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期，3D动画历史片《长安三万里》意外走红，成为街谈巷议之作。题目锚定长安，但山东元素不时闪烁，成为烘托主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域元素。

　　《长安三万里》以老年高适的回忆切入，讲述他与李白、杜甫年少相识后跨越数十载的情谊和追逐人生理想的故事。李白、杜甫功名仕途一路坎坷，高适半生蹉跎之后，暮年成为封疆大吏。因此，“长安三万里”，可以视为反映人生追求艰辛之作。

　　长安是唐朝京都，是政治理想和抱负的象征，但“三万里”却显示长安的“遥远”，所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是也。山东并不是李白、杜甫、高适的家乡，有幸的是，山东成为李白、杜甫、高适的“温暖之乡”。

　　在高适的回忆中，忽而长安与洛阳，忽而塞北与梁园，在干戈寥落的动荡岁月中，山东散发着炉火一般的温暖，庇护过三位诗人飘荡的灵魂。诗文记录显示，李白在山东济宁居住23年；杜甫曾先后两次来山东，在济宁等地累计时间长达8年之久；高适有几年常在齐鲁淮楚之间游历，其中在山东东平待了三年。

　　长安远，山东近；长安冷，山东暖。山东为什么能成为李白、杜甫、高适相聚之所甚至长居之地，最终不断勾起回忆？回答是：亲情、友情和缘分。

　　杜甫到山东，主要是父亲和兄弟在这边。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祖籍湖北襄阳，曾祖父杜依艺为巩县令，遂居巩县（今属河南），但杜甫的父亲杜闲在兖州任司马，他曾说：“东郡趋庭日”，意思就是说来接受父亲的教海。另外，他的弟弟杜颖，在临邑县任主簿。安史之乱时，他的另两个弟弟也在山东。

　　李白到山东，主要也是受亲情牵引。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年12月），《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文苑下·李白传》记载：“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这个记载当中，李白交友于徂徕山无误，但父亲任职山东说不确。

　　李白的籍贯，公开说法有四川绵阳江油、陇西成纪、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三种，山东只是“第二故乡”，根据李白诗集中的一首《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诗题中称呼“任城六父”，显然是李白的六叔父在济宁任城任职，而不是父亲。从李白诗文分析发现，其亲戚在鲁任职的还有不少：兄长在中都（今汶上）当县令，族弟李凝在单父（今单县）当主簿，从祖在济南当太守，近世族祖李辅在鲁郡（今兖州）当都督。所以，李白从湖北迁家到山东，是奔着亲戚多来的，他称自己为“侯门士”，即官宦之家，也不算夸张。

　　高适和山东的缘分，从地缘上说，比杜甫和李白都要近。高适(约704年—约765年)，唐朝渤海郡(今河北景县)人。渤海郡在隋朝时期，相当于今天山东省滨州市、商河县以北，乐陵市庆云县及河北省南皮县以东，黄骅市以南，东至海。因此，高适在地缘上似乎可以称作“半个山东人”。

　　高适的“第二故乡”梁宋，和山东也很近。公元719年，20岁的高适初游长安不遇，721年寓居于梁宋。“梁宋”地区，是今以河南省商丘市为中心的地区。西汉时期，商丘赫然矗立“三百里梁园”。这个梁园，大家并不陌生，在《水浒》第六回，鲁智深、史进二人说了一句后人经常引用的话：“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话中的梁园，就是吸引高适居住的地方。

　　梁园是西汉梁孝王刘武修建，是游猎、出巡、娱乐等多功能的苑囿，《史记》记载梁园“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范围不局限在今天的商丘，还包括今山东曹县、单县的部分区域，如单县栖霞晚照即是当时梁园胜景之一。1996年版《单县志·文物名胜》载：“栖霞山：又名梁王台，即今单城西南角高埠。栖霞晚照，为单县古八景之一。”其遗址在单县护城堤的西南部。这也让高适和山东产生了紧密的地缘联系。

　　宋州是高适的“精神眷恋之所”。高适从21岁到46岁，除几次出游外，多在宋州度过。据考证，高适在宋州创作的诗歌，能够确认的有69首之多。

　　高适和李白、杜甫三人第一次相见，就是在高适居住的梁宋。公元744年，43岁的李白和32岁的杜甫在当时的东都洛阳一见如故，结为挚友，分别前，二人相约在梁宋会面。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梁宋，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在这次梁园相会，李白写下了著名的《梁园吟》，并留下了千金买壁的典故。

　　高适和李白、杜甫相遇，三人一见如故，就和“山东”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公元745年，李白、杜甫、高适同游山东蒙山等地之后，在曲阜停留数日，高适、杜甫与李白作别——此次分别之后，高适与李白未再相见，高适和杜甫前去济南参加新任北海太守李邕的宴会。李白与杜甫相别时，杜甫写了《赠李白》一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值得注意的是，745年秋到748年末，高适在东平居住时间较长，曾作《东平路作三首》等诗，其中写道：“南图适不就，东走岂吾心。索索凉风动，行行秋水深。”

　　杜甫和李白在山东留下不少诗作。杜甫的《望岳》诗天下闻名，属唐诗名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千古名句；杜甫参加李邕宴会写的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写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也很有名，不仅是总结，贵在有预示——彼时，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李攀龙等济南籍诗词大家、文坛领袖还没有出现。李白在山东作诗不少，写泰山“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表现出“诗仙”本色。

　　高适和李白、杜甫三人在山东相处融洽。当时国家处于盛世末期，危机还没有爆发，社会环境平稳；从出身来看，杜甫和高适都属于名臣名将之后，李白是“商二代”，但其时诗篇已名誉天下，三人志趣相投，对未来怀着憧憬。

　　天宝十四载（755年），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对唐代整个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在社会危机前的不同选择对三人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人说，高适、李白、杜甫三人，就诗歌艺术才能比较，李白>杜甫>高适；就社会情商而言，正好相反，高适>杜甫>李白。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高适至德元载（756年），擢谏议大夫，不久任淮南节度使，晚年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李白政治眼光不足，在安禄山谋反之前，一度想投靠安禄山，幸好不遇，而在此之前，安禄山已有反相；李白后来成为永王李璘的幕僚，但李璘反叛，悲剧在所难免；而杜甫，《新唐诗》本传说“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难堪大任。

　　《长安三万里》中，有人对李白等人孜孜求于仕途之达不甚理解，其实，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人的职业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务农、做官、当兵，是主要的选项，像李白出身于商人家庭，反而属于社会的末流。

　　《长安三万里》中，有人对高适不能救处于反判阵营中的李白，也有微词。其实，反叛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大罪。高适做人既有情义又有原则：一是高适多次救助流落到四川的杜甫，说明他不忘旧情；二是高适在任谏议大夫时，敢于直言，比如玄宗打算用诸位王子分别镇守各地，高适极力反对，最终永王反叛也证明了高适锐利的眼光。

　　人事有沉浮，品格无价，真情无价。高适晚年在蜀州（今四川崇州）任刺史时，写下对故友杜甫的思念诗《人日寄杜二拾遗》，其中曰：“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杜甫晚年在夔州则作《昔游》，回忆与高适、李白在山东同游的往事，第一句就是“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单父台即宓子贱琴台，子贱是孔子的学生，曾作单父宰，鸣琴而治，后人思之，因名其台曰琴合，在今山东单县。

　　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光焰万丈，高适的诗歌成就虽然比不上二人，但“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帐下犹歌舞”等边塞诗，也足以名垂千古。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三人际遇不同，但在齐鲁大地相聚度过的这段真情岁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长安三万里，温暖是山东，最忆是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