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其归入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中，强调了这一命题的重大价值。可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不仅包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的战略阐明，而且凝结着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整体思考，具有恢宏而深刻的时代意义。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把握以下四个维度。

　　1、在政党引领和人民参与的密切联动中激活文明主体

　　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总体反映，文明生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性活动，在赋予文明存在依据的同时，也蕴含着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文明只有在人类主体力量的推动下才能不断前进。随着现代政党组织成为社会成员表达利益诉求的稳定载体，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愈发呈现为政党统领大众进行的文明创造。在这种“政党—大众”的实践互动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主体实践。

　　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于中华大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又始终恪守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立场，这保证了其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进方向。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统筹谋划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方向和工作部署。

　　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始终围绕“中国人民”这一主体展开——既要突出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诠释好文明本身的“人本”意蕴；又要发挥人民的“动力主体”作用，凝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变革性力量，释放出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使之成为民心所向、民意所愿、民力所为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本源相通，也决定了二者共同的文明追求。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必须把厚植党的人民情怀、夯实党的人民立场贯穿其中，在具体实践中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从而实现政党引领与人民参与的紧密联动，不断激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力量。

　　2、在继承传统与面向现代的守正创新中厚植文明底蕴

　　文明既依赖特定时空场域下的文明创造，又需要以往文明成果的持续累积。只有在历史与现实的更迭交替、交融贯通中，文明发展才能获得深厚的文明积淀和深刻的时代意涵，从而展现出厚重的人文底蕴。现代文明的发展不仅直接表现为社会整体的提升，而且从更深层次上体现为传统文明的进阶。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发展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在历史传统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其中既需要克服现代对传统的排斥，又需要促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有鲜明的守正创新意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只有立足传统向现代的视域转换，把握好中华文明由古向今发展的接续性特征，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继承中华传统文明的文化精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着中华文明的文化精粹，不仅作为“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表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特征，还蕴含着适用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优秀基因，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和系统梳理，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中华传统文明的时代赓续。

　　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遵循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要求。现代文明建设并非传统文明在现代语境下简单的“返本开新”，而是对文明发展进行根源性重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文明表达，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人文属性的系统总结和凝练。因此，必须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汇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主题和丰富实践，借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智慧结晶和伟大成就，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要素与内容，以此实现中国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

　　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又生发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传统与现代深度融合、有机贯通的产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把握传统文明现代化和现代文明民族化的双重要求，既要通过传统文明的承继筑牢现代文明的民族根基和群众基础，又要着眼现代文明的要求赋予传统文明以现代活力和现代形态，使之重焕荣光，最终在继承传统与面向当代的有机统一中，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3、在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协同共进中塑造文明样态

　　一定的社会文明形态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并且由代表这个阶段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构成。其中，物质文明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体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的物质生活丰富程度；精神文明作为人类建构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全部精神成果的总和，表征着人们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二者相互作用、互促互进，共同勾画人类文明的基本样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以物质文明建设为现实支撑。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在于物质文明的兴盛，物质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动力和直观表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进而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思想保障。虽然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了存在条件和现实基础，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也受到人类构建的“意义世界”的影响。新征程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既要重视防止和克服精神世界中的消极因素，构建群众广泛认可并积极践行的价值观念，又要坚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丰润道德滋养、强大精神力量。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是割裂的，物质文明的创造需要精神文明的指导和推动，精神文明的实现则需要以物质文明为载体和条件。恩格斯提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既要创造“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又要使人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实现精神上的愉悦。只有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繁荣、相得益彰，才能彰显文明发展的进步意义。

　　4、在立足本土与放眼世界的交流互鉴中拓展文明前景

　　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与不同文明的交往中丰富完善。交往的开放性水平往往是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表征。各民族国家通过文明交往，不但进行了文明间的相互补充和借鉴，也在实际互动中实现了文明成果的对外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地位愈加重要，客观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的实践取向。

　　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以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为重要补充。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任何文明的源远流长、蓬勃发展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明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继续秉持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胸怀，“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每一种文明都有适合其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土壤，没有原则地生搬硬套注定会导致文明交流中的“水土不服”，破坏原有的文明生态。因此，借鉴吸收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决不能囫囵吞枣、采取拿来主义，而是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和扬弃性的吸收，最终实现“为我所用”。

　　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为目标取向。文明发展不仅蕴涵着关乎本民族前途命运的特殊性价值，还具有应对人类发展难题的普遍性意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不是要一枝独秀、孤芳自赏，而是要融入世界文明谱系，为整个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厚植世界情怀，展现大国担当，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为了在民族地域内创造一种丰富社会成员美好生活、升华人的价值愿景的现代文明，也是为了在当代境遇中创造一种具有高度文明水准、超越固有模式且代表人类文明走向的新型文明，因而具有民族复兴和造福人类的双重意蕴。可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赓续，又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书写，最终目的在于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与演进中呈现的独特规律，正是其得以实现文明进步和文明超越的优势所在、底气所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参与的紧密联动，坚持继承传统与面向当代的守正创新，坚持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协同共进，坚持立足本土与放眼世界的交流互鉴，从而不断书写中华文明发展的辉煌与荣光。

　　（作者：张士海，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