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属于中华色系五原色“青赤黄白黑”的扩充色系，指青色与黄色调制而成的间色。《说文·系部》，“绿，帛青黄色也”。关于中华五原色的最早记录见于《黄帝内经·素问》，之后由《周礼》记载。东为木、木青，南为火、火赤，中央为土、土黄，西为金、金白，北为水、水黑。五色对应五行，被儒家尊为“正色”，是地位最高的色彩。因此，像绿色、红色、紫色这些间色出现之后，最早是被统治者下令禁止在市面上出售的。孔子曾言，“恶紫之夺朱也”。但是这些间色后来大行其道，影响了传统五原色在人们心目中的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有别于儒家对所谓“正色”赋予的尊卑、等级意象，道家思想历来崇尚“自然”，推崇质朴素净的自然之色。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庄子提出“五色乱目，使目不明”。而自然之色当首推“绿色”，因在大自然中，自然之绿是无处不在的。对于原始社会的人们来说，繁茂的绿色草木不仅可以躲避危险动物的威胁，也是隐蔽地接近猎物、捕食它们的重要藏身之处。因此，“绿色是安全的象征”这一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信号灯采用“绿色”表示“前行”或“安全门”之意，其原由也在于此。

　　作为文字的“绿”，在先秦文献中主要就是指大自然界的植物、植物的颜色，以及用其染成的颜色。这种植物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王芻”或“菉”，现名荩草。《诗·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匊”。郑玄笺，“绿，王芻也，易得之菜也”。《说文·帅部》，“菉，王芻也”。《楚辞》中用“绿”表示植物颜色的用法有多处，“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据考证，先秦时期即用“王芻”“菉”来对织物进行染色。丝绸史学者赵丰认为，战国秦汉时期，荩草染色采用绿矾（或其他含有二价铁的物质）做媒染剂，控制适当的工艺，能得到一定鲜艳度的绿色。

　　古代中国创造出最早的化学颜料之一即为“铜绿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它是铜金属经过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表层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铜锈的色彩，化学名称为碳酸铜。这成为华夏文明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文化进程的颜色。自此，“绿色”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所画的青绿山水画中的主要用色。以《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画家王希孟在山峦上采用了绿中带蓝的碧色，以石青和石绿等矿物颜料为主色，效果出奇。以“绿色”为主要用色的山水画蕴含着中国古人深刻的“山水观”，极具哲学的高度，寄信仰、生活、情趣、意境于山川地理、山水文化、山河国家，体现为对极高人生境界的追求，这与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主体性张扬有着根本不同。

　　作为“自然之色”的绿色，蕴含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自然观，是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华文化追求天人合一，认为人与非人万物处于一个连续谱系之中，“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人绝非超越于自然之上。相信存在一种整体性的秩序，人道与天道是内在一致的，“万物皆是一理”。美国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详实记录了中国农耕文化中人与自然循环相生的绿色实践、绿色智慧，并对所创造的绿色奇迹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作为“自然之色”的绿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底色。从焦裕禄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在兰考县为应对“盐碱、风沙、内涝”植树造林，到谷文昌在东山县将“荒岛变宝岛”；从右玉县18任县委书记率领干部群众累积2亿人次坚持不懈治沙造林，到塞罕坝来自全国18个省份的三代林场人将高寒沙地建成世界最大人工林，再到古浪县立下种树治沙誓言的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他们与生态脆弱地区的恶劣环境作顽强斗争，将荒原变林海、沙漠变绿洲，他们为“绿色”底色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自然之色”的绿色，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底色，蕴含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伟力。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就对西方工业文明提出过深刻的认识，“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中华文化的绿色底色和人类文明的存亡危机，共同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能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顺应古人朴素的自然观，同时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自觉以对规律的认识指导行动，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对象性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是绿色的，发展方式是绿色高质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绿色低碳的。可以说，“绿色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主线。它既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正引导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创造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