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尼山圣境

　　受访者：孔子研究院研究员齐金江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文末的感慨。

　　2000多年后的2022年9月，“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孔子诞生地曲阜尼山举行，600余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人类文明多样性与人类共同价值”展开对话交流。

　　曲阜，孔子故里，地处山东省西南部，北负泰岱，南引凫峄，东连沂蒙群山，西俯平野千畴，泗水北枕，沂河南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里是古代东夷族部落居住中心，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主要地区，亦是周代东方的礼乐之邦。

　　儒学之源，儒教之根。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如今的曲阜，诗书礼仪文化历经千年传承已浸润到各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齐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德不孤，必有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里仁为美”等观念深入人心……这些年来，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曲阜不断擦亮孔子“名片”，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持续增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力、影响力。

　　千年曲阜，文脉悠悠。孔子故里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认同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树立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曲阜对我们有哪些启迪？就此，记者近日采访了孔子研究院研究员齐金江。

　　记者：我们知道，远古的神农“大庭氏之库”、少昊之墟“寿丘”等记载都与曲阜有关。那么，“曲阜”之名是从何而来的呢？从“曲阜的孔子”到“孔子的曲阜”，这中间又有着怎样的转换路径？

　　齐金江：曲阜是个古老的地名。“此地古号曲阜，是唯鲁都。” 这句话见于1400多年前的《李仲璇修孔子庙碑》，此碑刻立于东魏兴和三年(541年)，现存于曲阜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自鲁国定都于曲阜，这个称谓在先秦到两汉的典籍中也多次出现。

　　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文“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另据王谟辑《汉魏丛书》之应劭《风俗通义》记载：“阜，谨按诗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传‘鲁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属于山陵也。今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此外，臣瓒注《汉书》云：“鲁城内有曲阜，逶迤长八九里云。”

　　依据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总结的地名命名规律，可以看出曲阜乃“山陵”和“物象”结合的称谓。自隋代开始设“曲阜”县级建制至今，与“曲阜”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作为“鲁都”的曲阜：孔子在鲁国成为了“圣人”，鲁国的景物也“过化存神”“人杰地灵”。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孔子认为人的境界分为由低到高的五等：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所以，一般认为，孔子的“圣”乃“即凡而圣”。进而就把“曲阜”和“孔子”联系在一起，完成了由“曲阜的孔子”到“孔子的曲阜”的转换。曲阜是“‘圣人孔子’的曲阜”，是“即凡而圣”的孔子作为“凡人”生于斯、长于斯、卒于斯最后“成圣于斯”的“东方圣城”。这个圣域，不是出世的、高不可攀的，而是我们身边的、有体温的、可欲可求的、入世的；这个圣域是“多人版本”的，不是孔子一个人的“独角戏”；这个圣域是学理性的，可以讨论、争论、辩论的。对此，《论语》《孔子家语》等儒家经典多有记载。

　　记者：曲阜书院众多，且多因“圣迹”而设，其中就有座落于城南的春秋书院。传说，此处乃“孔子作春秋处”。中国历史上把孔子所处的时期称为“春秋”，大概与孔子作《春秋》有关。因此，也有学者把曲阜视为“大一统”思想的发源地。那么，《春秋》到底蕴含了怎样的“大一统”思想？

　　齐金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一道，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春秋》蕴含着“大一统”思想。那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孔子在世之时，作为海岱地区西侧桥头堡的鲁国，正处于中原诸夏与大东东夷的交界处。“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正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言，时代赋予孔子以使命担当：“孔子惧，作《春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关于“孔子作《春秋》”，曲阜流传的故事很多。孔庙圣迹殿里的《圣迹图》有106幅图，记载了与孔子直接相关的圣迹100余处。其中，“跪拜赤虹图”讲的就是“孔子作《春秋》”的故事：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九月而书成。以其春作而秋成，故名曰《春秋》。在“春秋台”上，孔子以《六经》供奉上天，北斗降下赤虹，落于案前，化为黄玉。在《春秋》中，孔子最早提出并完善了“大一统”的观念和范畴，所以，有人把此地称为“大一统”思想发源地。

　　依照诠释学传统的观点，孔子《春秋》“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阶段，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春秋时期管仲辅佐桓公“一匡天下”，在与子路的对话中对“桓公九合诸侯”统一天下作出了肯定，以其合乎“以仁为本”历史观给予理性分析和褒扬。因为这一观念在当时不宜公开宣扬，便作为“微言大义”隐含于《春秋》的一段经文里。

　　第二阶段，作为孔子后学的早期《春秋》公羊学家最早宣示并公开提出“大一统”概念。

　　第三阶段，东汉何休和唐代徐彦作为“《春秋》学”的传人完善了这一概念，使之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大一统”观念积久存深，其思想根植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沃土，见诸早期文献者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等。春秋晚期孔子对此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梳理，更成为孔子“《春秋》学”的微言大义。可以肯定的是，“大一统”思想源自先王传说、成于孔子儒家，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探索才臻于成熟而为体系。从孔子对管仲相桓公之“一匡天下”的肯定，到孟子“定于一”、荀子“一天下”，直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唐代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至此，“大一统”由草创到经传注疏，成为孔子儒学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范畴。

　　孔子及其后学对“大一统”认识的德性升华和仁本阐发，更是矗立起他所处的春秋晚期的时代灯塔，创立了聚合人心的孔子儒学。孔子去世后，“七十子”后学对“大一统”观念和范畴的进一步诠释，照亮了战国秦汉乃至更长时期实践“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记者：有人说曲阜有两个“三孔”，一是孔庙、孔府和孔林，二是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和尼山圣境。作为土生土长的曲阜人，从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您对此怎么看？

