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阜读书、工作20多年，不时地徜徉于“三孔”等胜地，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那些或巍峨或精致的碑碣。不论是带领学生还是陪同师友去“三孔”，每次面对一些重要石刻，都要观摩良久，辨识文字，寻找其中的历史信息，感受其中的文化温度。但作为一个儒学的从业者，起初并没有认识到碑刻作为一种“文献”的儒学研究意义。笔者上研究生之后，见到骆承烈老师汇编的《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齐鲁书社2001年版），才知道在曲阜这片土地上居然有这么多碑刻，而且相当多的碑刻文献都有其独特价值，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骆老师几乎凭一己之力，编出了这样厚重的大书，非常值得敬佩。当然，其中也存在着不少讹误。2013年，听说杨朝明老师计划以“中国曲阜儒家石刻文献集成”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个人是无比兴奋的。如果能够将曲阜保存的数量巨大的碑刻加以系统梳理、拍照、释读、研究，进而建设数据库，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后来，项目通过审批，杨老师带领孔子研究院的众多学者组成团队，启动了繁复的整理工作。2022年，在齐鲁书社出版的最终成果《曲阜儒家碑刻文献集成》，可谓洋洋大观，是继骆老《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之后，曲阜碑刻整理的又一高峰。

《曲阜儒家碑刻文献集成》书影

　　一、体例优化

　　杨老师主编的这套《曲阜儒家碑刻文献集成》，较之以往的相关成果，在体例上后出转精，做了明显的优化。在《凡例》中，有8条对本书的体例做了说明，其中值得肯定的地方很多。

　　其一，对每块碑刻有详细介绍，不仅包括名称、所立年代、位置，而且包括碑头书体、碑身书体、残损及修补、著录情况等，这些碑碣本身详细的多维度信息载录，使读者在掌握更全面的信息上，有了更多的凭依。对于不同的研究者而言，其所关注的重点会有不同。多一个维度的记载，往往会对不同的研究领域带来新的信息，从而引发新的思考。有些信息，我们如果不目睹原碑，或者检视拓片或照片，便很难了然于胸，这些详细的记载弥补了大多数读者无法亲临现场目验这一缺憾。

孔庙碑刻

　　其二，碑文一律照实全录，即按照石碑的现状为准进行载录，保留了大量的通假字和异体字，同时根据古籍整理通则惯例进行了统一。尽量使用规范字形，明显的错字和俗体字则在注释中加以说明。规范字形便利了文献的使用，保留部分通假字和异体字、俗体字等，也是保存了更多的真实信息。史料记载的最大要求就是真实。真实不仅包括内容的真，还包括形式的真。当然，为了节省篇幅，在整理时，碑文中的空格、空行、抬行都未加保留，这在我个人看来，反而不算明智。本书对于残缺、破损和漫漶造成的无法辨识的文字也依例以“□”代替；可喜的是，对于能够在历代著录中加以补足的地方则尽量做了补足。古代著录的碑文内容，因为各种原因存有错误，所以通过认真辨识原碑可以校正古代的著录。反过来，古代的著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因历史原因造成的碑刻残损导致的信息流失。

　　其三，“注释”之后再加“论说”，即对该碑刻的难点字词、时代背景、思想价值等做了说明与论断。整理者对各自整理的碑文要做好研究，“从深度上下功夫”。有的研究形成了论文，可以从本书“附录”中见到大家的努力；有的则未必能够单独成文，停留在“力求简练扼要”的“论说”上。但这些经过整理者研究之后的或深或浅的心得和认识，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欣赏碑文。

　　二、校释精良

　　文献整理是学术研究之基础。近年来，不论是出版资助方面，还是学者用力方面，古籍点校和文献整理都是重头戏。各出版社都不断推出各种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相关作品。但是，其中难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近些年，经受不住读者检验而下架者并非个案。这说明文献整理并非易事，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得来的。如果没有文献学的基础功底，没有认真钻研的态度，没有长期的努力，很难做成精品。

