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应该是“民本”一词的源头。这八个字可圈可点。“民”是国家的根“本”。“固”，在农耕文明的状态下有安居乐业的意思，有生活资料充足的意思，还有精神世界稳定的意思。由于中国古代生产力较为落后，大家必须团结一心才能面对各种灾难，所以，这种民本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是应该同情理解的。

　　先秦儒家经典重视民本思想的程度之高，同时期其他各家都无法比拟。“安民”“养民”“保民”“教民”“亲民”“烝民”等说法及关心民生民瘼的思想，在儒家经典中，俯拾即是。这是孔子“忠恕之道，一以贯之”的精髓。孔子对“民”的问题十分关心，对“民”充满了深沉的悲悯与关怀。但是，孔子出身贵族，有“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的思想，所以，《论语》中“民”的地位没有《孟子》中的高。孟子的“性善论”其实也是包含了最底层的老百姓的，所以他给予了“民”最大的人格尊重和发展提升空间。孟子直指“民”为“天民”，是“天生烝民”，富有赤子之心，拥有“天爵”，并且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重要思想，在中国古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孟子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的观念中，“士”与“民”是不同的。因此作为一个有智慧的统治者，就应该“制民之产”，这样，“民之从之也轻”。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统治的稳定，说到底，还是驭民之术，或者说，这是一种很高明、很仁慈的驭民之术。

　　对待老百姓的这种态度，在中国持续1300多年，一直到北宋时期的张载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西铭》）张载依据《易传》《中庸》，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道家、佛教的启发，提出了由“天地之塞”“天地之帅”中诞生了“混然中处”的“吾其体”“吾其性”的观点，因为我们人人如此，众生平等，因此“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主张应声而出。时至今日，张载的这个观点一直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北宋到南宋，虽然程朱理学的程颢、程颐和朱熹对张载的观点多有美化、赞誉，但同时他们也是有批评的。可能因为张载是一位长者，而且是程颢、程颐的表叔，所以，他们的批评比较隐晦。

　　程颢的批评是：“《订顽》（《西铭》的又一名称）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别有见处。不可穷高极远，恐于道无补也。”（《遗书》卷二上）在程颢看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念脱离了孟子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差之爱的轨范，在现实生活的操作上，不利于社会的等差管理。这就是“于道无补”的意思。程颐的批评是：“杨中立问曰：‘《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何如？’伊川先生曰：‘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伊川文集》）杨中立就是二程的高足杨时，又称龟山先生。“言体而不及用”，这是接着程颢“于道无补”说的；“恐其流遂至于兼爱”指的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超越了儒家等差之爱的框架，已经进入了“无君无父”的墨子“兼爱”理论体系。“诚有过者”，这是程颐接着程颢的“穷高极远”说的。朱熹的批评是很不讲道理的：“以主上为我家里兄子，得乎？”(《朱子语类》卷九十八，第七十三条)“主上”，指的是皇上。“兄”是指的兄长，“子”指的是儿子。朱熹的这句话断章取义，太扭曲张载的意思了。但是，正是这句话，反映了朱熹或者说整个程朱理学在现实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等级森严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王阳明在其《拔本塞源论》中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天生的就是与圣人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圣人一开始与我们凡人完全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他们努力学习，惟精惟一，最后才成圣成贤。所以，只要像圣人一样，真诚向善，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答顾东桥书》）很显然，这个观点当然受到了张载的影响。王阳明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先天带来的。只要后天好好学习，乐善不倦，所有的人都与圣人无不相同。“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答顾东桥书》），以至于一切市井小人，山村莽汉，引车卖浆之徒，都可以通过知行合一，致其良知，达到圣贤的境界。阳明曰：“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书魏师孟·乙酉》）不论是所谓圣人、贤人还是愚人，大家都未尝没有良知的天性，只要积极努力，大家都可以焕发良知之性，皆可以成为尧舜。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思想，真正打破了各种人等之间壁垒森严的阻隔，只要能够“成其德行”，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成为孔孟，为圣为贤。这是对中国自古以来民本思想的重大突破。

