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学界讨论儒商的问题已经超过三十年，但人们仍然对儒商的概念有新的想法，因为儒学与时俱进，我们对儒商的概念可以再做思考。既然概念改变，儒商的哲学也可以因时代的需要有一个新的面貌。首先，我的目标在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深刻的儒商概念和更灵活的儒商哲学和儒商的实践。

　　什么是儒商？最基本的就是儒商是指从事商业活动和企业管理的活动者和管理者，他有儒学的基本认识和情怀。换言之，他必须有儒学的教育背景，有儒学的思想认识，甚至于有儒学的价值作为人生发展的基本规范。这种人从事商业活动是以儒学为基础，不管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他都会流露出一些儒学的素质，不偏离儒学的人生理想，这种人从商我们称之为儒商。商业的目标是牟利，但孔子说的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把富贵看成是浮云，并不是主要生命的目标。

　　当然富贵对生活的影响是必须承认的，因为有了富贵才能够更好的行事，更好的做一些儒学的事业或者人生的工程，所以儒商必须具有儒学文化的背景。但他是否作为商业行为而背弃了儒学的理想，这就是所谓现代儒商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第二个要素就是儒商从事商业活动，并不背弃儒学的背景，而是要把它发展起来，或是利用它从事商业活动。因为从事商业活动显然是要牟利，牟利可以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有违反人性的和合乎公共利益的，儒商必须站在儒学爱人，关怀社会的立场，而不违反公共利益，也不恶意的损坏他人追求利益的权利和行为。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但因为这点孟子说的很清楚，就是必须要建立所谓利义之辩的认识，不能因为利益就忘记了正义，忘记了社会行为规范，来谋求纯粹私人的利益，甚至于追求这种利益而损害到公共利益，造成对社会的不公以及对他人的不义。这是儒商必须要时刻警惕的。

　　总之，作为儒商，一个儒者要突出儒者的风范，而不以商业利益作为行为指导原则。相反的，他能否运用儒家的伦理来进行商业行动，争取合理的利益，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这还是第二层次的儒商，我认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谈第三层次的儒商。

　　第三层次的儒商就是直接面对儒家价值观的要求，以仁义礼智、忠恕诚信作为一个明确发展商业的目标。那就是说商业的行为不但符合一般的商业规则，而且它在儒商主动的积极的追求改善他人生存条件和社会环境，以达到一种和谐化社会的理想，使广大的社会受益而不是相反。在这个要求之下，儒商可以把重点摆在儒家的德性的某一个原理上面，比如说有的儒商讲求道义和忠诚，有的儒商讲求仁爱和恕道，有的儒商讲求诚信和社会和谐，对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世界的优化都能够做出一定程度的贡献，也就是能够改进人民或人类的处境，使人民或人类能够享有商业发展的价值和好处，而不只是自己享受自己的私利而已。我们在社会上可以观察，不管是企业家或是从事商业贸易者，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情怀理想，是不是一个好的儒商管理者，是不是能够把他的企业发展为可以合理合法的牟利，又能够把获得的利益贡献给社会，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促进社会的秩序和生活的改善，提升生命素质的素质。如果能够做到这些要求，这是我所说的第三个层次的儒商。

　　在这三个层次之外，还有第四个层次。第四个层次一般学者很少提到，因为一般儒者或商业哲学的学者，他们不愿意涉及到太过抽象太过高调太过理想化的思想背景和目标。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儒商可以做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他应该有一种开阔的天地情怀，从人的生命体会到宇宙的生命，也从自然的生态中感受到德性的成长，使人能够产生对自然和人类基本的责任感，并进行深刻的修持和实践。因此他所强调的是更为宽广的德性的应用，而不只是固执在某一个特殊德性形态之中。有的企业者只知道做慈善事业，不知道去开发新的产品，促进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的儒商讲求百年诚信的历史，形成一个保守的状态，不能尝试新的方法促进社会进步。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商可能往往有一个保守传统的包袱，不能对现代科技进行思考，并有勇气投入。

　　儒商甚至代表一种保守的商业行为者，这是值得去探讨的。儒商和西方企业家的比较，很显然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是西方人强调人的智力开发，科学知识与开发，和对自然资源规律的探索，来创造一个新的不断进步的社会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在近百年来西方人从蒸汽机到汽车到飞机到电力发电到所谓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信息与电脑科学，发展了新时代的互联网，甚至于更多的科技产品如智能机器人等，如此来增加人类的行为能力和正确探索的活动。因此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只是更多的知识。这个财富当然要看成是社会的，是应该与社会共享的，而不是私人的利益。这样一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更进取的儒商所应该采取的。我们不能把儒商看做只是守成不变，否则他如何和西方的企业家竞争呢？儒学强调生生不息，创造不已。孔子在《易传》中表明的很清楚，易就是创造活动，是与时俱进的。它是不断的扩大和不断的提升的，因此涵盖整个社会和天下。