　　本书的具体整理人，虽然多是青年学者，但是他们身在曲阜工作，颇有一种“斯文在兹”的自豪和自觉，因此对待各自整理的碑碣，大都下了苦功夫。翻阅这部大书，会发现几乎每篇的说明中，都详细胪列了不同著录的异文，令人眼花缭乱，不禁心生疑惑。这么多的异文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对前人的著录还能信赖吗？笔者认为，造成大量异文的原因肯定不少，但关键是有没有目验原碑。异文的出现，有的是因为根据稿本著录，而非刻成的碑文；有的则是因为辗转传抄，错讹愈多；有的可能是因为著录者进行了某种改动，比如根据上下文意进行了判断，或是使用了通用字。对读这些异文，非常有意思。比如，著名的《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诏碑》，碑文的“盖闻”的“盖”用的是俗体，而非“蓋”，“尧舜”的“尧”也是俗体，而非“堯”。这些在《元文类》《阙里志》以及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中都写作“蓋”“堯”。尽管“蓋”“堯”更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用字，但是碑文用了俗体字（后来被采纳为简体规范字），遵从原碑而记录，才不致失真。《大德五年大元重建至圣文宣王庙之碑》中，“辟雍”写作“璧雍”，而《阙里志》《曲阜县志》作“辟雍”。显然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判断“辟雍”是对的，然而原碑作“璧雍”。再比如很多碑刻中经常出现的“以”“法”“于”“并”等，著录本往往与原碑相出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整理者下了巨大的功夫，让人敬佩。这些功夫基本保证了碑文释读、整理的质量。

《阙里志》书影

　　除了文字的释读，还有一个巨大的挑战，便是句读。一般来说，对文献进行句读，古人要比今人有优势，今人在文言训练、典故识读、僻字辨认等方面多有不及。但古代的著录往往没有句读，这给后人的理解留下了麻烦。笔者曾经和学生释读过若干块碑碣，识字难，句读更难。所以，用现代标点进行句读，需要下很深的功夫。只有自己研究透了，读懂了，才能正确地施加标点。笔者通过对读本书和前人著录，发现本书在句读方面也较前人有了巨大进步。

　　三、一点展望

　　尽管本书尚有一些缺憾，但瑕不掩瑜。本书的出版将会极大地促进曲阜碑刻的研究，以及利用碑刻开展儒学史及曲阜历史文化的研究。其实，这方面的研究，通过近些年若干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已经可以窥见端倪。曲阜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下一步当会有更加深入的工作，将这一学术工程不断推向更高的层次。

　　本书虽然名为“集成”，但只整理了600多块碑刻，这与曲阜所保存的、文献曾著录的碑刻数目相比，仅仅是一小部分。甚至较骆书整理的1000余块也少了不少，骆书整理的碑文数量是目前同类研究中最多的。之所以仅仅著录了有限的碑文，这是基于一种观念，即仅仅从文献的角度出发，将“有字碑”视为珍宝。随着多学科研究的推进，石刻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价值不仅在于文字（包括文字的多少），还可以多角度地加以研究。据粗略统计，曲阜所存石刻超过10000种。当然，这些碑刻不完全与儒家有关，但对于全面理解儒家和曲阜历史文化是不可或缺的。有些石刻未必有文字，而是画像石、造像、书法作品或美术作品，它们也极具价值。所有这些或大或小、各式各样的石刻理应得到重视，否则各种天灾人祸将会无情地损坏这些珍宝。因此，碑刻的整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与时间赛跑，越早启动全面整理，越能取得主动。即便我们今天整理出来的儒家碑刻文献已经对相关信息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著录，但是也难以完美呈现碑刻信息的全貌。因此，未来还可以在本书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求全”为准则，在遵守学术规范和时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通过影像和文字结合的方式，多维立体地著录相关信息，为学者提供详备的资料源。

孔庙藏汉画像石

　　石刻除了文献价值之外，还有艺术的、审美的、技艺的、科学的等不同维度的价值。其内容涉及历史、社会、生活、政治、职官、家族、建筑、礼乐、民俗、宗教、教育、经济、书法、艺术等多个领域，有值得综合研究的价值。这样一个大宝库，非常珍稀，应该联合攻关，开展系统探索，为石刻综合研究提供范本，重新认识曲阜历史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