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其中一条就是“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本期理论周刊围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邀请专家学者展开讨论。

　　无论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还是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本质上都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与碰撞。在与国际社会的双向接轨中，中国已经迈入了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阶段，对“深度”这一判断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纵览当前国际传播场域，固有的舆论格局已经被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所打破，新兴国家在面对文化殖民与话语霸权时不愿再逆来顺受，力求获取公平公正的发声资格，但处在全球传播秩序制高点的西方世界不甘于放弃曾有的舆论操弄，仍希望通过维护原有旧规则以及信息垄断，持续巩固于己有利的话语体系，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关于话语权的博弈日益激烈。

　　面对这样风云诡谲的国际传播景观，我们需重新厘清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实践历程，辩证看待当前所处阶段，正确认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从多个维度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历程

　　1949年10月，新中国在美苏冷战初期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中孕育而生，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不可避免地陷入“美苏争霸”的信息战对抗漩涡之中。中国共产党利用对外广播积极应对，同时实行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略，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残余势力和特权，由此开创了新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之先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机遇。1989年，针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各种争议，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向世人展现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的大国、大党形象，证明我们已经有了初步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意识，但尚未形成系统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思维模式。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成为重塑中国形象的历史转折点。同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暴露无遗，“华盛顿共识”的神话受到越来越多国家质疑，借此契机，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上积极作为、频频发力，关于“提升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工程被提上日程并稳步推进。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国际传播的问题意识逐渐由“对外宣传”转变为“对外传播”。这一年是中国媒体在国际舞台崛起的一年，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新格局悄然形成，以电视媒体和新媒体为主导，以中央级新闻媒体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传播体系”雏形初现，推动着中国国际传播来到新的历史阶段。

　　为规避西方话语陷阱，增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党中央强调必须从中国实践中总结提炼理论成果与核心话语，促使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问题意识朝着积极引领新型全球化的方向纵深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随后中国环球电视网开播，截至目前已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在全球拥有超过1.5亿粉丝。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既体现了这一“中国创造”的理念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价值引领。

　　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

　　无论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还是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本质上都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与碰撞，这种互动是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历史进程，正是时代的大变革促使人类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全球性，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既为多元传播主体的跨时空情感表达和差异化价值诉求提供了平台，也为中国融入塑造全球传播新秩序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与国际社会的双向接轨中，中国已经迈入了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阶段，对“深度”这一判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首先，中国与世界的话语互嵌程度加深。舆论场中“国内”与“国际”的边界在深度全球化的进程中被逐步消解，这使得更多的内部议题被外部化，更多的外部议题被本土化，融通中外成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和路径方法。一方面，中国一改以往“以我为主”的思维局限，更多以具有全球性价值取向的元素，丰富中国故事的内容和视角，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以受众为导向，进行国家话语的区域化精准传播实践；另一方面，中国本身成为一个关键词，其创造性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着眼全人类的福祉，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可以说，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在道义层面已经深深嵌入世界新秩序之中。

　　其次，中国与世界的情感交流层次加深。以往中国对外交流渠道较为单一，交往主体多为官方外宣媒体、外交部工作人员等，交往过程中常从宏观角度出发，对传播主体的评估也是以国家力量为重点，缺乏主体间性思维，往往忽略了受众端的个体情感。同时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立场问题的刻意诋毁，导致国际公众始终对我国存在误解，无法产生情感共鸣。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带来数字产品的更新换代，更为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带来了新的交流场域、形式和渠道。传播方式和平台的转变突破了硬实力意义上的空间阻隔，使得传播者个体得以嵌入到整个传播环境中，不同圈层结构、文化背景的主体开始了解彼此，情感的互动成为弥合文化差异的钥匙，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的相通。

　　寻求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路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传统大国之间的关系和平衡正在重新调整，新兴国家和地区性势力也在不断崛起。俄乌冲突旷日持久，巴以形势日益严峻，给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经济层面，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科技创新正在颠覆传统产业和就业模式，对全球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带来深远影响。在环境方面，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在社会方面，贫富差距、人口老龄化、移民潮和文化冲突等全球性问题凸显。进入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加速融合、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共在的当下，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不断推动着国际传播领域的发展变革，这对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基于此，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首先应当明确话语的主体定位，即以中国立场讲述中国故事。这一立场事实上应当基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淀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实践，一方面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和扩张逻辑，另一方面以中国的“天下”观体现出中国故事的包容力与感召力，以相当的话语高度讲出中华文明的精髓。其次，中国认识到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但也坚信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应当是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在当今世界舞台，中国正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和平、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旨在促进全球文明间的交流与共融，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尊重，将为全球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了生命源泉和理论支撑。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深耕文化“两创”，以“尼山世界儒学高峰论坛”等学术论坛为载体，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世界儒学中心等科研单位为矩阵，不断推出创新性儒家文化学术成果进入世界知识体系，积极开展与全球学术界的对话，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同时，为加快推动国际传播强省建设，积极打造国际传播引领性平台，为“让世界看见更好的中国”贡献了山东力量。

　　（作者分别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