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三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高端论坛暨《三礼学通史》专家评鉴会”以线上方式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

　　《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儒家典籍通常被称作“三礼”，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可相关通代学术史的研究，却一直处于空白状态。丁鼎教授、邓声国教授、郭善兵副教授、张帅副教授、潘斌教授、林素英教授和夏微副教授、马金亮讲师“十年磨一剑”，合作完成了《三礼学通史》，并由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12月出版。此前，《三礼学通史》研究课题于2009年由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批准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在本次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三礼学通史》的出版，对我国礼的起源、礼制的形成和重要地位，以及传统礼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礼的起源和形成

　　礼，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被称作礼仪之邦。《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儒家典籍奠定了传统礼制文化的范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代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说明礼仪是华夏民族得名的来源，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象征。但关于中国“礼”的起源，国内学界尚存争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祀神灵、祈求幸福的一种宗教仪式。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认同礼制起源于祭祀的观点。他表示，礼制和祭牲关系十分密切，且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商和周是分别发源于两个不同地区的势力集团，商人起源于东方，是东夷族的一支；周人则起源于西方，一度与游牧民族势力相互交融。甲骨文卜辞所记商代祭祀用牲，以牛、羊、犬为主，其数量动辄三十、五十、三百、五百，有时甚至多达一千，饮料祭品“鬯”（郁金草和黑黍酿的香酒）的数量多至百卣（酒器），这些祭牲中的“仪器”和各种“仪式”，反映出商代赋予祭祀重要的社会职能。

　　《周礼》一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传统礼制文化开始规范化。《周礼》在汉代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史传周公旦“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诸如此类的“礼乐制度”都在《周礼》一书中得到较全面的体现。但关于《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迄今仍无定论。不过，综合比较各家之说，现代学术界普遍认可《周礼》为“东周-春秋人所作”说。该书作者可能借鉴了周公当年制礼作乐时所制定的一些典章制度，参以自己的设想，根据东周初期的社会实际，编制出这样一部体例严整、结构完备的有关职官制度的专著。《周礼》虽非周公所作，但保存了许多西周制度，信而有征。

　　《仪礼》一般认为是孔子采辑周鲁各国即将失传的礼仪加以整理而成。春秋时期的孔子是周公礼制文化的继承发扬者，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仪礼》今存十七篇：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后世历代礼典的制定大都以《仪礼》为重要依据。

　　《礼记》是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汉族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分属于制度、通论、明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记、吉事等，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记载了非常丰富、系统、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从此盛行不衰。这样，汉代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于学官，为五经；唐代加《周礼》《仪礼》，并将《春秋》分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九经；至开成年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南宋复增《孟子》，形成十三经。

　　南京大学徐兴无教授认为，《三礼学通史》这个“通”字意味深长，传统文化的礼仪制度正是历朝历代上下贯通，以《周礼》初步规范，最终在宋代定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礼仪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礼由“内心”态度决定

　　在儒家思想中，“礼”是指规范制约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

　　“礼”与“仁”是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两个核心价值观念。关于这两个范畴的关系，现代学术界还有不同见解。在本届论坛上，专家对“礼”的重要性有深化认识。

　　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认为，礼涉及形上形下、政治、军事、人事等各个方面，从人伦生活到具体的行动，都离不开礼。和“仁”一样，礼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是因为，“仁”的外现就是“礼”，一个人的“仁”最终是通过“礼”来呈现的；“仁”藏于心，但人们眼中能看到的就是“礼”，“礼”和“仁”是一体的，是中国人终极关怀最完整的体现。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对一个人采用什么样的“外礼”，是由“内心”的态度决定的。《论语·阳货篇》载：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自己，孔子却不见他，他就馈赠给孔子一只蒸豚。孔子重视礼节，认为“来而不往非礼也”，就选择阳货出门在外的时候才去他家拜谢，这样就可以说：我去看你了，但正逢你外出。但不巧两人在路上相遇了。阳货是鲁国权臣季平子的宠臣，在孔子17岁时，就已经做到了季平子的大管家。阳货有才无德，“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宁愿远离故乡风餐露宿，也不愿违背原则与阳货这种小人同流合污，但阳货给孔子一只蒸豚，孔子不好不回礼。这样的“外礼”正是因为“内心”的态度在起作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教授认为：总体来看，“礼”和“仁”的关系是辩证的。“礼”是形式，“仁”是内容，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势。对中国文化要有客观公正的理解，对“三礼”的了解是必须的。“三礼”对规范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其中《周礼》的官政文化对中国官制有指导作用，《仪礼》的冠婚丧祭成为中国人基本的生活形态，《礼记》展现了中国人的理想世界。

　　“礼”是变迁的

　　礼制文化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社会在变，礼仪制度也需要变。前段时间，记者参加了一场婚礼，深有感触。现在城市里青年男女结婚，新郎穿一身深色西服，新娘则是穿白色婚纱，从装束上说，这是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但是新郎和新娘向父母行礼又具有传统的中国婚礼特征，整个婚礼程序是“中西合璧”。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杨志刚教授认为：历史地看，近代以来有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如今则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变”字，说明了“转变”的重要性，这是我们文化工作的出发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礼制文化的与时俱进。《三礼学通史》既是传承，也是开创，礼要具有时代特征，礼学要回应“变”。变就是文明的转型，要从传统文明的核心入手，加强文明研究和礼学研究，在文明转型中，构建新的礼文化，使其成为新文明的组成部分。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文明、和谐、平等、法治、敬业、诚信、友善”最终都通过外在的“礼”展现出来，这是富有时代气息的礼仪文化。

　　湖州师范学院李学功教授认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礼”的变革是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体系，学科体系是其中的关键体系。周公为国以礼，我们今天需要考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礼学学科，从礼学发展中理解中国道路，从体制运行的层面诠释制度自信，从学理层面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价值，从文化视角认识文化自信，从历史流变中坚定历史自信，这是一项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工作。