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传统儒家道德治理凝结着中华民族对伦理道德的深刻认识，反映着中国人立身处世的理性思考，体现着道德作为国家治理手段和理政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智慧。对传统儒家道德治理中所蕴含的隆礼重法、德主刑辅精神特质进行吸收借鉴，是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华民族道德基因和精神血脉，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任务。

一

　　“隆礼重法”是中国传统社会运用道德进行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独到智慧。在传统儒家看来，“上好礼，则民易使也”，道德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荀子就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首先，“礼”具体体现在仪式、礼典、礼节之上。如《左传·昭公五年》中描述的“朝聘有珪”“小有述职”“宴有好货”“入有郊劳”等礼仪、礼乐、礼器方面的“礼”。其次，“礼”不仅是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审美。《礼记·少仪》指出，“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再次，包括慈、孝、忠、信等道德要求在内的礼义、礼教之“礼”，统领各种德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言：“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从次，等级制度、国体政体之“礼”。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所述“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最后，“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理论化、体系化、系统化了“礼”的仪式行为体系、伦理道德体系、政治制度体系，并通过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密切关联和集中反映出当时的道德要求。

　　礼无法则易沦为空谈，法无礼则失之仁义。“礼”是一种存在于特定场合、超越日常性的且有时限的特殊活动，规定了道德治理活动的日常法则。西周建立后，从大型活动到日常起居，从娴熟礼仪到优雅谈吐，大礼三百，小礼三千，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创立了整套系统周密的礼仪体系和典章制度，与每个社会成员形影不离，时时处处影响社会生活。冯友兰指出：“在礼节、礼仪的意义上，礼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使人文雅。在这种意义上，礼使人情感雅化，净化。”正因此，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隆礼重法，一准乎礼，其作为道德治理活动中别异、识亲疏、分贵贱之用，关键是“得其宜”，把握好分寸和度数，以得其“中”。诚如，《礼记·仲尼燕居》所载：“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从“天道”到“人道”，由抽象到具体，从宇宙、自然到社会、人伦的道德治理的逻辑主线，即“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则，传统儒家以天论德、援仁入礼。在“天德”这一哲学本体论意义的概念统摄下，儒家思想将外在天之“德”转换为内在人之“德”，使道德在人类存在的本原及生命中寻找到存在的价值依据。二则，道义优先，为道以德。“天下有道”，人们在日常人伦关系中以善恶为导向，为达“道”不断进行自我修养，将“五伦”“八德”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做人的根本标准，以指导现实的道德治理。三则，王道仁政，德主刑辅。以孔孟肇始逐渐形成以德（德政）惠民、以德（德教）导民、以礼（礼制）齐民，日渐形成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道德治理模式和细化为德、政、礼、法四维一体的治理方略。

　　传统儒家倡导德治，将法治作为其辅政的手段。一是主张有德者之治。将“为政以德”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强调社会管理和治理首先是有德者、贤者的治理，这是传统儒家道德治理思想最核心、最本质的精神内核。二是主张有道德之治。贤者和仁政密不可分，这是传统儒家道德治理本质内涵的一体两面。三是主张德化（教）之治。通过“德教”和“德化”，以上位之德的“上治”与“身治”来垂范教化其统治下的人民，这是传统儒家道德治理的实现路径。四是倡导德制（礼）之治。传统儒家纳“仁”于“礼”，引“礼”入“法”，以“理”统“欲”，用“法”范“情”,“德”“礼”“法”三者在道德治理实践中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一套全面为宗法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的系统性理论。

三

　　守正道而开新局，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华优秀道德传统和道德治理思想精髓，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在传统儒家看来，道德之于人生，不外乎立志定向、立身循规和知人交人，明了生命意义、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所在；通过立天道求人道、知天而后知人，对人情世故的体知把握，获得正确的道德判断，作出合乎正义、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道德行为，从而实现道德治理的目的。传统儒家讲求在各种人伦关系中，自觉履行角色义务，以求得自我的人格完善、道德实现。这种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爱人如己、推己及人的关系准则，慎独自省、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家国同构、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深刻演述了治家维伦之道，透彻揭示了安邦定国之要。历经中华儿女的践行传承与历史长河的陶冶积淀，儒家文化道德精髓已经融入中国人的为人处世之道，维系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维系着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至今仍有其宝贵价值。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道路上，对于传统儒家道德治理的内容，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发展的思维予以正确看待，进行科学分析，对其优秀内容和精华成分，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要坚决加以抵御和克服。我们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科学的态度、顺应时代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中，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作者：王乐，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哲学教研部伦理学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