　　齐金江：曲阜“老三孔”是孔庙、孔府和孔林的简称，一直被视为凸显孔子儒学精髓的“圣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这一点，首先集中体现于曲阜孔庙的建筑、祭祀人物和碑刻。

　　就曲阜孔庙建筑而言，梁思成先生曾感慨道：“由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着眼，实在是一处最有趣的，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孤例。以一处建筑物，在二千年长久的期间，由私人三间的居室，成为国家修建、帝王瞻拜的三百余间大庙宇；且每次重要的修葺，差不多都有可考的记录。姑不论现存的孔庙建筑与最初的孔子庙有何关系，单就二千年来的历史讲，已是充满了无穷的趣味。”孔庙建筑的连续性，是对孔子思想尊崇持续性的表现。

　　就曲阜孔庙祭祀人物而言，孔庙主祀孔子的封号增变、配祀先贤先儒的递选更新，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国大事。大成殿内主祀孔子和四配、十二哲以及东西两庑的先贤先儒，堪称中国儒学史上的圣贤堂。

　　就曲阜孔庙碑刻而言，现存1000余通大大小小的碑碣散布各处，集中保存的如“汉魏碑刻陈列馆”“碑院”“十三碑亭”，揭示了汉唐以来尊崇孔子儒学的重要节点，被誉为“石头上的儒家文献”。“十三碑亭”又称“御碑亭”，乃孔庙奎文阁与大成门之间的13座碑亭，保存了唐、宋、金、元、清及民国时期碑刻50余通。御碑亭在大成殿殿庑圈的南邻，御赐的碑刻济济一堂、摩顶放踵，紧邻“圣域”和大成殿，暗合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道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三碑亭”中的碑刻内容，透露出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为巩固统治、安定天下，这些政权纷纷主动学习儒学典籍，尊崇孔子儒学，融入中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各民族的思想共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孔子宣扬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学习和传承的精神财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成为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加速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满足社会各界对孔子文化研究、传播、体验的需求，曲阜市相继建立起了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和尼山圣境。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仔细翻阅《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并作出重要指示。一年后，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作为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曲阜充分发挥传统文化资源优势，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强化责任担当，做好“登峰”与“落地”两篇大文章，奏响了以弘扬儒家文化为主旋律的“交响曲”。这一老一新的“三孔”，珠联璧合、承前启后，并借助演艺、创意、科技之风，不断推动了儒家文化传播、促进中华文化传承，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

　　记者：孔子“诗礼传家”的故事开启了孔氏家族的“庭训”家风，对后世中国人的家风家训家规产生了深远影响。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故事。

　　齐金江：在儒家传统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治理家庭的道理与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相通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府是孔子故宅基础上的拓展，也是孔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府邸。孔府文化涵盖了孔子儒家家庭教育、家族管理、个人修养、孝道传承等诸方面的内容。孔子家庭教育主要靠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循循善诱。“诗礼庭训”的故事见于《论语•季氏》。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孔子“诗礼传家”形成家训的突出特色，是一个人要培养充实自己、融入社会、担当重任所必需的文化根基。

　　孔子的孙子子思经过耳濡目染，继承发展了其家教思想。“诗礼传家”亦代代相传，成为孔府不变的家训。孔子去世之后，儒学的师徒传承与血缘传承交叉递进，曾子与子思同道，子思受业于曾子，并递传于孟子。

　　明洪武年间碑记所载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孔圣人五十五代孙“前衍圣公”国子监祭酒孔克坚的谈话，则生动体现了国家统治者高度重视孔家家教对于寻常百姓人家起到的示范表率作用。

　　记者：新时代新风采。请您简要谈谈曲阜与时俱进，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情况。

　　齐金江：如今，曲阜生活着36个民族，是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美好家园。

　　坚持以文化人，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些年来，曲阜市深入实施“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在成功创建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基础上，精心打造国家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依托孔子研究院、“三孔”等教育教学基地，创新“课堂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礼乐教学”的“四位一体”教学模式，打造现场教学点、体验基地15处。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涵养各族群众，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孔子研究院被命名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学基地、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曲阜市纳入全省第二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创建试点单位，鲁城街道西关民族社区、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被命名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孔府孔庙被评为济宁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曲阜市民族小学挖掘研发的传统体育项目《儒韵扇舞》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综合类比赛一等奖；体育项目《和善之美》荣获山东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综合类比赛银奖。

　　牢牢把握主线，着力建设各民族互嵌融居的和谐家园。扎实推进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创建试点工作，去年11月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通过《曲阜市省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创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持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大行动”。全域创建“花开曲阜石榴红”民族工作品牌，构筑社会服务基地。精心打造了息陬镇春秋嘉苑、尼山镇鲁源新村等红石榴示范社区（村居），高标准建设西关红石榴主题公园、圣城家园、尼山镇鲁源新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微广场，开展了红石榴机关、红石榴企业、红石榴家庭、红石榴窗口等示范创建活动。组织开展“邻居节”“结对子”“心连心”“百姓儒学节”等多样化联谊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孔子故里生生不息。

　　（作者齐金江为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负责人和首席专家。本文系国家民委委托项目，山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课题项目，孔子研究院、曲阜市委统战部重点项目“孔子儒学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