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人类历史，一个文明根本的转型，是文化的转型；一个文明真正的新生，是文化的新生。民族复兴之路是艰辛的、漫长的，文明的再造是民族复兴核心的环节。新的时代条件，决定了我们必须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对西方文化有竞争力的新文化，并最终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目标。

　　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蓝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结合起来，重塑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底也应该是新的伦理价值的确立，并通过将其融入社会生活、内化为生活方式而真正发挥作用。

11月2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会后，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应邀作题为“守住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学习讲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始终将文化建设作为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头等大事。不久前，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思想伟力和实践动力。

　　守住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视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那次讲话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发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方针，具有重大的时代特征，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进程。

山东曲阜孔庙

　　十年之后，这一系列思考，迎来了一个总结性的时刻，那就是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恢宏目标。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了令人振奋的号召：“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毫无疑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命题的提出，是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重要标志。这一伟大号召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已经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哲学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必将成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只有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全面的学习、深入的理解、系统的阐释，才能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统一我们的意志和行动，才能让我们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中入心入魂、得心应手。

　　这同时也是摆在当前思想理论界面前头等重要、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近年来，我也有一些粗浅的学习体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

　　推进新时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深思熟虑、反复论及的重大命题。正确认识和对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又是其中尤为核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那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什么一定要经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这个问题必须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去把握。

　　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500年后的几个世纪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一时期通过思想文化上的创造性突破，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几个文明核心，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人类世界的基本格局。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最早提炼出了一套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基本价值准则，铸就了不同文明的演进道路，也塑造了不同的民族认同。此后，每当一个民族想要获得新的发展，都是从轴心时代的基本理念中再次寻求和确认自身的独特性和方向感。只有维护和发扬自身文化的根基，巩固和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继续前行。否则，文明就会发生断裂，就会被入侵、被覆盖、被替代。如果文化上引狼入室、鸠占鹊巢，文明的复兴从何谈起？因此，雅斯贝尔斯提出文明的飞跃必须经由传统的苏醒。他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雅斯贝尔斯的论断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西欧在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后，通过古希腊文化的回流，诞生了10世纪之后的欧洲新文明。同一时期，阿拉伯世界也通过对古波斯文化的继承，发展出伊斯兰文明。而中国则是在经过了佛教兴盛的中古时代之后，经过对儒家文化的回归，奠定了北宋以降的“儒家文明”。

　　本来，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通过对传统的回顾，实现文明的飞跃，是“不断发生的事情”。这样的话，对于传统的认识就不应出现太大的分歧，只要沿着自身的轨道运行，就能实现一个文明的延续和更新。然而问题在于14世纪之后，中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出现了一次“大分流”。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的看法，西欧世界由于煤矿分布、技术爆炸以及新航路开辟等一系列带有偶发性的因素，实现了文明的“突变”，形成了极具掠夺性和扩张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原本多元并存、齐头并进的世界文明格局，开始卷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宰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而当19世纪中华文明第一次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冲击时，我们对于固有传统文化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东西方文化差异，原本只是“中”、“西”之别的空间问题，这时候突然成为“古”、“今”之别的时间问题。本土的传统开始和老旧、落伍划上等号，西方开始与进步、现代划上等号。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一时间成了选择发展前进还是选择落后挨打的问题。

　　在这次数千年来意义重大的文明转身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大传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足以自豪的底蕴，而被看作是一个亟待甩开的负担，被认为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要为西学东渐以来中国遭遇的危机负责。晚清以来，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儒家政体架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政治理念、作为官方教化核心的儒家经学文献，相继被推翻、清算、解构，失去了体制化、官方化的地位，陷入崩盘解体的境地。

　　然而，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近二百年来的艰难转型时，则会发现中国还是中国，中国没有变成西方。中华文明依然保持着顽强的韧性，保有着独具的特色。尽管在革命性与现代性的双重激荡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否定和批判，尽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基层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仍然保持着绵延不绝的生命力，甚至展示出复兴的势头。中国经济的腾飞不仅没带来传统的死亡，反而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大面积复兴。这无疑是对“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进程”等原有认识的事实性反驳，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够经受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挑战，首先是因为中华文明就像一辆有轨电车，自古以来有自己固定的轨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原生性文明，长期以来高度发达，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巨大的优势和吸引力。中华文明不仅从未被外来文化所覆盖、征服，更发展出强大鲜明的本位意识和开放包容的政治文化，去面对周边族群和外来文明。由此带来的巨大历史惯性和深刻文化基因，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必须走在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传统的延长线上。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北宋张载的名言，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将其称为“横渠四句”。

　　其次，历史延续性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停滞，更不是文化的僵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正如郑玄解释《周易》之“易”，一字兼有“不易”和“变易”两种相反相成的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固化存在。我们决不能将“传统”和“现代”割裂开来，忽视或否定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可能。

