用的习惯与思维对中国进行研究时，能否客观、全面的理解中华文明。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可以轻易的找出例证，如在被誉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这一被视为西方哲学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眼中，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了轻视与否定。其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这样概述和评价中国：“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而对于被认为是中国精神最具代表性符号的孔子和儒家学说，在黑格尔的话语体系之中，同样无法达到其所谓的“哲学”范畴之中，他对孔子的评价是：“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而作为孔子思想最为集中表现的《论语》，也被黑格尔认为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可以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这种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认识当然是及其片面的，也并不符合我们的认知，却长期以来为西方世界所接受信服，这其中或许不乏“西方中心主义”下对东方世界的偏见与傲慢，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我们选取黑格尔作为例子的重要原因在于，黑格尔是以其系统自洽的哲学体系对世界所有文明进行了评估，这一切评价的出发点在于其对哲学的概念定性：“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故而黑格尔对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都做出了贬低式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其话语体系下的必然，这也是黑格尔思想或许可以被认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却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他是民族主义者，起码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原因所在——他的理论建立在看似脱离了民族情绪的话语体系建构之上。

　　显然，黑格尔的话语体系终究只是一家之言，不仅马克思已经对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其早期作品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进行了批判。诸多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的学者也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辨析，如冯友兰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对“中国哲学”与不同于西方哲学之处做过这样的阐述：“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那么在这一话语体系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进行阐释，自然将得到不同于黑格尔的认识，也从一个角度阐发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尽管如冯友兰所推崇的新实在论，依然沿用了西方哲学对“哲学”概念的理解范式，也就是其所说的：“我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有反思的思想”，但是其话语体系已经由于基本命题的不同而与黑格尔产生的差别，在解释同一对象即中国传统思想之时，也得到了不同的阐释结果。这种解释结果显然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不同于黑格尔的了解中国的视角，也更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不论是学理上还是情感上。与之类似的是，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曾做出这样的表述：“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作哲学是不合适的。”其同样是立足于西方哲学传统，也就是西方话语体系解释中国传统思想，当然，虽然其对中国的态度并不似黑格尔那般贬低，甚至恰恰相反，作为解构主义的哲学家，德里达这种对中华文化的评述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看做对中国没有陷入西方哲学那般在场的形而上学的称赞。

　　与德里达本意相反的是，在汉语语境下，德里达的观点时常被断章取义的认为是形同黑格尔那般对中华文化的贬低；这一误解背后的逻辑在于，似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哲学”概念同样是中国所应当有的，甚至，应当哪怕在西方话语体系的评判下，历史上中国人所取得的成就也早该超过了西方。这种观念与五四新文化时期胡适发动的“整理国故”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只不过较之当时文人对中华文化报以的不如西方的态度，当下的思潮中更多加入了一些过度的自信成分。但是，若就话语而言，这两种态度实则都接受了将西方话语体系的概念与范式作为评判中华文化的尺度：例如长期以来，对中华文化中道家思想的研究，不论是学界还是坊间，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辩证法”这一概念，甚至有激进观点认为，老子的“辩证思想”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且不论二者的思想是否存在可比性和优劣问题，应当注意到的是，当我们用“辩证法”形容老子思想的时候，其实隐含的前提是，已经接受了西方话语的概念。不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形容自己思想体系的时候，都已经明确使用了“辩证法”这样的词汇，这是在老子的文本那里从未出现过的，用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概念去理解老子思想，掩盖了老子思想所蕴含的自身特殊性，也掩盖了其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在这种话语下，不论是否认为老子思想胜过黑格尔思想，也都在实际上将西方话语作为人类思想的统一评判尺度而不自知。这也是当代中国人反思中华民族文化、文明、传统等概念时时常面临的问题：由于缺少自主话语体系，只能通过西方话语体系展开自我反思，导致真正有价值的文明特殊性被不自觉的掩盖了。

　　话语权不过是“以话语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的认识是：自主话语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工具，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如何对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我表达，夺回自我表达的话语权，使得世界用中国的方式理解中国；同样关系到如何对内，对本民族文化与传统如何开展系统反思、批判与再创造。

　　二、自主话语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一论述是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关系站位高远的把握。纵使“文明”的概念尚处于一个探讨的阶段，未形成明确、公认的概念界定，但是话语作为文明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文明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话语，其之于整个文明系统，之于系统的其他部分是怎样的关系，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思考的问题，唯此方可得到对于自主话语体系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当中居于怎样地位的认识。

　　话语将对个体思维的塑造产生影响，这是语言学界已经形成的共识。语言学研究中曾出现过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语言决定论说法，发端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某种语言中都会有各自的世界观”，认为“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族人的语言习惯之上”。这一假说因其太过武断，有夸大语言作用之嫌，被批判为语言拜物教者，又出现了被为表述为“语言的不同结构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将世界划分为不同范畴的方式”的“语言相对论”。与其相反的认知语言学观点是，在认识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认知结构，而语言是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呈现出对思维和语言孰为第一性的天然对立，这种对立的争论根源在于先有语言还是现有思维，在二者存在密切相关的关系认识上，实则达成了一种共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话语和思维的形成当然要从物质实践当中去寻找其根源，也就是“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但是，这并不说明马克思认为思维决定语言，相反，在马克思的体系之中，“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正如马克思从未否定思维同样对存在有着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将语言看作一种精神生产，是物质关系产物的表现，这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存在根本差异。话语作为物质劳动关系的直接产物，承担着联结物质生活与精神思维的重要枢纽作用，自然也不存在凌驾于其发生地之上的元话语和脱离其物质基础的抽象话语，更不会出现超越个体有限性而趋于无限的人类一般话语。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话语都是一定社会实践具体的、历史的产物，思维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任务之下的自主话语体系将是无法规避的、展现文明特质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作为其实践的表达，这解释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来路问题，和文明特质何以形成的问题；另一方面，话语对思维的影响功能也揭示了自主话语体系的有无将影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去路问题，也就是文明特质何以存续、巩固与发展的问题——如若缺少了自主话语体系，那么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始终只能通过外来的话语，外来话语背后蕴含的是外来思维，这种外来思维与中华文明发生土壤的天然差异将致使中华文明的特质受到侵蚀和淡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遗址考察时谈到：“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这一论述实则已经探讨到了话语体系对维系、巩固和传承文明和文化的作用与功能，不仅是话语体系对民族思维进行了影响和塑造，同样是话语体系承担了价值理念承载和传递。张岱年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指出：“语言文字，它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而且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巨大力量。”话语体系不仅影响着话语使用者的思维形成，话语体系本身也同样是一种文明所蕴含的思想价值的外在传递和表达。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长期以来承担着价值理念的承载与传递功能，完成了农耕文明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表达任务，提供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的精神素材，使得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的今天依然有迹可循，完成了中华文明的自我证明。

