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是儒家思想，中医是其重要分支。自古儒医同源。“医圣”张仲景儒学功力也很深厚。颜子七十七代嫡孙颜世镛先生是当地的饱学之士，也是位名中医。曾任过孔府四品官，专管御赐“十供”的刘梦瀛先生兼孔府的中医，他儿子刘长厚也是当地有名的中医。

　　为什么说中医与儒学息息相关，儒学的特点就是八个字：“以人为本，面向现实”。纵观世界历史，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二世纪，被西方称作“轴心时代”的这段时间，东西方出现许多当时盛行并影响后世的伟大哲人。耶稣创立了基督教，相信上帝能够救世人；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相信如来佛祖能够拯救世人；东方孔子创立儒学，这是研究人的学问，《论语》是教人怎样做人的学问。

　　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生存，难免遇到一些伤害，出现各种疾病。不能坐以待毙，便要求医、吃药，这就是中医的责任了。有的人痛在肌体，有的病在心态，都应用各种方法治疗，这便是儒和医两大学问的结合点。

　　孔子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删述六经”。“六经”之首是《易经》，然后是《诗》《书》《礼》《乐》《春秋》。《易》是研究自然界及社会的大法。人，不是自然界一个简单物种，是有血肉，有肢体，有器官，有感情、构建复杂又不断变革的“万物之灵”。人的身体、心情有了困难（各种病情），不能像对待物品那样简单处理，而是应用综合的手段去解决，便去求医寻药。

　　伏羲观察天地，万物，人体，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孔子又具体地作《卦辞》《爻辞》，把自然界、人世间各种复杂现象进行阐明、解释。这种复杂的学问用到解决人体的问题上，便成为我国中医的主要理论。

　　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一、面向全局的观点，即整体意识。世界上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等方式。前者是非黑即白，“一是一，二是二”；后者是“塞翁失马”福中有祸，祸中有福。《周易》对两者兼而有之，既有看待问题的具体性、客观性，又有看问题不绝对的思辨性。《周易》从来把天、地、人融为一体来看。无论是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人世间的王朝更替，人生中的吉凶福祸，都可以用卦爻中的符号表现出来，寻求解决的方案。中医面对患者，也是整体分析，大处说他所处的天地人各种因素都应考虑在内，小处说对患者的身体所处的环境乃至其精神状态全面考虑后对其某一方面提出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瓢”，治好这里那里又出现新症状。

　　二、中医治疗时辨证施治，《周易》善于对事物作全面整体的把握。大到天地人生，小到某一具体问题，都看作是一整个系统。通过各种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提出治理方案。中医的辨证施治就是《周易》辩证思想的整体运用。《黄帝内经》就是以《周易》阴阳学说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它对所有病症的研究都是先从调理患者的阴阳入手。阴阳调理好了，局部的问题自然解决了。如果说西医用科学治病，中医却是用哲学治病，《周易》用文化治病。

　　三、变化发展的思维。《大学》中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之“易”字是变的意思，它是一种变的学问。“日新”是不断生育新事物，“日日”是变化无常的意思。《周易》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没有不变的，《老子》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说表示，“五行”之间不但相生，还相克，也是常用中医理论。对《周易》生生不息地发展，也是中医理论基础之一。在发展过程中，一是表现为事物之间对立统一，一是物极必反，一是看其发展趋势，不要只看到眼前一点具体的病症，而是要从长远看。当年扁鹊对蔡桓公的几次观察，从病在“腠理”，直到“病入膏肓”，不能医治，体现中医的见微知著，预判病情的逐步深入。

　　四、中医治疗重在“和”。人与自然要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一个人的自身更要和谐，包括人身上的器官和谐及人体精神状态的和谐。医生给患者治病尽心尽力，“医者仁心”要和谐。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权宣言》中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黄金规律”或“基本法则”。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是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老师。“医者仁心”正是这样。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一次国际大会上写出论文并发言，提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和”。“仁”是调剂人际关系的手段，“礼”是保证社会各种关系的手段，而它们的目的却是“和”。从事中医的人，医者仁心，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是医者的本分。但救治患者的目的却是促进患者某一脏器功能的和谐，乃至全身的和谐。这是多年来人们从医的目的，也是我们中医几千年来受到人们尊崇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曲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