　　王阳明的良知之学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天植的灵根，每一个人的胸中都怀拥着一个圣人的灵明。只是有的人自己没有自信，没有相应的自悟、自救、自成以及随时随地克治省察的功夫，自己就把自己给“埋倒”了。所以，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之学完全是每一个人自己内心的事情。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传习录》）坚守良知的准则，知是知非，都是自家良知的落实，善存恶去，这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因此，只要真正志在圣贤，每一个人都有自悟、自救、自成的能力，落实在事事物物之中，自然成圣成贤。所以，致良知的功夫是我们自家的功夫，不是要去指责别人，一副真理在手，居高临下的样子。阳明说：“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传习录》）不要以己之长，责人之短。我们不仅不能以圣人自居，而且要以愚夫愚妇的身份与人相帮相扶。致良知就是反省自己，对自己深度地克治省察。真正面对自己的“许多未尽处”，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做足自己的功夫，自然而然就会感化他人。

　　王阳明的意思是，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天植的灵根，那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心就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乐是心之本体”，乐更是良知的本体。朱熹在注释《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时候，首先引程颐曰：“亲，当做新。”朱熹接着又说：“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四书章句集注》）先把程颐的观点拿出来，作为理论的依据，然后论证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个字读作“新”。从这几句话中，我们看到了朱熹真理在手，“推以及人”，要去教化他人“去其旧染之污”的心理状态。但是，贯穿整个《王阳明全集》，一切理论的展开，都是以“在亲民”为前提的。绝对不能读为“在新民”。这是贯穿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整个理论框架之中的灵魂。所以，“新”与“亲”这两个字的不同读法，绝对不仅仅是两个字的训诂问题，而是不同时代，不同哲学立场，如何来定义人之所以为人的大是大非问题。从民本思想来说，王阳明给予了广大底层老百姓充足的主观能动性，从人性论上找到了老百姓不靠神仙皇帝，自己就可以自悟、自救、自成，致其良知，成圣成贤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的实现奠定了各阶层民众能够以诚待人、和睦相处的基础。

　　在抵达圣贤的境界问题上，朱熹的路径是：“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认为只有通过“道问学”，广泛阅读，饱读诗书，受到系统的知识教育，最终才能一朝豁然贯通，就可以达到“尊德性”的境界。从民本思想的角度来讲，朱熹事实上是在老百姓的面前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高山大壑。有鉴于程朱理学仅仅只是面对社会精英，完全没有关注社会各阶层广大民众的问题，王阳明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成圣成贤之路。

　　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内外兼顾之功夫，在当下考问，在事上磨练，达到了“定”的境界，同时勿忘勿助，克治省察。时时警觉，处处反思各种萌动的念头。一旦遇到私心杂念，即刻自悟、自救，即刻端正自己的心性，回到端正诚悫上来。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必有事焉”。一定要有当下针对性，在具体的事务中锤炼自己；一个是勿忘勿助，不要被各种偏见、邪僻所牵引。王阳明用了一个下米煮饭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惟精惟一的道理。整天在经典的字句里打滚，满怀功名利禄，就像锅里并没有水，也没有米，你却在灶里面烧起柴火来，即使是锅烧炸了，也不可能煮出米饭来。王阳明指出：“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传习录》）这里是在说，良知之心，本来就是虚空自然，冲漠无朕而又无所不知的状态。它像太阳一样本来没有高高在上普照大地的本意，但是它的光辉却无所不在，生生不息。致良知的功夫最大的障碍就是各种偏见、成见与私欲，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整天在字词句上打滚的人，还不如不读书的人（在明代中叶，士大夫往往私欲横行，满口谎言，而且拉帮结派，得陇望蜀）。王阳明说：“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王阳明在这里本来是在强调“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的良知之心的落实，是内心的慎独之知，是无声无臭、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基础，并没有反对闻见之知的意思。从民本思想的角度来看，王阳明把程朱理学设置在广大老百姓头上、无法逾越的高山大壑都搬走了。王阳明的意思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才能够致其良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岗位上，只要惟精惟一、乐善不倦，我们都可以志在圣贤，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王阳明认为，在一个美好的社会，农、工、商、贾，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可以“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答顾东桥书》）这就为广大民众找到了社会尊严和在社会工作中的地位，尤其是找到了每一个人能够富有尊严地活下去的希望。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中国民本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

　　（作者：欧阳祯人，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