　　在这里有必要将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与西方文明的话语体系进行一个对比，与中华文明强调各具特色、百家争鸣不同，“西方文明习惯将未经证实与考察的假定结论甚至猜测臆想，伪装成‘普遍性共识’，以实现学术话语的绝对权威。”如果将这种西方文明的这种话语习惯仅仅看作一种包藏祸心的话语霸权行为，那么对西方话语体系便只能做出伦理层面的道德批判，反而忽略了对其背后生成的逻辑理路的批判。应当认识到的是，这种话语习惯并非仅仅是西方学界随意的、纯粹意识形态目的的话语殖民，其深层的合法性证明隐含在西方文明滥觞自古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逻各斯”概念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用以形容一种包括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知识，即理性的知识，用以与“意见”形成分别；以其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由此形成了先行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承诺，也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在这一前提下，万物都由“逻各斯”产生，自然所有对事物的认识和反思在西方话语体系内，其最终目的也都是对“逻各斯”的追求与描绘。当然，演化出了西方文化主流“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一定要求“逻各斯”以词汇出现，正如怀特海所言的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无非柏拉图的注脚，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型说”伊始，到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近代拉康的“大他者”概念，无一不接受了将对思维的把握诉之于抽象概念和逻辑的思考方式，同时追求在一切存在当中的普遍性，不同时期的西方哲学都可以看作“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可以说，对“逻各斯”探讨不仅是西方思维的核心脉络，将“逻各斯”作为前提的西方思维也一方面完成了将其自身话语体系上升为元话语、人类普遍话语的合法性证明，另一方面形成了其天然存在的将其自我话语体系特性视为全人类普遍性的文明底色。

　　“逻各斯中心主义”成为西方世界自我精神表达的核心展现，应当承认这是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是不足以成为评判中华文明的尺度。通过这一分析可以得到的认识是，自主话语体系理应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方面，缺失了自主话语体系也就缺失了对文明内核的自我表达，同样缺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我合法性证明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应有的贡献。

　　三、自主话语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成果

　　前述两部分回答了自主话语体系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功能与地位问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应有的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还应回应的问题便是应当树立怎样的文化自信问题。本文的观点是，形成自主话语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成果，这是我们文化工作中应有的文化自信。在此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历程，从历史文化成果、革命和建设时代文化经验和新时代文化工作三方面论述这一自信的形成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华文明长期奉行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提到的：“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儒、道、佛三大家思想中的精华”。佛教传入中国时的基本载体是梵语，其特点是具有复杂的语法规则，这与建立在隐性或暗示基础上的汉语相比是差异巨大的外来话语体系，两种文化的结合存在天然的巨大困难，但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佛教（释教）文化在今天已经不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外的内容，中华文明独特的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呈现出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佛教文化的自我特色，其语言词汇同样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先民所创造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主动吸收佛教文化思想，并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宋明以来的三教合一潮流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兼收并蓄文化基因的最好例证。此外，包容性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原因，如同习总书记所言，佛教的中国化不仅是佛教本身的重大发展，对佛教文化和其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同样令中华民族创造出了如中国写意油画、琉璃器等独具魅力的文化产品，这种兼收并蓄以为我所用的文化基因同样是在与世界各民族交往中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仍将秉持这种态度，继续在博采众长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那么立足当下的实践对话语体系进行革新，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必然。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理由对形成自主话语体系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问题上，创造性的采用传统文化的话语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重新解释与阐发，写作了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新阶段》等经典著述，其中对“实事求是”概念的转化运用就是最好的例子。毛泽东深知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从现实的实际出发，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从1938年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到党的七大正式确定“实事求是”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曾34次使用这一概念，并在延安整风运动报告会上用联系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对《汉书》中的“实事求是”进行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解释，使得“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概念。与之相类似，毛泽东同时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知行”“民本”等概念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在继承与批判中完成了改造与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经验。同时，毛泽东在话语体系创新方面的探索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毛泽东著名的“纸老虎”“两个阵营”“三个世界”“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说法生动活泼，具有极高的修辞学造诣，为中国话语的世界传播和大众传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另外，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也多次使用传统文化中的表达方式阐述观点与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下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该、值得也必将继承的宝贵财富，这将指引中华民族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续更新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主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工作也迎来了崭新的面貌，自主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也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标志着自主话语体系的建设作为一项具体的文化任务确立下来。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就文化发展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关于文化工作的具体论述，并且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探讨了文化发展的规律，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做出了原创性贡献，这都为自主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支持与保障。可以说，建设自主话语体系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同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成果，在这一层面上，新时代党领导的文化工作为自主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形成文化自信的根基与保障。

　　（柴啸森，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