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共四十九篇，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除了少数单篇作者或可具体落实之外，大多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认为，《礼记》本是孔子门徒共撰所闻的著作，后世通儒又各自斟酌损益以续学。后世不乏对《礼记》作者的讨论。

　　01

　　成书背景：

　　于礼崩乐坏中重建仪礼秩序

　　《礼记》成书的时期，是礼学由衰落到兴盛发达的重要转折点。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儒家所建立的礼义秩序也伴随着政权的交替而轰然崩塌，及西汉初年，礼崩乐坏，天下嚣嚣。因此刘邦即位后，十分重视礼仪的制定与执行。博士叔孙通征聘鲁地儒生，采用古礼并参秦的仪法而制礼。由于其简明易行，同时适应了加强皇权的需要，于是汉礼炳然大备。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初的礼学得以迅速发展，礼学家纷纷开始了对礼书的纂辑。《汉书·儒林传》记载：“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其中“小戴学”的开创者，指的就是《礼记》的编纂者戴圣。

　　颜师古称：“《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礼记，其实就是关于“礼经”的“记”，即对“经”的诠释讲解。孔子教授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载体，但是由于文义古奥，不易通读，因而后世研习的时候往往需要有辅助性的解注。于是，《易》有《十翼》，《春秋》有《三传》，而《礼》则有《礼记》。

　　广义上的“礼记”指的是包括《仪礼》等先秦古礼在内的许多的礼论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礼类十三家，有“《记》百三十一篇”，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礼记》一书，是西汉礼学家戴圣在前人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郑玄《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因此《礼记》非出于一人之手，其中篇章所成年代也不同。例如，《中庸》是东周时期的子思 所作，《缁衣》是战国公孙尼子所撰，《月令》为秦国吕不韦所作，《王制》则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为。

　　《礼记》是一部儒家礼治思想的资料汇编，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学思想最重要的思想典籍之一。《礼记》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领域，包罗万象。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称其“补礼经之所未备，以会通于事物之变，而为之定体也。”它的诞生，标志着儒家“三礼”的正式形成，同时也意味着儒家从《周礼》开始建立的礼学思想体系的正式成熟。

　　02

　　成书过程：

　　从附经而作到定本流传

　　作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礼记》的源起与形成一直备受后世学者的关注、讨论与探究。尽管始终未有定论，但是基本可以确定其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由于《礼记》各篇来源不同，各篇所形成的年代也不同，因此《礼记》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通常认为，《礼记》的形成有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分别是附经而作、单独成篇、选编成书和定本流传。

　　（一）附经而作

　　“礼记”是礼学家对礼经的解释以及他们所采择的各种意见的辑录。最早期的学者在学习礼经时，在每卷经文后面的空白竹简随手附记说明或感想，这些记文便是早期附经而作的痕迹。像是《仪礼》中的很多篇章，都在篇末标注“记”一字。“记”后面的内容，或接续书写对经文的发明，或记礼节之变异，或记传闻。这些“记”，就是“礼记”最早的形态。

　　（二）单独成篇

　　“礼记”单独成篇的形态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专家在战国时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上发现了《礼记·缁衣》篇，《礼记·孔子闲居》也在同时期的竹简上被发现。学者认为，由于先秦时期简帛流传不易，所以书籍多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根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叙》的记载，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壁而得古文典籍数十篇，其中就有“礼记”。这里的“礼记”，也被许多专家认为是书的单篇。

　　（三）选编成书

　　汉宣帝时期，太子太傅萧望召集儒生若干人齐聚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戴圣也在其列，讲授《仪礼》。但是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仪礼》虽然形式具体，却枯燥乏味，有些“礼法”甚至在脱离了先秦特定的时代背景之后就变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而当时传世的“礼记”，累积了历来许多儒家学者的精彩阐释，将各种仪节赋予精神与意义，可让平淡无奇的礼单变得生动，深化礼义。因此戴圣从中选编出适用的礼学参考资料，编纂为《小戴礼记》，作为讲学的辅助材料。

　　（四）定本流传

　　戴圣虽然编纂了《小戴礼记》，但由于《小戴礼记》的初衷是为了配合讲学的需要，因此选录的篇目会根据实际需求而做出变更，因此《小戴礼记》最初并未定本，初版与再版的内容未必相同。直到东汉时期，经学家郑玄为“三礼”作注，阐发礼义，大大增加了《礼记》的可读性，并确定了《礼记》四十九篇目的固定内容，才使《礼记》独立成书，一直流传至今。

　　03

　　内容分类：

　　古代礼治思想集大成者

　　儒家“三礼”之中，《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而《礼记》则针对具体的礼仪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儒家礼制思想及其重要意义，全书共有四十九篇，都是与礼直接、间接相关的内容，范围十分广泛，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记述、阐释了儒家礼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其他的古礼经，经文内容大多是礼节仪式，因此即便熟读经文，但是由于缺乏对这些礼仪程序的解读，很难明白它们背后的用意，《礼记》则涵括了阐释礼经意涵的篇章，补足了这一缺憾。《礼记》中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篇章，是阐释《仪礼》中相应的专礼，而《丧服小记》《问丧》《间传》等篇，则弥补了《仪礼》中的《丧服》《士丧礼》等篇的不足。除了阐释古礼经义之外，《礼记》也补充了其他古礼经中没有的礼仪规章。

　　由于《礼记》的内容十分驳杂，因此历史上有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见解对《礼记》重新进行分类，试图提纲挈领地了解《礼记》。如西汉的刘向将《礼记》分为了十一类；元代的吴澄将《礼记》分为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类；梁启超将其分为十类等。学者的分类往往是见仁见智的，所持标准不同，类目自然就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