　　我深深觉得中国现代儒商最多只停留在三个层次上，尚未能够跳到第四层次。这种跳跃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也必须有相应的道德情怀。因此，一个更现代的儒商应该具有易经的智慧，因此可以说为易商。易商这个概念是我提倡的，因为它包含了儒商所有的层次，而为儒商的最高层次。我说的儒商跳出第三个层次，并不是放弃儒家的道德价值，而是包括其活动之中。举例来说，我们不但要创造一个智能的机器人如chatgpt，而且要创造一个懂得规矩和伦理的机器人。因此，这样一个机器人不但具有高等的技术能力，也同时具有一个为人类取得公共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取向。这个取向是我们要赋予机器人的，它代表了第四层次的儒商精神，因此体现了孔子所说的“智仁勇”的要求。智包括智力，包括技术，而不只是守成的智慧，而是开发的智慧。仁不能只是满足少数的群体，而是要对整体世界人类都具有一种根本的关怀，因而自然趋向整体的人类的需要和绝大多数人类的需要，这就是仁的精神。勇字则要求有勇气去实现，不怕失败，不问艰难，努力以成。在这个智仁勇的精神之下，我们看到儒商必须要超越自己，发挥自己的天地情怀，与天地之道合而为一。这样的儒商也就可以称为易儒之商，或简称为“易商”。易商的精神是孔子的易传所彰显的，他要解决整体人生的问题，实现最大利益的大公世界和大同理想。

　　每一个儒商的层次都具有一套儒商的哲学。第一个层次的儒商是传统儒学背景的商家，第二个层次的儒商就是以儒家的道德德性为背景，来进行商业活动，寻求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三层次的儒商能够发挥儒学的某一个德性而做到最好，在商业行为中体现儒家的不同道德德性，有的偏向慈善事业强调仁爱，有的帮助社会不幸者去追求社会正义和实际补偿。最后第四个层次是我提出来的易商层次，超越现在儒商的层次，追求具有全面性和前瞻性的儒家理想，来促进一个更好的社会，发挥儒学的仁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儒家精神。

　　结论

　　基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问西方是否也有儒商呢？我认为西方是缺少儒商的，但也有由于基督教的影响，他们的商人建立各种基金会和公益组织帮助穷困的人，尤其在不同的社会专业上提供各种救济，以解救各种灾难的牺牲者和不幸遭遇的个人和家庭，如救济病患，教育儿童，捐助各种需要的救济品。虽然西方没有儒学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却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实践了儒家的价值。他们是资本家，但他们常常投资有利于人类生活事业的发展，如爱迪生发明电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当代则有比尔盖茨创造微软，马斯克发明太空旅行和电动汽车。这些商业行为都具有前瞻性，都突出当前的需要，所需要的资本、时间和智力是庞大的，如果失败，损失也是很大的。但如果成功，则对人类生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一种公共利益，但这种公共利益不必看成是商业行为的结果，而是企业发展的理想途径。我们也不能不说把这些西方的企业家看成是第三或者第四层次的儒商。当然，中国现代儒商也慢慢走向第四层次，逐渐接近西方的企业家，但却很少标榜出一个巨大的未来有益于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当然，这又涉及儒学的认知和发展问题。儒学涵盖天地之学，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追求，本来就具有西方企业家的创新和创造精神。因此，今天我们要发展儒商，更需要发展儒学。儒学的发展来支撑儒商的发展，同时又以儒商的发展，来实际推动儒学的发展。这就需要一个儒商能够多做出对文化事业的奉献，不只是偶然的支持而已。

　　上面我提到西方两个具有儒商精神的西方企业家，一个是比尔盖茨，他把他的经商所得大部分捐赠出来帮助穷人，这当然是儒商的行为。他本人也关心人类的未来，尤其对中国儒家传统特有偏爱。另外一个我提出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他发挥他的想象的才华，想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类太空旅行的方案，同时也关注电动汽车，以解决现有汽车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想法如果实现，必能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作为西方企业家，必然抱有资本家的利益主义，但他并没有以追求利益为唯一目标或最大目标。因为他在投资各种高科技的企业之中，经常亏损数百亿，他所享有的是一个儒家的创造思考，很符合我前面所说的易商概念。在当代中国，我想举出任正非是一个非传统性的儒商或儒家企业家，也就是易商。因为他尝试用各种方法来从事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为中国的科技迈向未来不屈不挠，面对欧美无理的制裁勇往直前，为中国现代的科技发展开辟了一个乐观的未来。这就是我说的第四种儒商的精神。

　　总结来说，今天是我们再反省儒商概念的时代，希望改进我们过去三四十年的儒商概念和儒商哲学。由于时代在进步，儒商的哲学和儒商的行为，包括商业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必须要合乎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公共理想，更必须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的要求。这也就是所谓要符合人类走上一条命运共同体的道路，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消除战争，走向繁荣和走向一个道德的和谐的生活世界。

　　　　（作者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