　　最后，近代以来的中西之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而不仅是国力的竞争；本质上是文明发展道路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问题，而不是文明是否应该现代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每个文明毫无疑问都应该完成现代化，但文明现代化的道路绝非西方化一条。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世界文明都是多样的、多元的，每个文明都应该通过对自己传统的回顾，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传统文化的衰落、消失，绝不是现代化的胜利，而只能是现代化的失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着重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这一论述彻底理清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关系，透彻解答了如何评估和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完全破解了百余年来萦绕中华民族心头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为中华文明精神命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走上台前，正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历史性飞跃的动力源泉。

　　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征程中应有的地位和应起的作用已经得到确认和阐明，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主要是传统中优秀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而列举出的十大精神标识，在儒家思想范畴中基本都有所体现。也就是说，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由来的重要途径，而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价值观念的关系，长期是一个理论空白。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得到的基本经验是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实际、历史文化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并未直接系统阐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早在20年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出：“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费孝通先生敏锐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背后的运作机制长期以来并没有被阐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宏阔的全局视野和非凡的远见卓识，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一重大论断，提出了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主张，指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必由之路。尤其是对于“第二个结合”逻辑关系、历史经验和实践意义的严密论述，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标志性理论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这一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这一点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阐释得更为鲜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的落脚点，是更加强调“现代”，强调创新，强调创造属于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强调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属性。我们知道，在文化的发展演化中，有不变的成分，也有变化的成分。不变的是其根本特质、核心价值、精神标识，变化的是这些根本特质、核心价值、精神标识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文化的变与不变，要求我们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守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文化主体性，坚守住超越时代、永不褪色的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创新”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及时剔除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要创造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努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与守正创新、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密切相关的，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一种文明的最高表达。当前，中国面临着一种局面：一方面是改革的实践和文明的复兴，另一方面是能够解释改革实践的知识体系的短缺。最根本的症结在于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在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一状况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始得到很大改观。此前“以西方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向“以本土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转变。这一场新的学术大转型的实质就是摆脱对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亦步亦趋，而要以中国自身为主体、为本位、为中心，着手建构我们自己能够自主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必须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结晶进行现代化的处理和冶炼。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从世界其他文明传播和移植来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进行本土化的融会与贯通。本土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将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再造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纵览人类历史，一个文明根本的转型，是文化的转型；一个文明真正的新生，是文化的新生。自晚清西方文明入侵以来，如何让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荣光，如何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历代仁人志士舍生忘死、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作为一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超级文明”，近代中国由于巨大的治理难度和历史惯性，其文明再造之路尤其艰难。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使中华文明的现代文化没有充分时间从自身内部酝酿并产生，而是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逐渐建构起来的。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力挑战，中国文明面临着严峻而急迫的近代转型历程。中国人并非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再造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而是在经历了较长的痛苦经验后才逐渐认识到的，并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层面“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层面进行变法维新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文化层面进行反思、批判的时期。

　　革命的激情和救国的急切，让革命前辈忘记文明的再造是一场找寻自己道路的长跑。正如当时人所言：“当‘新青年’负起思想改造运动的任务时，却要把西欧经历以世纪计的工作，于短促期间完成，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把这些历史的任务，于同时又要于极短期内完成，所以他们只收到破坏性的成果，没有建设性的收成。”

　　民族复兴之路是艰辛的、漫长的，文明的再造是民族复兴核心的环节。经过近二百年的艰辛探索、艰苦奋斗，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转型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里程碑，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成，无疑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而这场徐徐展开的伟大文化变革和文明再造进程，其意义将不亚于作为西方现代化起点的“文艺复兴”。

　　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的再造必须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进行继承和升华，同时摆脱传统文明糟粕的禁锢和束缚，在汲取古今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崭新的文明。这是一个漫长的脱胎换骨的过程。西欧世界经过了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数百年的大转型，才再造出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思想中汲取灵感和资源，但不是说回到那个时期，而是和古希腊、古罗马的精神传统相联系，把“根”接上。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样也应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经济基础的变化，迟早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的转变。新的时代条件，决定了我们必须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对西方文化有竞争力的新文化，并最终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目标。

　　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蓝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结合起来，重塑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晚清民国时代革命前辈的思考和探索，已经触及再造中华文明最深层和核心的部分，那就是中华文明的伦理价值。他们认识到，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代表，不是因为其思想的深刻或高妙，而是因为其伦理价值已经内化为民众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儒家伦理价值不仅能抵抗西方文明的入侵，而且作为与西方文明的最大差异，还将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坚硬基底。这一点梁漱溟表达得最为鲜明。他说：“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其人生态度的复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

　　梁漱溟所说的“中国自己的人生态度”，就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北京大学图书馆展出的梁漱溟先生代表作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的缺失、滑坡、畸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要有效解决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底也应该是新的伦理价值的确立，并通过将其融入社会生活、内化为生活方式而真正发挥作用。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靠载体。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这样评价西欧的文艺复兴：“这是一次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今天也同样站在这样一个意义非凡的历史时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必将推动中华文明焕发新的荣光，必将铸就中华民族新的辉煌，必将成为激荡五洲四海、铭记千秋万世的时代强音。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主编，《孔子研究》主编，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